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叙事景观中的游牧政治

围绕政治现代性这一主题的宏大叙事,高扬启蒙理性的精神,追求抽象化的平等、永恒性的真理和国家式的极权思维;但是,在其追求的过程中,宏大叙事的旨趣却遭到了后现代思潮的阻隔,尤其是后现代理论中的游牧政治的激烈冲击。这种政治观认为政治现代性主要表现为多元、差异、流动、脱域、游牧逃亡和小叙事等特征,进而实现对宏大叙事的单一、等级和秩序的颠覆。如何从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而不从任何形式的先定假设出发,实现宏大叙事与游牧政治的共谋,这是一个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永远开放的探究过程。     

现代性与“转瞬即逝的美好”--对“宏大叙事”的学理修订

近代欧洲思想启蒙传统在学理上的标志,是一种建立在同一性基础之上的“宏大叙事”。它分析描述人性中的共性或一般性,由此出发诞生的哲学理论,对近现代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自20世纪以来,欧洲哲学和人文领域的思想家们开始重新审视“宏大叙事”的思想启蒙思路,对其做了一系列学理上的修订,并提出了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问题。因此,从理论上深入分析这些问题便具有重要意义。     

从"断裂说"到"抹平论"——19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思路解读

1990年代以来,批评界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及批评开始了全面的反思,对深受80年代启蒙话语影响的文学史叙事进行反思和解构即是一种影响颇大的思路.但这种批评在解构了80年代文学史叙事"断裂说"的同时,自己却走向了文学史叙事的"抹平论",这同样值得我们反思.     

"启蒙理性的审美置换"——论《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的现代性及其文学史地位

以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实践为背景,从现代性的视野中考察铁凝作为启蒙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及其创作,可以揭示在80年代特殊的历史时刻和政治意识形态空间中,铁凝与其他知识分子由于身份、代际和经历不同所造成的不同的文学话语和意义。铁凝初期创作中以强烈的知识分子主体意识和理性启蒙精神,通过对少女香雪、安然的塑造建构了真正意义上现代性的独立人格和自我主体形象,使《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在新时期文坛首先发出了“立人”的声音,并以其独特的艺术美感开启了新时期文学“个人化”叙事的源头。     

论当代中国小说的宏大叙事——以同一美学为理论视域

文学的宏大叙事以反映宏大的社会主题和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为己任。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是一种服从于革命政治意识形态需要的宏大叙事,但这种叙事无论在主题的选择、形象的塑造以及艺术的风格上都有一种洛特曼所谓的模式化、重复化、单一化的同一美学特征。新时期文学在坚持对宏大的社会和文化主题的关注以及对人性深度的剖析的同时,在小说中融入了一些更为个性化、多元化、差异化、审美化的叙事元素,这使得其超越了以往的审美上的同一性缺陷,走向了一种后宏大叙事和后同一美学。无论是以前的宏大叙事,还是当下的后宏大叙事,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其中蕴含有一种对同一化的社会本质以及普遍的精神主题的美学追求,尽管这种同一性在它们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只要有对历史、人性、意义的追求,文学的宏大叙事及其所体现的同一性的文学美学特征就有它存在的审美和思想价值。     

身体经验“文革”记忆启蒙叙事——《兄弟》（上）、《后悔录》合论

本文认为,余华的<兄弟>(上)和东西的<后悔录>是以身体经验为中心书写"文革"记忆,所承续的依然是"五四"以来启蒙叙事的文学传统.首先,文章通过<兄弟>(上)中偷窥、<后悔录>中围睹的情节,分析了"文革"时期普通中国人荒诞的身体经历.根据现在的身体经验,用带有夸张、反讽意味的调侃笔调描写身体可笑可悲的处境,以揭露"文革"的历史理性和道德戒律压抑摧残人性的"罪恶",是两位作家共同的旨趣.其次,文章通过"文革"特殊的呈现方式,分析两位作家经由荒诞的身体经历进入"文革"政治的特殊途径.支撑"文革"政治的是其历史理性即阶级理性.余华和东西并不属于没有历史的失忆一代.在切己的身体经验中回忆"文革"政治如何渗入、控制身体,这是在生存论的意义上反思"文革".在阶级理性和道德戒律的支配下,运用政治化的身体修辞,性基本上被社会化或阶级化了,性关系基本上被革命友谊或阶级情义所取代.这无疑有其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源.最后,文章通过对"五四"以来启蒙叙事传统的清理,对两部作品中启蒙因素的概括,分析了两位作家与这一传统的精神联系.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启蒙思潮,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创作.然而,他们的先锋或叛逆姿态遮蔽了这种精神联系.他们重视艺术而不反启蒙,并未抛弃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对人的认识,后现代的消解意义的文学游戏与他们无关.     

