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言诗在《文选·诗》中的重要地位

萧统编纂《文选》时选录了大量的五言诗,并影响了五言诗的流传。本文试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五言诗的起源与流变以及萧统的选诗观三个方面剖析五言诗在《文选》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     

《文心雕龙》与《文选》表文观辨析

刘勰与萧统都重视表文一体,虽同赏一些名表,但《文心雕龙》与《文选》更多展示的是二人表文观的差异:刘勰所论基本都是传统的表文类别,萧统则亦重"表"体在魏晋及以后的新发展,这一方面反映出刘、萧二人保守的文体观和重新变的文体观的不同,另一方面见出刘勰规范文体、清晰辨体的目的;《文选》选录李密《陈情事表》应与魏晋六朝孝先于忠的观念、梁武帝倡孝及萧统本人至孝之性有密切关系,刘勰未论及则或因此表重表私情,在表文中较为特殊所致。     

《文心雕龙》与《文选》文体观比较专题研究

刘勰的《文心雕龙》和萧统的《文选》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深远的两部伟大著作。从文体学的意义上讲,它们为后世文学家和理论家的创作与欣赏提供了蓝本。二者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文艺思想:刘勰以文体评论为主,从理论的高度对文学样式进行总结;萧统以选文为主,以文代评。从《文心雕龙》和《文选》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勰与萧统有着不同的选文标准和文艺思想。本组专题三篇文章分别以三种文体为例,对比分析《文心雕龙》和《文选》文体观的异同。刘群栋从《文心雕龙》和《文选》对乐府诗的批评和选录入手,分析了二者乐府观的区别和联系;罗明月以《文心雕龙》中的“封禅”与《文选》中的“符命”这两种异名同称的文体为例,说明了刘勰与萧统在文艺思想上的个人差异性和时代趋同性;赵俊玲比较了刘勰与萧统在诔文观上存在的较大差异,并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     

《文心雕龙》与《文选》乐府观比较研究

刘勰的《文心雕龙》和萧统的《文选》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深远的两部伟大著作。从文体学的意义上讲,它们为后世文学家和理论家的创作与欣赏提供了蓝本。二者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文艺思想:刘勰以文体评论为主,从理论的高度对文学样式进行总结;萧统以选文为主,以文代评。从《文心雕龙》和《文选》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勰与萧统有着不同的选文标准和文艺思想。本组专题三篇文章分别以三种文体为例,对比分析《文心雕龙》和《文选》文体观的异同。刘群栋从《文心雕龙》和《文选》对乐府诗的批评和选录入手,分析了二者乐府观的区别和联系;罗明月以《文心雕龙》中的"封禅"与《文选》中的"符命"这两种异名同称的文体为例,说明了刘勰与萧统在文艺思想上的个人差异性和时代趋同性;赵俊玲比较了刘勰与萧统在诔文观上存在的较大差异,并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     

《文心雕龙》与《文选》诔文观辨析

刘勰的《文心雕龙》和萧统的《文选》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深远的两部伟大著作。从文体学的意义上讲,它们为后世文学家和理论家的创作与欣赏提供了蓝本。二者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文艺思想:刘勰以文体评论为主,从理论的高度对文学样式进行总结;萧统以选文为主,以文代评。从《文心雕龙》和《文选》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勰与萧统有着不同的选文标准和文艺思想。本组专题三篇文章分别以三种文体为例,对比分析《文心雕龙》和《文选》文体观的异同。刘群栋从《文心雕龙》和《文选》对乐府诗的批评和选录入手,分析了二者乐府观的区别和联系;罗明月以《文心雕龙》中的"封禅"与《文选》中的"符命"这两种异名同称的文体为例,说明了刘勰与萧统在文艺思想上的个人差异性和时代趋同性;赵俊玲比较了刘勰与萧统在诔文观上存在的较大差异,并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     

