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处士横议”

"处士横议"现象在战国时期十分突出。以往对横议处士身份的理解存在误差,他们其实指那些有着强烈入仕愿望而尚未出仕的士人,而非隐士。处士横议与战国时期诸侯对人才的主动招揽、诸子百家自由争鸣的风气等密切相关,是时代巨变的产物。处士横议对士人精神、社会变动有过积极影响,也存在弊端。战国之后,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士人群体本身的分化,以及选官制度的逐步完善,处士失去了横议的土壤,因此到秦汉时期逐渐式微,其后作为社会普遍现象的处士横议则不复存在。"处士横议"从极盛到式微,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大周处士郭君墓志铭》的文化价值”商榷

《中原文物》2013年第2期发表的刘珊《〈大周处士郭君墓志铭〉的文化价值》一文公布了墓志新材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整理和研究。文章的文献研究价值是值得肯定的，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墓志铭文释读有不少错误,二是其文化阐释有任意发挥之嫌。     

国家演进、水德之运与处士横议——秦帝国“事皆决于法”的三维探析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秦帝国最终二世而亡.在"过秦"思潮中,秦帝国"事皆决于法"的酷刑滥施被凸显与批判.探究"事皆决于法"施政原则的确立,当是秦帝国基于三方面认知与考量的结果:其一,秦因变法重法而致富致强进而最终实现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二,"五德终始"说视阈下秦为"水德",由此当遵"水德"之性,行"水德"之政以"合五德之数",以此获得"君权神授"的天命诉求;其三,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秦帝国所面临的六国旧贵复仇以及处士横议的现实政治危机.     

“《诗》亡然后《春秋》作”与战国“处士横议”

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自汉代以后人们多理解成《诗》和《春秋》两个文本的依次出现,无论怎么界定“亡”与“作”的时间,都纠结难通。究其原因,是后人把“《春秋》作”的“作”误解成孔子对《春秋》文本的撰作或编次。从《孟子》及先秦语境考察,“《春秋》作”之“作”是开创、兴起的意思,指孔子以评论《春秋》的方式开启战国“处士横议”的新时代。他以《春秋》“正名”的历史担当和革新精神为战国诸子所继承、发扬,其“见之于行事”直接影响了诸子散文的论辩方式。      

论陈献章及其门人的隐士传统

明代广东儒学在陈献章的影响下,出现了一股隐士风潮.这与陈献章哲学思想中对于“静”和“自得”的推崇有关.隐逸对于陈献章来说是一个为学的必要阶段,只有通过隐逸达到不以功业为挂碍的境界,才可以自在地出仕或不仕.陈献章门下几位隐士的表现,体现了其为学之道的艰难.     

宋代士人改字及其社会文化分析

古人有名亦有字。相对于名而言，字蕴涵着更为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宋代士人认为，字不仅是其命运前途的彰显，而且是其士人身份的重要标识。故而，宋代士人重字贵字并对字提出了较高的文化要求，士人改字遂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改字的原因，或为避讳、或为迷信、或为审美情趣、或为勉学、或为道德训诫。改字这一社会现象最主要体现了士人对其身份的认同，这同时也反映了宋代社会流动性加强背景之下社会分层中士人的价值取向。     

宋代隐逸词生命意识探微

生命意识是生命本体的外在化和客体化表现,是文艺活动中特有的情感交流现象,其作为人所共有的特殊心理情绪,具有高度的审美意义。具体到宋代隐逸词,其生命意识由自由之心、闲适之情、空灵之境构成。文章通过细读文本、考察文化,对宋代隐逸词三个层面的生命意识进行更为深入的审美观照,从词作的深层意蕴中,探究宋代词人对生命存在的体验与感悟。     