身体·性·政治——对小说《少男》基于文化政治的解析

在革命经典文本中,对于身体及其欲望的基本处理路径就是政治化,用马克思主义式的宏大叙事进行规约和编码;而在"后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式的宏大叙事已因语境的延异而陷入绝境,发生了认识论断裂,表征为各种微观的文化政治。近年来,"底层书写"对身体、政治和性进行解辖域化并生成为微观政治。通过对《少男》文本能指的认知论断裂分析,比较这两种同具左翼色彩的文本对身体、政治及性之关系的异质性编码路向深描,尝试挖掘文本欲望叙事的生命政治踪迹。     

大放异彩的现实主义宏大叙事——评忽培元长篇小说《雪祭》

《雪祭》是在现实主义备受挤压的处境下,绽出当代中国文苑的一朵色彩艳丽的奇葩。它的基本叙事形式是指向深层理性和道德的宏大叙事。其人物塑造和情节描写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元经验",带有很大的自传性成分;《雪祭》以清晰的理性洞达生活的整体性,以偶然现象显现出现实的必然性;它的宏大叙事特征还集中体现在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统一性上,体现在作者的创作主体性上。《雪祭》的灵魂和精髓是现实主义,它成功地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并使二者高度完美地统一起来,这是《雪祭》最突出的艺术成就。     

论哲学的体系性

国内学术界存在着一种反对建立体系和宏大叙事的倾向。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体系,而在于是否有思想。思想一定是有体系的,因为思想是一个整体;没有体系的所谓思想只能是胡言乱语。体系仅仅是一种形式的东西,采取怎样的形式,取决于哲学家本人的癖好。因此可以看到,即使那些反对体系的人,其思想也是有体系的。同样,宏大叙事本来是宏大意识的一种表现,即宏大叙述表现的是宏大思想,没有宏大思想的宏大叙述只能是空架子。宏大的宇宙意识本来是哲学的应有之物,而现代哲学丧失了这一意识之后,反而不能够像传统哲学那样给人以心灵的宁静。所以,只要有了思想,形式上是否有体系、是否宏大并不重要;如果没有思想,即便没有体系、没有宏大叙事,依然没有意义,因为这样的文本没有提供值得理解的东西。由于这个原因,传统哲学中那些既有体系又有宏大叙事的文本,在今天依然能够给我们提供有价值的东西,使我们得到阅读的喜悦,开拓我们的眼界。     

从"语言说我"到"我说语言"——韩东、于坚的诗歌作品的另一种解读

弗·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对语言作为一种潜在的"霸权"有着深刻的认识."语言说我"更多的呈现出一种启蒙的立场,创作主体缺乏对即定语言成规的自觉意识,比如20世纪50、6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的写作;"我说语言"却以一种反启蒙、反文化的姿态去言说自我,张扬个体生命体验,凸现出强烈的逃脱"语言工具论"牢笼的渴望,如以韩东、于坚为代表的"第三代诗歌"写作.但是任何一种知识体系说到底都是现实中的一种权利关系,一种语言的结构其规范和规则系统都先于言语行为.由此这种对语言成规的自觉意识和语言自身的特征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同时也造成了新诗写作悖论性困境的产生.     

中共九十年历程中十项宏大叙事价值意蕴探析

"宏大叙事"是基于对宏观性客观事物整体结构的把握中对其空间秩序的合规律性的理性设计,也是指对人类历史发展纵向进程合目的性的价值构想。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宏大叙事"的理论致思方法偏于对马克思所开发的人类社会生活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精神)四元分析框架的倚重,尤其要受到政治结构及社会意识形态的观照。"宏大叙事"是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史进程中孜孜以求、锐意探索的重点对象。初步梳理不难发现,中共在九十年历史实践中自觉把握和体会出的"宏大叙事"主要有十个方面的价值意蕴。     