《文心雕龙》“封禅”与《文选》“符命”之辨析

刘勰的《文心雕龙》和萧统的《文选》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深远的两部伟大著作。从文体学的意义上讲,它们为后世文学家和理论家的创作与欣赏提供了蓝本。二者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文艺思想:刘勰以文体评论为主,从理论的高度对文学样式进行总结;萧统以选文为主,以文代评。从《文心雕龙》和《文选》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勰与萧统有着不同的选文标准和文艺思想。本组专题三篇文章分别以三种文体为例,对比分析《文心雕龙》和《文选》文体观的异同。刘群栋从《文心雕龙》和《文选》对乐府诗的批评和选录入手,分析了二者乐府观的区别和联系;罗明月以《文心雕龙》中的"封禅"与《文选》中的"符命"这两种异名同称的文体为例,说明了刘勰与萧统在文艺思想上的个人差异性和时代趋同性;赵俊玲比较了刘勰与萧统在诔文观上存在的较大差异,并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     

关于《文选》的编撰工作量、成书状况与编者问题——兼论《文选》成书时间研究之方法

比观《文选》与《文心雕龙》,可知就编撰的工作量言,以一己之力编撰《文选》有二三年时间便可;跳出《文选》以考察《文选》与就整体来观照部分,可知《文选》为正常完成之书,而非仓促所成;就文献可信度及情理(逻辑)和编撰工作量等方面作综合的研讨,可论定《文选》的编撰者乃萧统,而既非刘孝绰,亦非萧统和刘孝绰或萧统及刘孝绰等。就目前的相关成果说,其上焉者所以仍多有进一步研讨的空间,最大的问题乃出在研究方法上。而从方法论层面上看,研究《文选》的成书时间,须先考察其编撰工作量如何?成书状况如何?编者是一人(谁)还是众人?否则,我们便无从廓清罩在本研究上厚厚的迷雾而看到其真相。     

论《文选》选赋义例二则

《文选》是按文体选录各类文章佳作的诗文总集。其赋体的编排尚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文选》于全部文体中列赋体为首位,体现出萧统自身的文学见解,同时又是受前人编排体例以及大赋体所处地位的双重影响的结果;《文选》将骚、赋分体,具有重要的首创意义,前人骚赋观念混淆不分,萧统别骚于赋反映出其明确的文体辨析意识。     

钱钟书与萧统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全面地评价了南梁萧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应得的地位。萧统的功绩,不仅在于主持编辑了一部影响深远的《文选》,而且悟稀赏独,第一次推尊出大诗人陶渊明。钱先生认为,萧统与钟嵘是各具专擅、位在伯仲的文学批评家。对于萧统自身的文学创作,也多所称许。他对于古代诗文的评鉴,与萧统《文选》所录,多有冥然契合之妙。钱先生自幼陶染于骈俪之文,晚年犹持迈越众论的颖拔之见。《管锥编》即为以骈体论学谈艺的典范之作。其所以赞赏《文选》,认同萧统,原因盖在乎此。     

《文选》与文化史——以《文选·咏史》为例

南梁萧统编纂的《文选》,既是周秦至齐梁八代的诗文总集,也是通贯千年的历史文献总集,具有丰富的文化史内涵。《文选序》标举的沉思翰藻之说,长期以来似被误读为追求直观审美理想的命题。其实,这个理论并没有在选录诗文及其所归依的体类中得到贯彻。《文选》所录的诗文,总体上都透显出社会政治与道德教化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正是中华文化内在的精神血脉。笔者以《文选.咏史》为例,具体揭示了《文选》所表征的中国文化史大义。《文选》不是纯文学,它没有也不可能同经史子分途划界;萧统并非推崇纯艺术欣赏,他没有也不可能与儒家的诗教传统歧出异流。     

论中国诗歌的补亡精神——以《文选》补亡诗为例

束皙的《补亡诗》被列为《文选》诗众体之首,具有明补《诗经》之佚失、暗补填笙乐之歌辞两种意味。它既是西晋尚古、拟古等文学复古思潮的反映,又与当时因贵古而托古、补古的风气相关。梁代中期的文学复古思潮、尚古重源的儒家文体流变观以及《文选》的选录标准等原因,使得萧统将束氏《补亡诗》置于《选》诗之首,这就为后世的诗坛树立了一个典范。无论从狭义的角度还是从广义的角度,据事虚拟式补亡诗多有出现。这种补亡传统的发扬为小说、戏剧的发展作了铺垫。     

梁代折衷诗学思想的演进与影响——以《诗品》和《文选》为中心

《诗品》与《文选》是粱代文坛“折衷派”文学的代表.两部著作对诗人诗作的评价具有诸多共性.首先,在于“文质并重”思想下都对文采有所重视;其次,在褒扬五言诗表象下都对四言诗有所推崇.刘勰、钟嵘和萧统“三人对文学的观点比较接近”,单就诗歌而论,后二者的关系更为密切.《诗品》与《文选》在评价和选录诗人方面的共性如此之多,绝非偶然.这些共性展示了粱代折衷诗学思想正向的传递与延续.两部著作在对作家作品认同、诗歌题材划分方面的差异,又展现出梁代折衷诗学思想自身的不断完善.     

