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之比较

本文通过解读雅克·德里达 (JacquesDerrida)的《何谓诗》一文 ,阐述了德里达的诗学 ,并指出了德里达的诗学同中国传统诗学的一些相似之处。德里达不落西方传统诗学的窠臼 ,用两个词回答了何谓诗这个问题。这两个词就是“记忆”和“心灵”。     

论德里达的诗性哲学与哲性诗学

德里达对西方传统文化的解构 ,主要目的是解构“一切社会等级制和暴戾统治”。对逻各斯中心主义 ,语音中心主义及一切传统文本的解构 ,是他采取的迂回策略———去其根基和始源 ,使其崩塌并边缘化。他建构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等无原则的原则 ,为诗学等的自由游戏创造开辟了无限的可能性。     

《文心雕龙》《诗》论中的两种诗学范式

《文心雕龙》《诗》论中蕴涵着两类诗学形态 :象征型诗学范式与直感型诗学范式。前者以先秦用《诗》和汉儒注《诗》中的“兴”论为理论资源 ;后者以新起的“感物”诗和“感物”说为言说语境 ,并吸收了直感型“兴”论的审美经验。从诗学范式切入 ,有助于全面认识《文心雕龙》《诗》论的内涵 ,并超越“政教”与“抒情”的新旧之争 ,充分估量两种诗学范式价值的自足性和普遍性 ,拓展“龙学”的研究视角。     

话语权力与权力话语

一、“经学中心主义”的揭示①德里达以独特的解构工作，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作出了毁灭性的颠覆，从而把近代以降的批判形而上学的西方哲学思潮推向了顶峰。②正如杰弗逊所评价的，经德里达的消解之后，任何想绕过德里达而重建形而上学的企图都是不可能的。③尽管德里达坚持认为，他所揭示和解构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西方思维的特产。④并声称在中国文学中发现了“一种在一切逻各斯中心主义外发展着的强大文化运动的证明”。⑤但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仍不禁要发问：逻各斯中心主义真的仅仅是西方文化的特产？中国文化真的是“在逻各斯中心主…     

所指与能指的序列关系:在索绪尔与德里达之间--论在场形而上学及本体论的终极意义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与影响,但从文本细读的角度切入索绪尔与德里达两者之间的思路,我们发现,索绪尔与德里达对能指与所指之间谁决定谁的动力因关系的理解恰恰是颠倒的.索绪尔依凭一位语言学家的视域,是站在逻各斯自律性言说所构造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之外,认定能指决定所指以分析印欧拼音语言;而德里达必须承认由逻各斯中心主义营构的在场形而上学是所指决定能指,在承认超验所指为本体的终极意义上建构起他的解构主义思想.所谓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动力因关系是决定与被决定的权力关系.一位解构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必须首先是在场形而上学的建构者.     

建立中国的原创诗学

我不是专门做文艺学研究的,但也可以从相关学科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近年来我从现代文学转向古典文学研究,从叙事学到诗学的研究中,我提出了多维诗学的说法。我们的诗学应该是生命诗学、文化诗学、感悟诗学构成的多维诗学,以生命为其内核、文化为肌理、感悟为之贯通。在对“感悟”这一关键词进行历史梳理后,我认为中国文学的特质就是感悟。它是一种潜哲学,包含着中国文学潜在的特质,我们所说的“意境”、“意象”等都与之相关。这里就围绕我的《李杜诗学》所引起的争论来谈谈诗学问题。他们认为李杜不过是作家论,怎么可以称为诗学呢?他们…     

论中国审美主义诗学传统的形成

诗学中存在着两种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 ,一种是以伦理的“善”为价值标准 ,一种是以艺术的“美”为评价尺度。依据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的不同 ,我们可以把前者归结为伦理主义诗学 ,而称后者为审美主义诗学。儒家诗学的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是伦理的“善” ,因此 ,儒家诗学形成了中国伦理主义诗学传统。中国审美主义诗学的形成则萌芽于老庄自然任运的人生哲学。汉魏六朝佛教的传入和兴盛 ,人物品第的风行 ,魏晋时期的玄谈之风对文学的渗透 ,不但标志着人的觉醒 ,而且促使一种以“美”为诗学评价尺度的观念的形成。以老庄思想为基础的玄学是这种诗学观念的理论基础。然而 ,以老庄思想为基础的玄学并非直接转化成为中国诗学的理论基础 ,而是经过了一个从哲学向诗学过渡的中间形态的 ,那就是人物品藻之学和言意之辨。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正是这种过渡的产物 ,也是中国审美主义诗学传统形成的标志     