欧洲知识分子的失败 ？

知识分子一直因未能让人们对遭受危机破坏的欧洲重树信心而备受指责。但是,让.维尔纳.米勒认为,对合法的欧洲叙事的呼吁连同对欧洲主义黄金时代的怀旧情绪其实仍然忠实于19世纪民族国家构建的逻辑。那么,欧洲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呢?知识分子应该警惕准民族主义宏大叙事的塑造,作为澄清者(clarifiers)承担向读者解释欧洲的责任,兼任通俗化解释者和民族传统的阐述者,跨越国界扮演文化翻译者和政治协调者。面对欧洲政治危机,自由和民主应该是欧洲知识分子永远捍卫的价值观。     

毕飞宇小说：历史·启蒙·叙事

毕飞宇小说叙述的是寓言形态的历史和蕴涵于普通民众生活中的历史。通过这种历史的叙述,毕飞宇意在显示思想文化启蒙的艰巨性和急迫性。毕飞宇小说的叙事是在叙事中解构叙述历史和异类叙事。     

以革命正义为意义元点的历史叙事——"十七年"红色文艺作品叙事逻辑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红色文艺作品不仅仅是因叙述革命历史而具有了自身的特质,它更为重要的功能在于以革命为意义元点而对历史生活进行文本化的组织与叙述.革命在红色文艺作品的叙事中不仅组织着叙述对象的个体人生意义,同时也组织着有关历史的宏大叙事.     

革命知识分子的“学运”体验与“启蒙”情结--论彭家煌早期创作的三篇杂文

发端于五四的"学运"风潮,不仅引发了青年彭家煌关注社会问题的勇气和决心,也在其早期思想构建中打上了"革命"的烙印。彭家煌早期思想中的"惟知识阶级论"倾向是知识分子"启蒙情结"在革命理想中的投射与延伸,其所表现出的对人生的"同情意识"、对自我的"反省意识"以及对理想社会的"期待意识"均带有一种典型的浪漫主义特征。"学运"体验和"启蒙"情结不仅影响了彭家煌革命知识分子身份的确认,也促成了其小说创作"悲情化"风格的形成。     

“宏大叙事”范式下的近代中国立宪

导致近代中国宪政运动走向失败的原因很多,究其根本,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对泊来宪政实施了重构。"宏大叙事"的文化范式乃是这种文化传统的表现之一。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始终追求集权的政治力量,而非分权。宪法沦为了推进集权的工具,而不能有效地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缺乏宪法保障。这就启示我们今后不能继续采取宏大叙事的方式来研究宪法和宪政,不能将宪法和政治混为一体,而应当借鉴理性的"微观论证"的文化范式,更多的重视制度规则设计,着重于加强限制权力和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性建设。     

关于文学宏大叙事的几点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宏大叙事之所以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内在合法性遭到质疑、颠覆和解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长期以来对宏大叙事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从宏大叙事的概念生成与内涵特征、对后现代理论的认知偏差、意识形态或政治工具和个人化叙事等方面进行了重点反思。认为重新审视和辩证理解作为文学遗产的宏大叙事,对当下文学放弃社会责任、价值关怀和精神担当等,具有建设性意义。     

政治话语下的启蒙--论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

纵观丁玲的整个小说创作,政治话语逐渐强化,启蒙意识逐渐为政治话语所遮蔽,但是这不是一个直线的发展过程.延安时期,在革命中心、革命热潮中,创作中反而会出现政治话语下启蒙意识的再一次崛起.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之所以出现政治话语下启蒙的特殊现象,根源在于延安当时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在于创作主体自我实现、自我冲突的心境与人格,在于以独特的艺术感受指导写作的创作观.     

论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先锋作家,由于其特殊的成长经历和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使其所创作出的实验性的文本带有了某些后现代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对"宏大叙事"、"真实性"的反拨和萦绕于其间的后现代情绪。通过反思其后现代性特征,可以看到先锋文学独特的艺术追求和它所具有的文学史地位。     

象征中的秩序:知识分子形象及其"成长"——对"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再解读

在"革命"之后的政治实践及历史叙述中,知识分子被定位在历史的"中间人"的位置上.文学叙事作为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在其象征秩序中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想象形成了某些"成长"模式.作为政治叙述的一个典型符号,知识分子遵循着阶级论的逻辑"成长",而作为人性化叙述的符号载体,他的"成长"又遵从个体的、人格化的逻辑,两重话语的交错、纠缠造成了人物性格的扭曲或文本的内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