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琛仕履及文学成就考述

萧琛是“竟陵八友”的成员之一,在齐梁文学与文化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在齐代,萧琛进入竟陵王萧子良府邸,与西邸文人广泛交游,以文学擅名当时。萧衍建梁后,萧琛颇受重用,出任宣城太守、荆州长史等地方大吏,后升任左民尚书、度支尚书等。受这样的身份影响,萧琛的文学创作多以应用文为主,比较有特色的是送别诗、咏物诗和骈文,文字优美,声律和谐,实为新体诗的代表作家之一。     

任昉与萧子良文士集团交游考

作为萧子良文士集团的核心成员,任昉与沈约、萧琛、王融、谢朓、范云、萧衍、陆倕、张思光,何宪、孔广、江淹、虞炎、何僩、周颙、庾杲之、刘虬、宗夬、柳恽、王僧孺、江革、范缜、孔休源、谢朏等人均有交往。萧子良过逝后,任昉作《文宣竟陵王行状》,高度肯定了萧子良的品行、学识、政绩和招士活动。萧衍建梁后,任昉任吏部尚书,成为梁初文士集团的中心人物。任昉将王俭、萧子良文士集团重视学术和文学、为官清廉的传统延续到梁朝。      

萧子良研究的几个问题

齐武帝初欲传位于萧子良 ,但害怕因此骨肉相残 ,而可能导致江山易主 ,最终还是立太孙萧昭业为帝。萧衍背离萧子良的原因在于竟陵王实力太弱 ,而不全是萧衍为了雪父耻。萧子良的失败与齐武帝疑忌皇室成员 ,致其重文才轻干用密切相关     

典型性房奴的非正常生活

萧子良是在美国读的博士。2003年,萧子良33岁,回国。作为国家专门引进的生物制药领域的专家,那时的萧子良心里想的全是如何报效国家。国家对得起这个回国的游子。就在他到中科院报到的第二天,院里就给了他80万元安家费,这让萧子良体会到了一种稳定的感觉。     

南齐帝王与永明文学

南朝文学从元嘉到永明,是一个大的转关,其间南齐帝王的文化政策及个人的文学习尚,都对永明文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南齐除竟陵王萧子良之外的高帝、武帝、萧嶷和萧长懋对永明文学发展有颇重要的贡献,由高帝的崇尚雅正、武帝对《西曲歌》在南朝影响的扩大、萧嶷的处世风范以及萧长懋对前代文人文集的组织编定,他们各自在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共同促成了永明文学的繁荣,使永明文人能够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从事文学活动,“永明体”也因之而产生。     

南朝文人的忏悔精神及其创作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悔过自新的人格修养非常重视。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兴起,忏悔思想开始盛行,并对南朝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隋朝相比,南朝的忏法发展尚未进入成熟阶段。其中,萧子良所作《净住子净行法门》与梁武帝主持编写的《慈悲道场忏法》是南朝最为成熟的忏法著作。南朝文人因为文化与佛学造诣都很高,故而写作的忏文与后代忏文相比更具有文学价值,颇具个性化色彩。其代表人物为沈约、庾信等。     

论萧子良之政治悲剧

萧子良趁武帝病重将亡 ,太孙萧昭业又新立之机 ,欲矫诏为帝。为了确保政权的平稳过渡 ,齐武帝在其遗诏里就后事作了周密的安排。因此 ,萧鸾不利于操纵朝纲并最终夺取皇权 ,便精心杜撰出来了一道伪诏。在萧子良矫诏为帝的过程中 ,萧衍见风使舵 ,兼以雪父仇的心理而临阵倒戈。萧子良及其文士与萧鸾之政治斗争表现为文才与干才之争 ,其失败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     

明中叶吴中文人集团研究回顾

明代成化至嘉靖初期,吴中地区的文人交往、文人创作出现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并由此形成了“吴中文人集团”。文章梳理分析了“吴中文人集团”得名的由来,并回顾反思了近年来对这一文人集团进行研究的概况和特征,文章认为对其进行研究的专著少见;直接对其进行研究的论文只有两篇;有些论文间接涉及了吴中文人集团的形成原因、发展情况和其他问题:对“吴中四才子”进行研究的论文较多;研究者为此集团中的一些人编写了年谱,整理了作品。因此,“吴中文人集团”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存在着进一步研究的极大空间。      

论延安文人思想转变中的文化病症

1940年代以周扬、何其芳、丁玲等为代表的延安文人的思想转变,实质上是政治权力话语以“政治”为支点、以“小资产阶级”为中介对于文人文学的理论要求和实践处置,同时也是文学知识分子话语以种种思想理路和复杂形态,“投降”、“改造”、“合流”于政治权力话语的过程和结果。但文人们所预想的思想转变的文学情形与史实演化所形成的结局却产生了巨大的背离。延安文人的思想变化,不仅源于“政治”的外在压力,同时还植根于文人自身的心理情感。延安文人在思想转变过程中存在着显明的文化病症。     

苏轼文人集团对《宣和画谱》的影响

苏轼文人集团是一个以苏轼为中心,“苏门六君子”及李公麟、米芾等书画艺术家为主体的文士集团.他们的艺术思想直接影响到北宋元祐以后的书画风气和艺术批评.其“士人画”的艺术思想,“以诗为画”的艺术追求甚至突破士人书画的界限影响到院体绘画,《宣和画谱》作为北宋宫廷主持修撰的重要艺术批评资料,虽然因政治因素没有直接收录苏轼等人,其艺术观点却深受苏轼文人集团艺术思想的影响.     

