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祖怡著《郁达夫旧诗笺注》序

蒋祖怡先生是我敬仰已久的人,他的有关文章学的著作,如《章与句》(与他的父亲蒋伯潜先生合著)和《文章学纂要》,我老早就拜读过了。1984年,拙著《中国修辞学史稿》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第九篇第五节评述几本谈论到辞格的文章学著作,也特别提到蒋氏父子的上述两种著作,并肯定了他们的论点。如《章与句》一书中说:“修辞学只告诉你一个     

关于康有为《论语注》的点校问题

<正> 康有为的《论语注》是一部很有特色很有价值的著作。不仅时《论语》的词语作了简明的训释,而且从经世致用方面,阐发了《论语》的义理,探索了孔子及其主要弟子的思想,可谓兼汉学、宋学之长。对康氏这部书,中华书局据《万木草堂丛书》刻本,重加整理标点,于1984年出版,可谓必要而及时。这里仅就点校方面,提出笔者浅见。整理者对这部书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康氏原著中的疏误之处,整理者也注意予以纠正。如《八佾篇》“子夏问巧笑倩兮”章,注(以下凡云“注”,均指康氏注)引《考工记》“画绘之事,后素功”,而误作“绘画”。《述而篇》“子所雅言”章,注引郑氏曰“读先王典法”,而误作“法典”。《子罕篇》“凤鸟不至”章,注引《礼·礼运》“河出马图”,而误作《礼器》。《子罕篇》“吾自卫反鲁”章,注引《史记·孔子世家》“《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而误作《儒林传》。《乡党篇》“齐,必有明衣”章,注引《既夕礼》“明衣裳用幕布”而误作《士丧礼》。《先进篇》“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     

读《定宗征拔都》

《中华文史论丛》一九七九年第二辑刊载了杨志玖先生一九四三年四月的一篇旧作《定宗征拔都》。该文对岑仲勉先生一九三五年写的《蒙古史札记》“(五)定宗征把秃”。一节的论点提出异议。岑文将袁桷《拜住元帅出使事实》中之“把秃”一词释为阿巴斯朝哈里发所居之“报达”城。杨先生认为,“把秃”应该是术赤之子拔,都。杨先生的文章写出后,岑先生提出几点反驳。为此,杨先生一九四三年又写了《与岑先生之商榷》一文,对岑先生的论点逐点辩驳,分析得十分透切。我很赞成杨先生的意见。此外,我注意到岑仲勉先生怀疑历史上是否确有“定宗征拔都”一事。在     

读《史记》一惑

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所言，我“好读书，不求甚解”，因此很少会意，无忘食废寝之苦；也不愿意背诵或摘录名章警语。大凡写点什么，很少引用前人、理论家们的论述以为依据，一是没得引的，二是观点若与他人雷同（不论为人证实，还是引人证己），窃以为这段、这篇就没有必要写了。读者花时费力想看到新理、新论、新观、新念，而不是作者高高地举手投票赞同。前些日子读司马迁《史记》，想在这位历史老祖面前改改老毛病，破例地咀嚼一番，可开头一章就让我思而不解。今天写这篇小文，不得不摘引几段，以求读者、专家指点迷津。《史记卷—·…     

定州《论语》分章考

河北定县八角廊汉简《论语》之性质约有二说,李学勤先生以其为《齐论》,刘来成、单承彬先生则认为是《鲁论》。实际上,王素先生已经指出,由于郑氏注本以及传本或今本都是融合本,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齐论》和《鲁论》,根据这种比较是无法确定简本《论语》的性质的。王素先生认为简本分章一般较今本为少,从而否定简本为《齐论》说。但考今本章数,三十章以上凡六篇,而简本虽已残缺,其残存的十枚章数简高于三十章者即有五简,简本最高章数四十七章也高于《集解》本最高章数四十四章。因此,王素先生根据古书《齐论》章数多于《鲁论》的记载所判定的简本和今本《论语》归属,恰恰是南辕北辙。有学者认为汉代《论语》文本的出现都是在《古论》发现之后,本文不能赞同。武帝时经学出现由齐转鲁的倾向,以《鲁论》为主,融合《齐论》的文本应在张禹之前就已出现。因此,八角廊汉简《论语》很可能是与古、齐、鲁三家《论语》并行而内容互有同异的一种文本。     

《无能子》篇目小考

王明先生的《无能子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采用明正统《道藏》本目录,而阙篇次第,悉依藏本之旧。至于今存《无能子》是否阙篇,王明先生无说。关于《无能子》的篇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说,谓:     