论中国赋学的东传——以《东文选》辞赋的分类与编排为中心

本文以《东文选》辞赋的分类与编排为中心,考察中国辞赋分体理论及元人辞赋复古风气的东传情况。《东文选》是朝鲜初期一部按文体类选东国作品的选本,其辞、赋二分法受苏天爵《元文类》的影响最为直接,而其关于辞体的标目与编排则远绍萧统《文选》、近步李穑《辞辨》,体现出东国文人对辞赋文体的认识水平。     

关于《文选》编纂过程的一点意见

《文选》的编纂过程以普通七年(526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期。在此不同时期内,萧统和刘孝绰、何思澄等东宫学士分别担当了不同的角色。由此,一些《文选》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刘勰与萧统考论

《梁书》和《南史》的刘勰传都记载了刘勰与萧统有着重要的关系。刘勰进入仕途后,兼任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刘勰能任此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僧的关系。而萧统对刘勰的“深爱接之”,既由于萧统的“好文学”,又因为刘勰著有“深得文理”的《文心雕龙》。萧统的去世,又促使了刘勰晚年出家。最后,刘勰著述的《文心雕龙》对萧统编选《文选》有着很大的影响。     

李善注的情感观照——以《文选·情赋》注为例

李善以文学语言注释文学作品自然是对传统经学注释的突破与创新,但更与《文选》的编者萧统重情的情感指向及文本本身的情韵有关。情感因素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为李善的注释披上了一层情感外衣,尤其是《文选·情赋》注,这种因素表现得尤为突出。情感的注入是李善注释《文选》的创新,也是李善注释的重要特点。     

论《文选》收录标准与齐梁作家作品评赏间的异同

本文集中讨论了《文选》的选录标准,指出它不象新变派那样激进,也不象保守派那样落后,而是显示出宽容、中和的君子风度。它既肯定文学的发展、进步,又强调传统的要求;既追求形式上的美文特征,也坚持思想内容的雅正风范。这一选录标准与萧统的思想、行为,以及由他倡导起来的“雍容”诗风是相统一的。     

《文选》选录范围和标准新探

萧统在选录文章时将用散文写作的文体排除在外 ,散文与骈文并行的文体 ,萧统只选其中的骈文作品。《文选》所收 ,除韵文外 ,都是骈文或近似骈文的作品。这使《文选》成为一部单篇韵文和骈文的选集。     

明代《文选》学衰落说质疑

从刊刻数量、刊刻密度和刊刻机构来看,《文选》在明代特别是中晚明时期是一部十分流行的文学经典。它的流行主要不是源于学术驱动,而是源于文学驱动。《文选》流行的程度和文学教育作用的发挥与号称“《选》学中兴”的清代相比,一点也不逊色。如果考虑这一事实,清代以来所谓明代《文选》学衰落的定评,就显得失于稳妥。     

从刊本李善注的文本变迁看《文选集注》在宋代的流传

《文选集注》在校勘《文选》刊本正文及注释方面的价值有目共睹,我们可以从《文选集注》和宋代《文选》刊本的文本关系中找到《文选集注》在我国流传的蛛丝马迹。在以北宋本为首的刊本李善注本系统中,其李善注内容并非一成不变,刊本李善注本中混有《文选集注》中所存《钞》和陆善经注的内容;同时,刊刻于南宋的《文选》尤袤刻本李善注也有与《文选集注》写本相一致的地方。众多迹象表明,北宋本校理者及南宋时期尤袤刊刻李善注时,应该看到过类似于今天所见《文选集注》残卷的集注本子,并参考吸收了《钞》、陆善经注以及类似于集注本的李善注。这反过来说明,《文选集注》是我国唐代人所编撰,在宋代仍有流传,有些部分被吸收编入李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