严复对中西学的“格义”

严复对中西学的格义实质上是予中学以西学的诠释，用西学补中学之不足。这种采近代西学之“石”，攻经典精义之“玉”的理智心态，对传统文化机制进行创造性转换的努力，起到了破块启蒙作用。     

“五四”文化保守思潮兴盛的原因及地位

“五四”后的文化保守派和新文化启蒙者一样,都把民族的现实危机与民族的文化精神直接联系起来。但文化保守派认为,“西学”的输入打破了传统道德体系,致使道德堕落、世风日下。因而,他们从各个层面用各种手段来维护传统文化,并试图用民族文化精神作为对抗西方的最后一击;在处理历史功利与道德情感二者的关系上,强调后者。     

传统道德的功利因素及其评价

传统道德体系并不像人们所理解的那样 ,是禁欲主义和重义而轻利的。实际上 ,传统道德包含着许多功利因素。孔子的“利民”、“惠民”、“富民” ,孟子的“制民之产” ,荀子的“人生而有欲”等。传统道德重视功利 ,也重视以礼节之 ,是一种适度的功利主义     

康有为早期大同思想的形成及其与第一次上书的关系(续完)

康有为信奉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圣人之道,以实现“治国平天下”作为圣人的事业,因此他对世界的看法不是近代的国家民族观念,而是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这一观念是康有为认识西学,接受西学的一个思想基础。康有为的天下观即世界的观念正象梁启超批评的那样:“中国儒者动日平天下,治天下,其尤高尚者如江都繁露之篇、横渠西铭之作,视国家为渺小一物不屑措意。”     

晚清出游西方者的惑与达

晚清出洋者行游西方，获得了对西方社会的直观认识。于器物层面，他们惊诧近代科技的进步，对其进步动因感到困惑，但他们将西方科技源头纳入东方，为西学在中国思想体系内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于社会习俗，他们惊诧西方“尊女”之风，但他们以“从其国风”保留那份对传统的尊重。无论是困惑还是达观，不违背传统，“西学中源”和“从其国风”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为吸收西方文化提供了便利。通达看待西方报业则显示了晚清思想界发生的某些积极变化。     

守山阁学人群体的崛起与明清“西学”的延续性：以《几何原本》为例

一般以为明末利玛窦、徐光启引进“西学”以后,“利徐之学”在清代曾经中断,似乎只在“鸦片战争”以后,晚至“戊戌”时期的康、梁一辈学者,才重新开始“西学”启蒙运动。然而,清中叶以降江南地区学术传承脉络证明：以钱熙祚、顾观光、张文虎、李善兰为核心的学者群体在1837年即通过抄录、校勘、刊刻“守山阁丛书”,研究和传承明末耶稣会士翻译的天文、地理、数学等著作,并为战后之“西学”复兴做了铺垫。“守山阁丛书”及一系列包含“西学”书目之丛书的刊刻与发行,证明江南地区的乾嘉学者有一种内在和纯学术的热情。如同笛卡尔、帕斯卡哲学提倡“几何学精神”一样,李善兰、伟烈亚力续译《几何原本》(1858)后九卷,接续利玛窦、徐光启的“所以然”的“metaphysical study”,表现了“西学”启蒙运动的延续性。19世纪30年代起,“守山阁丛书”刊刻实践,以及与之相关的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京师同文馆、广方言馆译书活动,是一种延续性事业,更是“戊戌变法”中“西学”宣传运动的基础。总之,“守山阁丛书”学人群体的学术自觉,并不能以“冲击—反应论”的模式来解释,而需要某种形式的“内在理路”来说明。     

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中的晚清海防战略嬗变

晚清海防战略嬗变是近代古今中西之争的产物。从中西之争看，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在师夷之“技”“学”“道”的过程中，海防战略经历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塞防与海防并重”“以精炼海军为第一要务”“海权论指引下重建海军”的嬗变历程。从古今之争看，与“师夷”相伴的是对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维护，既有改良派、洋务派及维新派在“器变道不变”“中体西用”“道器兼备”及“由器进道”的思维框架中吸纳西学以维护传统，也有顽固派通过抵制西学以维护传统。古今中西之争既促进了海防战略嬗变又制约其西化的彻底性，进而对晚清海防成败产生了深远影响。     