《郊祀歌·日出入》与《九歌·东君》风马牛

汉《郊祀歌》十九章,由辞赋家司马相如等作词,音乐家李延年等谱曲,曾经盛极一时。除七言形式的大量使用为文学史家所注意外,思想性和艺术性多不足道。惟一受到后人青睐的是《日出人》。该篇句子长短错落,较为活泼,和其他十八章整齐呆板者不同。其内容史家多以为歌颂日神,加以肯定;并常与《九歌·东君》比美。例如,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46页)说:“此篇为祀日神之颂歌”,“揭响入云,如此历落参差,亦前所未有。匪惟《郊祀歌》中之杰作,亦诗歌史上之杰作。”陆侃如、冯沅君先生《中国诗史》(作家出版社1956年出版,第180——181页)说:“它颂日之伟大,却说日之四季非凡人之     

《诗经》中的一处错简

《诗经》《魏风》中有一篇《汾沮洳》,全文如下: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无度;美无度,殊异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尽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艹卖)。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珠异乎公族。《唐风》中有一篇《采苓》,全文如下: 采苓采苓,首阳之巅。人之为言,苟亦元信。舍旃舍旃,苟亦无然。人之为言,胡得焉。     

《中庸》成书问题的逻辑考察

有关《中庸》成书问题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中庸》作者与文本结构两个方面.《中庸》通过对"中庸""性""诚"诸概念的阐发,证明了全篇内容的完整性.首章点明天道与人道;第二章到第十九章引用孔子对"中庸"的看法,为下文抒说己意做铺垫;第二十章至最后一章揭明"诚"的内涵与作用,既是对首章的呼应与升华,也是对"中庸"部分的整合与延伸.《中庸》与孟子"尽心—知性—知天"是同一思路,属于思孟一系的作品,是子思所作的一篇完整论文.《中庸》的出现,既是儒家学术思想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儒学回应时代变化的需要.     

《小星》臆说

《诗经·召南》中的《小星》,只有两章十句,若去掉相同及相似的句子,则只剩下六句,但却是一篇很费解的诗。古今学者的解说大致有五种:《诗序》说是“惠及贱妾”;姚际恒解为“小臣行役之作”①;胡适说是“写妓女生活的”②;汪原放说“是一个恋歌”;③鲍昌先生说是写小官吏“辛勤任使”的④。细玩诗意,诸说似欠稳妥。我们认为,《小星》写的应是周王室女子出嫁前在“公侯之宫”的生活情况。移录《小星》全诗如下:     

《合集》32921和甲骨分期

在《殷都学刊》1998年第3期上,我非常高兴地读到尚秀妍《再读胡厚宣先生〈五种记事刻辞考〉》一文。这篇论文在论及历组卜骨的骨面刻辞,即我们说的署辞的时候,提到“历组骨面刻辞中也有单独的史官签名”,如《合集》32921的“中”①,并以之同出组、何组的类似组例子比...     

《悲回风》作者辨

<正> 《悲回风》是屈原《九章》中一篇独具特色的作品。但关于这篇作品,自南末以来就有某些楚辞研究者认为它是伪作或可疑之作。不少楚辞选本就是因为此篇作者有异议而不选它。因此,弄清《悲回风》的作者问题,是楚辞研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南宋魏了翁在《鹤山渠阳经外杂抄》卷二中说:“子胥挟吴败楚,几墟其国。三闾同姓     

论《庄子·天下篇》的思想倾向

<正> 一《庄子·天下篇》作为研究先秦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历来被人们所重视,但它究竟出于何人或何家之手?成于何时?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按传统的说法,古人编书著书序列于最后,如《逸周书》的《周书序》、《淮南子》的《要略》、《史记》的《太史公自序》、《汉书》的《叙传》等就是如此;《天下篇》是《庄子》书的最后一篇,又具有概述的性质,因此说它是庄子的自序。但现代学者很少有人同意这种观点。胡适说:“天下篇是一篇绝妙的后     

《诗·曹风·候人》写的是什么

《诗·曹风·候人》一篇共分四章,每章四句,录之于下(入韵字下加标识): 彼候人兮,何戈与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维鹈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称其服。维鹈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物色》篇在《文心雕龙》中的位置问题

<正> 《物色》篇在我们今天所见的各本《文心雕龙》中,位置均在《时序》篇后,《才略》篇前。对此,现代不少《文心雕龙》研究者均表示怀疑,认为次序当有错乱。最近出版的周振甫先生的《文心雕龙选译》,索性把《物色》提前放入全书第三部分,次在《熔裁》前,《声律》后。据我看,这个问题还可以商榷,原来的次序位置不见得错。试申述鄙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很早就提出了《物色》的位置问题,其《物色》篇题注说: 《文选》赋有物色类。李善注曰:“四时所观之物色而为之赋。”又云:“有物有     