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中国古代文人的隐逸文化

中国隐逸文化历史悠久,是漫长几千年历史的一道独特风景.但“隐”又有真假之分.真隐虽原因各异,但却有其看重个性生命自由之追求;假隐则以隐为手段,成为其出仕之终南捷径.隐逸文化被社会关注,儒道两学派与其关系尤密切.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庄子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则更接近和体现了隐逸文化的精髓.隐逸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隐士必须是知识分子,其中卓越有成绩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占了相当比例,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论赵湘诗中的隐逸情怀

赵湘是宋初晚唐体代表诗人之一。他虽未完全隐居山林,但诗中明显表露出了隐逸情怀。这与他受宋初隐逸之风、佛教的影响,以及一生大半时间在清丽的江南生活,为官期短又多与僧人、处士交游等因素有关,也与他对清高之境的追求有极大的关系。     

隐逸文化与古代文学审美视野的拓展

中国历史上的隐逸文化，开拓了文学创作的崭新领域。隐逸文人把自然美作为审美对象，表现了独特的审美追求，把文学的审美视野伸展到世俗作家无可企及的地方。文学在隐逸文化的影响下，由表现治世的进取精神到表现个性色彩为主的自觉精神，由客观回归到主体，两种精神如影附形，并行不悖。隐逸文化强化了文学的自然情结、个性色彩与幻觉世界，因而扩大了文学的审美视野，给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以很深的影响。     

宋代歌妓略论

宋代歌妓根据其妓籍和服务对象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官妓、家妓和市井妓三大类。她们对当时社会的宴乐风俗、士人生活、文学创作特别是音乐文艺的传播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宋代的正史、笔记、诗词与小说中大致勾勒出宋代歌妓的本来面貌,对其组织制度、活动情况作一个全面而真实的考察,以期给人们提供一个正确评价宋代歌妓的历史平台。     

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潮探析

宋代是一个＂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文人士大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却处处凝聚着一股归田、退隐、出世的思想,凸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隐逸思潮。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潮的盛行,不仅与宋代冗官、闲官政治紧密相联,也与宋政权对文人士大夫的牵制以及朋党之争息息相关;宋代意识形态领域中儒、佛、道三教融合的社会思潮,则使他们能够在当世之志遭受挫折之际,退而出入佛道,用佛道出世远世和遁隐的精神解脱自己;宋代文人士大夫自省、内敛的心态和审美趣味,使他们在审美意象上更加注重内心情感的体验和对平淡闲适生活的追求,并由此将退隐作为体验自由、寻求心灵解脱和淡泊澄静的一种生活方式。     

进取时代的退却与守望——论汉代士人的隐逸之风

在社会文化、风习、政治状况等多种因素变化发展的共同作用下,隐逸在汉代经过了由微而显、高潮迭起的发展过程.西汉中期以前,新道家和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的先后确立导致了隐逸陷入低潮;其后,儒家理想主义的破灭、不仕二姓观念、援道入儒潮流、明哲保身处世哲学、知识主义兴起及政治状况不断恶化共同催生了汉代隐逸的高潮.在受社会文化、风习、政治影响的同时,汉代隐逸群体在推动文化发展、砥砺社会风习及改良政治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     

柳永词女性视角探微

在宋代,柳永以男性词人的身份创作了大量包含女性形象和女性物事的词作,在开拓文学创作的题材范围、丰富词的艺术形式之余,又作为文学—文化形象传达出那个时代的文化语境。基于柳词女性视角的艺术表现和宋代社会文化心理的互济,对柳词中的女性物事、女性形象进行探析,从而展现宋代社会的时代风貌、考察其文人的审美旨趣、访寻其日见浓厚的市民意识。但柳词的性别文化意义,不在止于为我们提供了批判男权文化的素材,而在于它在文学领域中展示了性别融合的理想模式,并造就了词的"婉约"正统风格及其要眇宜修的主要审美特质。     

"武"到"文"——宋元时期山西地域角色变化及其原因探讨

文章通过分析山西区域社会在宋元时期历史发展的若干特点,考察宋金之际山西地域角色的转变,并探讨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传统宏大叙事的通史叙述中,宋代是以文化繁荣而著称于世的,金元两朝则由于是落后的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先进的中原社会呈现停滞甚至倒退.但具体考察山西在宋金元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我们看到,正是在金元两朝,其经济文化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而在一向以文化繁荣著称的宋代,山西因其以边防要地而呈现的是浓重的军事色彩.     