比较诗学在中国

“诗学”本是公元前三世纪希腊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亚里斯多德一部著作的名称,后来西方一直把它作为文学理论的别名,因此“诗学”可以等同于“文学学”或“文学理论”。近年来,比较文学理论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比较诗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便提了出来。它的对象是两个国家、两种民族以上的文艺理论;它的目的在于探寻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比较诗学”也叫“共同诗学”。一中国“比较诗学”的源头可以上溯到1904年王国维的《尼采与叔本华》,特别是鲁迅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鲁迅在他的文章中通过比较各民族文学发展的特色,研究了文学的作用。他指出印度、希伯莱、伊朗、埃及等文化古国,由于政治上的衰微带来     

西方诗学中的“诗史之辨”及其理论思考——兼谈西方诗学从哲性诗学到文本诗学的转变

哲性诗学：从诗高于史到“史”高于诗西方古典诗学视哲学为人类精神的最高形态,并以相应的哲学形态作为建构诗学体系的理论根据,可以说是一种哲性诗学。在诗(文学)与史(历史)关系的论辩中,它不加论证便预先断定了哲学对文学与历史的优先性。文学与历史的关联性一开始便被置于哲学的言说框架中加以考察和区分。历史由于与哲学的关系较远而被认为低于文学。西方诗学史上最早对诗与史的关系进行考察的是亚理士多德,在亚理士多德看来,史与诗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叙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     

论儒家诗学的向日情结

在东方儒家诗学文化传统里,“经”作为一个本体范畴即是一个隐喻词。在儒家诗学文化传统中,“经”是“缘光—太阳”,儒家诗学批评是在“经”的“向日式隐喻”中指向文学艺术审美的感性大地。儒家诗学对诗的批评是一种在隐喻中完成的审美感性的德道理性化过程,所以,儒家诗学在批评中对诗进行阐释而生成的意义,只是本体的理性缘光投射在诗之感性大地上的傀儡戏影像。因此,当儒家诗学从“六经”文本中提取意义而指向诗时,诗学与诗之间的意义关系就是一个隐喻的过程。“六经”正是以“向日式隐喻”的缘光烛照着这个此在世界,“烛照”就是阐释,正是“烛照”的阐释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因此,在儒家诗学这里,阐释仅是以诗学主体为中介而完成的一个本体论隐喻过程而已,如果我们把伽达默尔的一个阐释学概念“前理解”带入这里,“经”之本体的缘光就是儒家诗学批评无可回避的前理解。在皈依本体的信仰之下,这个此在的感性审美世界永远是“洞穴”或“幽室”,诗学主体永远是“穴居人”。     

读者:鲁迅诗学关键词

读者之所以被指认为鲁迅诗学研究的关键词,不仅因为鲁迅是一位读者意识极为鲜明的作家,更因为其鲜明的读者意识与鲁迅诗学的重要问题密切相关,如:“抒写自我”、“为谁写”、“怎样写”等等。这样,它在理论上为我们寻找一种具备足够亲和力的鲁迅诗学研究方法提供了可贵的线索。     

楚辞原始诗学价值的重估

对古代诗歌诗学价值及意义的评估,应回到历史的原生状态中,从当时的诗学观念及诗歌发展的层次等方面加以考察、分析。用这种眼光重新审视被后世认为诗学价值极高的楚辞便发现：楚辞不是当时诗学观念上的“诗”,它的本质是巫歌和韵文辞赋;屈原没有文学自觉意义上的诗歌创作意识;楚辞并非《诗经》之后中国诗歌发展必经的阶段,即不是《诗经》后续诗。楚辞“当时还没有产生如《诗经》那样广泛的影响”,在当时的诗学价值较低。     

重倡儒家诗学的格调与神韵——李梦阳诗学再解读

在对李梦阳诗学的评价中出现了一种重格调或重情感的“二难”现象.实际上李梦阳诗学本身并不存在这样的矛盾.他论格调是在重倡生动有力、富于批判精神的儒家传统诗学的框架内展开的.对新兴市民文学的认同,正源自于李梦阳对传统儒家诗学的深刻理解,其思想的敏锐性亦来自于对儒家诗教中风雅颂三体之别的深刻体认.对《潜虬山人诗序》的再解读,可证明清诗学格调、神韵两派之分,颇为牵强.李梦阳诗学不能简单概括为格调论.     