《夷坚志》中的独脚鬼

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舌耕叙引《小说开辟》上有一篇《汀州记》。它是个划分精怪的话本。《汀州记》与《夷坚乙志》之七《汀州山魈》和《会昌解颐录》中《元自虚》等篇彼此照应,它们都是以独脚山魈为主题的作品。在汀州,唐代把独脚鬼叫作肖老,宋代称作七姑子。有关独脚山魈的文章多见诸六朝志怪。它是《庄子》等书中“夔”的来历。这个民间供奉对象山魈被称作独脚鬼或独脚神。《神仙传》中的“栾巴”就是它的雏型。在唐代,《传奇》的“崔煒”弄清了它是杀人祭鬼的祸首。在宋代,七姑子已不再是独脚形象。由于地区不同,有的仍称独脚鬼,独脚五通神指的就是它。据《夷坚志》记载,独脚五通有能从别人家     

《资本论》的中介方法论

马克思指出：“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①也正因为这样，几代人为探索《资本论》方法而殚精竭力地苦苦思索。然而，对于中介方法——这个几乎贯穿于这个宏篇巨制之始终的唯物辩证法中的重要方法却被忽视了。《资本论》共３卷１７篇９８章，只有第１卷第２篇只有１章，即第４章。在第五篇中，马克思从简单商品生产出发，研究了商品和货币，因为资本主义是在简单商品生产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前提；在研究商品和货币的过程…     

《解老》、《喻老》篇不出韩非手辨

最早提出《韩非子》一书中的《解老》、《喻老》两篇不出自韩非手的是容肇祖先生。他引《五蠹》篇反对“微妙之言”的议论以后说:“《解老》、《喻老》是解释微妙之言。韩非一人不应思想这样的冲突,可证非彼所作。”意即不出自韩非之手。他又引《解老》篇与《淮南子·原道训》两书思想类似的段落以后,推定《解老》、《喻老》篇出自西汉道家田生之手,郭老不完全同意这种意见,但在他的《十批判书》中也说:“《解老》     

《吴子》考补证

《吴子》一书,先由清朝的姚际恒、姚鼐断为伪作。姚际恒氏云:“《汉志》四十八篇,今六篇,其论肤浅,自是伪托。中有屠城之语,尤为可恶。或以为有礼、义等字,遂以为正大非武之比,误矣。” (《古今伪书考》) 姚鼐氏云:“世所有论兵书,诚为周人作者,唯《孙武子》耳,而不必为武自著;若其馀皆伪而已……《汉艺文志·吴起》四十八篇,在“兵权谋”,《尉缭子》三十一篇,在‘兵形势’。今《吴子》仅三篇。《尉缭子》二十四篇。魏、晋以后乃以笳笛为军乐,彼《吴起》安得云‘夜以笳笛为节’乎?苏明允言起功过于孙武,而著书顾草略不逮武,不悟其书伪也。” (《惜抱轩文集》卷五,《读<司马法>、<六韬>》) 二姚氏之后,伪作说纷起;郭沫若同志的早期著作的《述吴起》(见《青铜时代》)也认为: 现存《吴子》所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则显系袭用《曲礼》或《淮南子·兵略训》”,而《礼记·曲礼》和《淮南子·兵略训》又为汉朝人著作。“《墨子·贵义篇》言五方之兽则均为龙而配以青、黄、赤、白、黑之方色。此乃墨家后学所述,当为战国末年之事。若更演化而为四兽,配以方色,则当更在其后。用知四兽为物,非吴起所宜用,故今存《吴子》实可断言为伪。以笔调觇之。大率西汉中叶时人之所依托。”     

略论司马光的《潜虚》

一司马光(1019—1086)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著名历史学家。他原籍是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涞水乡人,世称涞水先生,《宋元学案》专立了《涞水学案》。但他久居洛阳,绝大部分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是在这里进行的。 司马光退居洛阳期间,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学术活动。他和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并称北宋道学“六先生”。后因“涞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宋元学案·卷首序录》),才除去司马光,只称北宋五子。但是,不管是六先生或是五子,都不能排除北宋道学之兴是和司马光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司马光是旧党首领,其他人在政界都没有他的影响大。司马光居洛十五年中,除了编修成著名的《资治通鉴》之外,还从事哲学方面的研究,写作了《易说》、《注系辞》、《注老子道德经》、《注太玄经》、《注杨子》和《潜虚》等著作,对道学之兴有一定的作用。道学是反对“荆公新学”的产物,司马光是反对新学的支柱,道学家只有得到他的支持才能扩大影响。司马光居洛阳期间,程颢也贬居在此,富弼、文彦博、吕公著、程颐、邵雍等人也都在洛阳,他们时常优游际会,论道议政,司马光被称为“真宰相”。他们不仅要直接反对新政,而且也要从理论上攻击新学。这就使得他们在学术思想上有了共同的基础。了解这一背景,对我们理解《潜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