四萧文学群体与梁代诗风之变

由萧衍和萧统、萧纲、萧绎父子组成的四萧文学群体,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以萧衍为首的发轫期、萧统为首的成长期,以及以萧纲、萧绎联袂为首的成熟期.纵观这一嬗变过程,前后将近五十年,几乎贯穿有梁一代的始终.由于"四萧"各自文学倾向的不同,使得这一文学群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主张,也随着领军人物的转换而相应发生"崇尚古典--主张通变--追求新变"的改变.同时,"四萧"又凭借他们的强势政治地位及优秀文学才能,各自组织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文人集团,展开各种文学活动,从而得以引领整个梁代诗风经历了"古雅清丽--雍容典丽--华艳绮丽"的转变过程.因此,四萧文学群体是梁代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组织,应当予以充分重视并深入研究.     

从“三曹七子”到“二十四友”──试论魏晋文人集团与文学精神的演变

从“三曹七子”到“二十四友”──试论魏晋文人集团与文学精神的演变李中华在魏晋时期的文学舞台上，相继出现了建安三曹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以及二十四友文人集团。这些文人集团的形成与消亡都与当时的学术思潮及文化状况有着密切的关联。一定时代的文化不仅陶铸了...     

晚明江南文人园林美学思想的历史价值

晚明江南文人的园林美学思想富有浓郁的文人色彩,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实用理性主义园林思想新特点。其摆脱了传统园林美学思想之束缚,勾勒和创建了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并对清代人们的造园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和谐论

论文从探讨和谐思想的历史起源入手 ,确立了和谐思想的二个基本概念“要素”和“利” ,揭示了和谐思想的本质即要素间“各取其利 ,利利相生” ,提出了和谐思想的法则 ,阐明了三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 ,展示了和谐思想的内在动力———实践是推动和谐发展的内在动力 ,并指出了和谐思想的现代价值     

《齐竟陵文宣王行状》考析——兼论“行状”的文体特征

行状是一种实用性文体,为死者门生故旧主动或应邀而撰,目的为表谥。史料具有可性信,情感具有真挚性。但作者的身份和情感又使行状对史料的选择具有倾向性。《文选》“行状”类唯收任《齐竟陵文宣王行状》一文,状主萧子良生前身后复杂的政治生态,在本行状中有曲折的透露。     

加强新时期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国有企业的发展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内在动力 ,而其中最主要的是调动人的积极性。本文从“人本管理”是现代企业的主要特点入手 ,论述了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从“人本管理为载体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入手以调动职工积极性、形成企业的整体优势为工作的着眼点 ,改变传统的工作方法 ,与现代的企业经营管理思想相结合 ,以构成新的工作模式     

以党建工作创新加快创建高水平大学进程

创新党的建设,是高校党组织自身建设的内在要求和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紧扣“十二五”发展规划和创建高水平大学奋斗目标,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为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和强大动力,是高校党建工作的基本思路。高校党建工作创新包括思想理论武装、领导方式转变、基层组织建设、体制机制改革等丰富内涵。     

群聚方式与晚清文学主体身份的变革

古代文人大多聚集在某一政治集团或文化集团周围,他们的生存方式徘徊在“独善”和“兼济”之间,始终是一种静态的、以“中和”为美学特征的生存体验。晚清文人依靠新兴的大众传媒和社团学会而群聚,以一种“无根”的精神状态漂浮在现代都市,形成了一种动态的、以“焦虑”为美学特征的现代性体验。群聚方式的改变直接促使晚清文学主体的身份从传统士大夫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     

萧绎思想体系论

萧绎生当中国历史上由南北对峙走向南北融合的历史时期的前夜,其思想体系呈现杂取儒、释、道而兼涉兵家、墨家、名家、法家、农家等众家学说之长,以成一家之言的杂家特征。这种特征是萧绎欲混天下为一统以成就帝业的政治雄图在思想学说上的反映,代表着已虎踞上位的江左北人武力集团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统治地位的形成。     

尊敬与嫉妒同在——从与萧绎的关系看裴氏集团的社会地位

裴子野集团作为一个崇古的文人集团,其创作风格和文学主张都与以萧纲、萧绎为主的新变派不同.在梁代文坛上曾有过一场崇古与新变的文学争鸣,也正是这场争鸣,让裴氏集团的社会影响更广了.我们从梁元帝萧绎与裴子野等人的交往中可见,裴子野集团中人生前在社会上的地位是尊敬与嫉妒同在,连萧绎也需要借助他们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过于受人尊敬就极易招人嫉妒,这也是晚年的裴氏中人都选择半隐退的生活的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