牟宗三对“仁”的诠释及其康德影响

牟宗三以孔子“仁”的“觉”、“健”特性为逻辑起点，“践仁”以接契“天道”，并以孟子的“不忍人之心”，宋明儒的“仁心性体”释“仁”；不仅如此，他还把基督教的“上帝”和康德的“自由意志”比作“仁”，将“仁”视为生天生地的绝对形而上道德本体，并从中开出现代民主和科学的外王来。这为后人研究“仁”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也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只有深入开掘儒家“仁”学传统，将“仁”与生活实践相结合，并作出西学的创造性诠释，才具有方法论的价值和意义，也才能切实有效地为构建现代新儒学服务。     

从“士”到知识分子——略论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

“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的废止和不可避免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促成了传统知识分子“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而这都归根于近现代中国势如危卵的内外形势。为了自强自救,传统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无用之学”,不得不致力西学。     

悉数东西方文化

百年来,无论怎样引进西学和检讨传统,国人对于作为西学核心的精神之神圣价值和学术之独立品格的观念依然陌生,中国文化的实用传统依然根深蒂固     

析“忠恕之道”及其当代意义

“忠恕之道”的本质精神不是“忠君” ,而是推己之心以爱人。它不仅是道德原则规范 ,而且是道德实践方法 ,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从现实看 ,“忠恕之道”尽管不属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体系 ,但作为优秀的传统道德精华 ,它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建设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 ,并成为引导人们弃恶扬善 ,趋善避恶 ,从道德低境界走向道德高境界的重要阶梯     

知识分类的变迁与近代学人治学形态的转型

基于学术为本政治为用的“学为政本”的观念,清末民初的学人认为传统的中国学术已无法应对内忧外患的晚清政局,转而面向西学。西学的大规模东渐,非传统的四部之学可以容纳,在接受西学的过程中,新的学术分类体系与学科制度逐渐形成。分科治学成为近代学人的新的治学形态,这种新形态一方面推进学术的近代化,但是同时也造成了学者们知识的割裂支离,缺少传统学者的涵泳与体会功夫,对文史哲等传统的人文学科发展尤为不利。     

神话为何属于文学研究？——以晚明、晚清西学分类为起点

晚明是华夏第一次对西学大量译介和争论的时期,晚明士人对西学分类的认识、以及西人介绍西学时的策略皆能体现中西文化最根深蒂固部分.晚明西学分类的次第观念为文学（教育之用）→医学、海学等等→理学→天学,只有本土理学、天学才是正统.晚清士人受此影响并参入新因素,即在“学”与“理”中间加入“政”,形成器物之学→制度之学→文化之学的递进关系观念.在此基础上,晚清传入“神话”——这种外来“知识”仅关乎古希腊等异邦的“神”之故事,它既无法对应中国的“天”之内容（历象、人伦、物理、祭祀、五帝、祖先等等）,也无法抵达“格物穷理之大原本”,仅有启迪民心的教育之用,从属于“文学”.受此观念影响,中国神话学逐渐从属于文学研究.尤其在当下学科建制中,神话研究者基本集中在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这促使学界需要更深层反思中国现代学术史观念,以及“神话”及神话学何以能更贴切本土文化问题.     

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家庭教育主阵地

家庭教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阵地。在理论前提上,家庭教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目的、内容和方式上的契合;在教育的固有功能特性上,家庭教育具有教育范围的广泛性与基础性优势、教育身份的亲和性与权威性优势、教育对策的及时性与针对性优势以及教育内容的丰富性与传承性优势。通过梳理家庭教育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现实挑战,发现目前我国家庭教育尚存包括教育理念失衡、教育主体缺位、教育单向传输、教育方法不当在内的各种不足,据此提出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家庭教育主阵地的具体举措：传统家庭教育的宽严相济和现代家庭教育的丰富多样相结合;传统家庭教育的以身作则和现代家庭教育的双向滋养相结合;传统家庭教育的因材施教和现代家庭教育的理性认知相结合;传统家庭教育的重视环境和现代家庭教育“家校社”联动相结合;传统家庭教育的家国情怀教育和现代家庭教育的“五个认同”教育相结合。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倡和践行节俭的道德价值研究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秉持传统伦理精神中的尚俭理念提倡和践行节俭,发挥了传统节俭之德应对现代化进程中诸问题的“道德锁匙”作用。党提倡和践行节俭的道德实践涤荡了奢靡之风和浪费现象,磨砺了党的奋斗意志,密切了党群关系,彰显了党的德性,诠释了“知行合一”的党德价值观,体现了党的道德自信精神。同时由于中国传统节俭之德内蕴着丰富的生态爱护情怀,党提倡和践行节俭的道德实践还具有继承和拓展传统生态伦理意蕴,以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道德价值。     