"意格"管窥--兼论姜夔对诗学范畴的贡献

本文结合姜夔《诗说》,对其“意格”说的形成过程及其偏序、并置和整合状态下的内涵进行了分析,认为:“意格”是古代诗学中一个富于见地的概念;是关于诗人创作水准和能力的高度概括;它与“意境”一样重要,是诗学中有关创作主体的重要范畴。     

《文心雕龙》的诗学观

刘勰的《文心雕龙》成书于齐代,是我国古代一部权威性的文学批评的名著,素以“体大思精”而著称.《文心雕龙》的诗学观,大体而言可分成两个组成部份,一是总结先秦两汉以来传统的诗学观,即把《诗经》视作一部政治道德的教科书,以经学的眼光来详述《诗经》;二是以文学进入自觉时期的新眼光来论述《诗经》,即从文学的观点来论述《诗经》.但在《文心雕龙》中这两种不同的诗学观,在多数情况下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必须对《文心雕龙》有关《诗经》的论述,加以辩别判断,分别予以不同程度的评价.《文心雕龙》对《诗经》论述,基本可分如下八个部份:     

中西比较价值诗学

中西比较价值诗学,是一种不同于中西比较诗学和文学的价值学研究的诗学研究方法。它试图从目前的中西比较诗学和文学的价值学研究的方法论危机中,寻求一种新的诗学的价值基础,并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中西诗学的价值比较研究,以期从中西诗学价值特质的异同得失的辨析中,寻求一条整合中西诗学以走向世界性的共同诗学的可能的发展道路。 首先,我们解释一下我们这里的“诗学”这一术语的含义。     

“兴”与“隐喻”──中西诗学审美追求比较

“兴”与“隐喻”──中西诗学审美追求比较［新加坡］王力坚闻一多说：“《易》中的象与《诗》中的兴……本是一回事．所以后世批评家也称《诗》中的兴为‘兴象’。西洋人所谓意象、象征．都是同类的东西，而用中国术语说来．实在都是隐。”（闻一多《说鱼》．《闻一多全...     

一个生命论诗学范例的解读——中国诗学精神探源

中国诗学是一种立足于人的生命意识的诗学传统。它以“情志”为诗歌的生命本根,“兴感”为生命的发动,“意象”乃生命的显现,“意境”则是生命经自我超越后所达到的境界;而在“情志为本”的前提下,由“因物兴感”经“立象尽意”再到“境生象外”,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诗歌生命活动的流程,这也就是中国诗学的内在逻辑。中国诗学的生命论传统具有与西方知识论取向的文艺思想以及晚近的表现论、意志论、直觉论、精神分析诸说各不相同的特点,在开展中西诗学对话与交流中,清除其历史的杂质,抉发其思想的精髓,将能为人类思想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资源。     

道家语言哲学对中国古代诗学的影响

“言一道”关系在老子哲学中是以悖论形式出现的,为了避免“道”的无限状态被语言的有限性分割和蒙蔽,老子强调了“道”的不可知性和不可言说性。庄子在“言一道”关系中增加了“意”,使之变成“言一意一道”的关系。相对于“道”, “意”带有主观性,体现了人类认识的局限性;相对于“言”, “意”又含有客观内容,代表了世界运动的无限性。这就为后来对这一哲学悖论的诗学消解提供了切实的可能。钟嵘认识到诗歌意象具有超越语言局限性的无限性,提出了“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诗学命题,将道家语言哲学观念与中古诗学理论实现了成功对接,标志着中国古代诗学“言一意”关系理论的真正形成。     

论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

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儒家经典诗学对魏晋诗学的深刻影响以及魏晋诗学对儒家经典诗学的重新阐释上,二者形成了一种生生互证的关系。魏晋诗学无论是以宗经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论,以尚德为核心的主体价值论,还是文质为核心的审美构成论,以雅颂为核心的审美范式论,都直接接受了儒家经典诗学的影响。然而,魏晋诗学的价值观念、理论形态、审美风尚又都渗透着特定时代多元文化的因子,如援道入儒的思想倾向,艺术创新的审美追求,《诗》《骚》并重的审美取向等,这使得魏晋诗学在对前代诗学的因袭中又投映着“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时代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