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新知

◇国务院：明确临时救助的家庭对象 国务院日前发布《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通知》明确临时救助的家庭对象,即因火灾、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等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给予临时救助。联通知》明确,临时救助是国家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     

社区动态

第一时间救助制度,要的不仅仅是快父母双亡,撇下未成年的孩子;房屋失火,家产全部烧毁;因患重病,无钱医治……对于突发状况而陷于贫困的家庭如何及时实施有效的社会救助?新年伊始,山东省莱西市民政局下发《关于强化第一时间救助意识进一步畅通紧急救助"绿色通道"的通知》,建立起第一时间救助制度。《通知》对如何畅通绿色通道作出具体规定:一是在全市村级建立由村(居)委会成员、灾害信息员组成,     

设计好制度让居民远离因病致贫

在现实生活中,因病致贫往往让很多家庭陷入困境。为健全和完善临沧市社会救助体系,减轻城乡特殊困难居民群众重特大疾病患者医疗负担,云南省临沧市自2012年制定出台《临沧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机制的实施意见》后,逐步建立起程序便捷,管理科学,操作规范,与相关医疗保障制度紧密衔接,覆盖城乡困难群众的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制度。     

对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办法的探讨

2003年8月1日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国务院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办法》。救助管理站目前的职能是负责救助那些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不享受城市“低保”和农村“五保”、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救助原则是自愿求助、无偿救助。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年来的救助实践让救助政策越来越深入民心，不少困难群众得到了及时的帮助，解决了一时之难，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以人为本、为民解困”的救助理念。但是在救助过程中，也有一部分人混迹于困难群众之中骗取救助，还有的则好逸恶劳以乞讨为生，不愿接受救助，怎样才能让国家资金安全有效地用于救助困难群众，又能让职业乞丐改变陋习，     

中国社会救助制度：从仁慈到正义之路

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与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内涵在不断拓展变迁,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传统的救灾救济阶段、以城市反贫困为主的改革阶段和城乡统筹、逐步定型规范的阶段。在社会救助制度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制度名称从“救济”转为“救助”,制度内容从单一生活救助向综合救助过渡,获得救助从接受恩惠转为公民权利．提供救助从道义扶助转为政府责任,这些均意味着制度的精神动力和道德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仁慈逐步迈上了正义之路。然而,目前制度的发展完善还任重道远,但可以肯定的是正义作为中国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道德根基和精神动力的终极目标是不会改变的。     

浅论我国刑事被害人补偿救助制度的建立

加强对刑事被害人保护，建立国家补偿救助制度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司法政策的趋势。我国在此方面还存在缺陷，因此有必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从三个方面构建起刑事被害人补偿救助制度：首先，将其纳入社会救助体系；其次，要建立起社会救助、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相互协调、衔接的机制；第三，要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被害人补偿法》。对于补偿法的制定应注意以下几点：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石，民主为基础；体现以人为本理念和国家责任理论；体现公开正义和人道救助原则；注意针对性、宽泛性和可操作性。     

新型社会救助制度:成就、问题与发展方向

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初步建立了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救助制度、五保供养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新型社会救助制度体系,社会救助覆盖面不断扩大、救助力度不断增强、法律建设取得了较快发展。然而,中国新型社会救助还存在救助理念滞后、二元分割现象明显、责任分担机制不合理、待遇调整机制不科学、对象瞄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研究认为:新型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方向是确立积极的社会救助理念、统筹城乡社会救助发展、完善瞄准机制、建立合理的待遇调整机制。     

新政新知

民政部开展社会救助专项整治 民政部于近日印发《开展社会救助专项整治提高为民服务水平活动方案》，从现在起至2014年9月30日开展“人清保”“错保”专项整治活动，并加快推进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全面提升基层为民服务水平。     

论建立我国特困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特困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以确保被害人的利益为基础和出发点,以保障被害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为根本目的,以救助的方式实现被害人与加害人、被害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无论是从理论基础还是从现实基础来看,通过立法建立一部科学、合理的《特困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法》,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互联网+”背景下的社会救助：现代功能、实践困境及实现路径

社会救助与“互联网+”的融合是推动社会救助工作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互联网+”社会救助主要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优势,以成本低、网络化、互动灵活性强等优势创新社会救助服务方式,实现社会救助的多元化、社会化、精准化和高效率。社会救助制度从应急化范式到民生共享范式的演进过程中,“互联网+”社会救助助力社会救助对象精准化识别、救助信息跨部门共享、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社会救助整体性治理,为构建社会救助的民生共享范式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实现载体。然而,“互联网+”社会救助在发展中面临信息弱势群体、共享壁垒、信息安全及准入机制等需求表达、管理与协作、技术、资源等现实困境。因此,应更新社会救助理念,改进贫困识别机制,拓宽需求表达渠道;破除制度碎片化运行,优化社会救助资源合理配置,实现救助的制度整合;提升社会救助政策目标,完善社会救助的法律法规体系;搭建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构建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协同和网络服务机制,促进“互联网+”社会救助新发展,实现社会救助工作的整体性协同治理,推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论城市贫困救助中的服务型救助