“君子之远其子”与“君子之不教子”论

研究我国传统的家训资源 ,从中继承并发扬对当代家庭教育有指导意义的思想 ,使之上升为有普遍性、可操作性的观念。“君子之远其子”不是指父亲疏远子女、父子不亲授 ,而是指父亲在教育子女时应采取“严、正”的态度 ;“君子之不教子”的“子”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儿子 ,“子谓不肖子也” ,对于不肖子采取“易子而教”也不失为一种办法。澄清这两句古训还之以本来面目 ,发展其当代意义 ,可以解决对之误解而带来的困惑 ,同时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意义 ,并对不肖子的教育提供一种新思路。     

“道德视景” 与 “感时忧国” : 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 再审视

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 受 “新批评” 派及利维斯 《伟大的传统》 之影响, 早已是学界老 生常谈的事实。 但为什么是 “新批评” 和 “大传统”, 亦即新批评和大传统如何影响着夏氏的选择和批评判 断, 以及这种 “影响” 在什么意义上才是有效的, 却缺少追问。 从道德的形式到形式的道德, 夏氏孜孜矻 矻于小说史对 “道德视景” 的呈现, 在其持久的道德热情背后, 映射出的是一个华人知识分子有关家国和 文化传统的道德焦虑及其孤悬海外的道德身影。 当我们对这部问世已 60 年的著作重审细读可以发现, 夏氏 认同、 珍视中国现代小说 “感时忧国” 的大传统, 正是其当年孤悬海外、 反观故国时, 以学术研究的形式 而 “感忧” 的道德生活与道德抉择, 以小说史的写作来完成对自身生命 “不完整” 的补偿和深切拥抱。     

从《孟子微》看康有为社会道德观的得失

有为的《孟子微》，集中反映了康有为对中国传统道德观的继承，对西方道德的吸收，对近代新功利主义的提倡，以及对未来社会道德理想的憧憬，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转换的标志。《孟子微》中提出的道德与“天则”“教化”说、道德与“人禽之辨”、道德与“三世”说，至今仍具有借鉴的价值。     

从“满汉”到“中西”:民初清遗民视野中的“华夷之辨”

“华夷之辨”是儒家文化核心观念,有种族之分和文化德性之分。清末满汉对立思潮崛起,强调基于种族之分的“华夷之辨”。辛亥鼎革后,清遗民一方面反对这种基于种族之分的“华夷之辨”,从文化德性之分的角度强调清朝统治的正统性,并且从金、元等历史资源中寻求支撑;另一方面,他们强调“君臣大义”的绝对性。与此同时,他们将民国后国内外的混乱皆归咎于西学,认为让世界久安之道必然还是“莫备于周孔”的中学,至此在他们视野中,中西夷夏地位逆转。清遗民的“华夷之辨”,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君主制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合二为一的道德主义论述,虽然其与具体的历史语境已然“错置”,但作为一种文化思潮,还是对后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有着重要的影响。     

《国学课堂》序

中华为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学术辉煌,文献丰富,世所罕见。学术本无国界,为何出现“国学”一词呢?中华学术,自成体系,西洋学术东渐以后,为了有别于西学,中国人对本国的传统学术,采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名称。清末,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般人称西洋学术为“新学”,中华传统学术为“旧学”。又有《国粹学报》(邓实主编)、《国故论衡》(章炳麟著)之出版。所谓“中学”、“旧学”、“国粹”、“国故”等词,逐渐为“国学”一词所代替。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章炳麟在日本主持“国学讲习会”。民国后,北京、清华、东南大学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