从“武”到“文”——宋元时期山西地域角色变化及其原因探讨

文章通过分析山西区域社会在宋元时期历史发展的若干特点，考察宋金之际山西地域角色的转变，并探讨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传统宏大叙事的通史叙述中，宋代是以文化繁荣而著称于世的，金元两朝则由于是落后的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先进的中原社会呈现停滞甚至倒退。但具体考察山西在宋金元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我们看到，正是在金元两朝，其经济文化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而在一向以文化繁荣著称的宋代，山西因其以边防要地而呈现的是浓重的军事色彩。     

宋诗的“止酒”主题

宋代的酿酒技术水准有显著的提升,饮酒风习在新的条件下更为普及,"止酒"也成为宋代社会习用语。宋代文献涉及"止酒"的语言遗存多与陶渊明《止酒》诗有关。宋人以"止酒"为主题的诗作展现了对酒和文化人生之关系的认识。有关"止酒"的多种文化态度的表达,反映了诗人们的隐逸思想趣向,也涉及疾病史、医学史知识的积累以及注重养生的健康追求。宋代诗人通过"止酒"透露的文化个性与人生态度,值得文学史家瞩目。宋诗"和陶"风习与"止酒"咏唱,以及与"止酒"相关的社会现象,或许可以看作中国古代酒史以及酒文化史别有文化风味的一页。     

宋代的法律与宋词的女性形象

宋代关于女性的法律是宋代社会关于女性的社会特征的集中体现,它必然会对宋词女性形象塑造产生影响。而这方面的研究尚少。翻检一些关于宋代女性的法律史料,结合逻辑推理,可以看出这些法律对宋词女性形象塑造产生了三大影响：一是宋词女性形象的身份从过去的身份确定的婚内女性居多,变为身份不确定的、与叙述者有情感关系的非婚内女性居多;二是宋代文人词从唐前诗歌注重女性对男性的“敬”,转为注重与女性交往时所得到的“情”与“趣”：三是两性的性平等意识增强。     

惊艳：宋代开封的城市色彩

宋代开封城市装饰色彩规划主要是赵匡胤制定的赤白色,不分贵贱。开封百色荟萃,是全国最大的文化色彩制作基地和应用之地,广泛多样,涉及方方面面。在喜庆和节日里,各色诸彩增多增强,是色彩的会展。作为宋代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海外诸多色彩汇聚开封,以茶褐与墨绿服色、翡色瓷器最为突出。坊市制的打破使夜市兴盛,灯光之彩伴随着夜生活而照亮夜空。色彩创新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油紫,最突出的光彩创新是影戏的出现和完善,始于宋代的烟花则提供了光彩美的新表现和享受。彩山色海,是开封繁荣和生命力的表现,引领着全国色彩时尚。在中国色彩文化史上,宋代开封占据着浓墨重彩的一章,为中华文明做有出色的色彩贡献。     

元曲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启示

元人创造了浪子-隐逸-斗士文化。浪子风流、隐逸情调与斗士襟怀融会而成的反抗意识和审美人生构建了元曲的人文精神。柳永和陶渊明作为浪子和隐逸的文化代表成了元代社会的偶像。魏晋六朝是人开始觉醒、文学开始自觉的时代,元朝则是普通人开始觉醒、通俗文学开始自觉的时代,这是一个应该郑重提出的文化大命题。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马致远《双调·夜行船·秋思》和睢景臣《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分别是“浪子风流”、“隐逸情调”和“斗士襟怀”的文学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