发展服务型救助是新时期我国城市贫困救助在救助理念、内涵、形式等方面的全面拓展,是以提供服务的形式开展的社会救助,是城市贫困综合救助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城市贫困救助既有的基本生活救助、专项救助和应急救助互相搭配、各司其职,可以有效地解决反贫困实践中制度刚性与需求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应从框架设计、机制设计、技术设计、监督评价机制、经费保障等五方面创新发展服务型救助的政策。     

建国70年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与展望

社会救助在权利上理应面向全体社会成员,救助项目当逐步齐全,救助标准要适当适宜。改革开放以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政府坚持基本生活救助为主,分类实施整合社会力量,逐步建立起以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的新型城乡居民救助制度,并逐步拓展到五保供养、教育、医疗、住房以及临时救助,救助人数众多,救助标准不断提高,救助项目持续扩大,救助机制不断完善,社会救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是,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社会救助事业还面临着救助项目偏向于资金救助而服务类救助略显不足,救助方式上偏向于单项救助而综合救助较为不足,社会救助的科学性不足以及实施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因此,要将传统互助文化融入现代社会救助事业,探索建立以救助对象为主的综合救助办法,建立更加科学规范的救助机制,形成城乡整合的社会救助办法,推进社会救助事业的持续发展。     

我国社会救助立法的经济学思考

社会救助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障安全网的"兜底线"。变革立法模式,制定一部体系完备、操作性强的《社会救助法》,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性选择。在立法过程中,应当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使二者协调统一。社会救助作为一种特殊的准公共产品,需要建立以政府为主、以社会为辅,二者相互补充的多元化、多层次社会救助框架体系。在当前的约束条件下,我们需要转变救助方式,防止福利依赖,强化监督机制,避免道德风险。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救助立法的最高宗旨,发挥社会救助制度的最大效用。     

从收容遣送到社会救助制度变迁的法理学分析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和生效宣告了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从收容遣送到社会救助制度变迁说明了中国社会在进步,体现了对基本人权的人文关怀。然而,救助制度的良好运作则有赖于与现行制度的衔接。     

论医疗救助制度运行中的道德风险及防范

医疗救助制度的运行过程中,道德风险源自医疗救助制度的执行主体与相关利益主体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倾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执行主体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搭便车”现象则是相关利益主体道德风险的形式。以信息共享破解信息不对称,重构医疗救助制度的他律体系,用道德自律约束相关利益主体,是有效防范医疗救助制度运行过程中道德风险的策略。     

新时代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管理是高校党建工作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2022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深化“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教思政司函[2021]7号）引导各试点学校进一步深化教育培训方式、管理服务体系、合作培训体系和保障机制,建立党委领导、团队管理、学生参与、保障机制等机制、措施和方法,建立一个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或在部分试点区域内推广的可复制的模式,是对新时期加强高校党建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精细化水平的重大改革举措。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的试点工作,要把“三位一体”作为主要载体;把“一线规则”作为实施“一站式”学生社区的最好方式;把“风险防范”作为第一线阵地,为培养时代新人创新空间。     

论我国社会救助中的监督管理机制——基于“张海超事件”后续发展的思考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实施,结束了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碎片化"的局面。社会救助作为维护公民基本尊严的托底制度,理所当然需要严格监管。"张海超事件"的后续发展暴露出当前我国社会救助中的监管机制存在着审查标准不够细化、执行程序过于简单、救济程序不完善等问题。《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作为临时性法律,只是从宏观层面上完成了社会救助的笼统性规范,却无法进行具体规制。为了更好地实现救助目的,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权,民政部门有必要通过行政立法对《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进行相关制度配套,从而完善我国社会救助中的监管制度。     

“后小康时代”社会救助制度的调整优化——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

我国现行生存型社会救助制度已经无法顺应“后小康时代”农村贫困形式变化的需要、无法满足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无力助推乡村振兴的实施,迫切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视角,“后小康时代”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应该向积极和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转变：价值理念上,从消极被动的事后补救转向积极主动的事前预防;制度目标上,由满足贫困群体低层次需求转向兼顾高层次需求;救助主体上,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参与;救助对象上,从政策受益者向政策边缘人延伸;救助方式上,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救助体系上,由“碎片化”到“整体化”。转变。     

中、韩社会救助制度改革比较研究

张浩淼在《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上撰文指出，在应对新生贫困等社会问题时，中韩两国都选择与实施了新的社会救助项目而放弃了原有的社会救助项目，即我国用最低生活保障取代了传统的社会救济制度；韩国用国民基础生活保障取代了原有的公共救助制度。     

养老服务社会救助:一种必要的制度安排

结合中国实际,阐述养老服务社会救助是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建立养老服务救助制度的必要性,并提出对策建议:将社会救助范畴进一步延伸至养老服务领域,设置相应领导管理机构并明确其职责;建立科学、严格、快捷的甄别和反应机制;完善社区功能,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和社区建设,为养老服务社会救助提供可靠的平台支持;建立和完善财税及信贷支持政策,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鼓励非营利组织、企业及个人积极参与养老服务供给,为养老服务救助提供必要保障;建立养老服务社会救助监督和评价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