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诗三百》的经典化源流

自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从尘封的历史中现身以来,《诗三百》的经学化过程再一次受到关注,《孔子诗论》的出现为我们探寻《诗经》的经典化源流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推进了《诗三百》的普及,战国诸子的著作中引《诗》、证《诗》比比皆是,《孔子诗论》正是产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孔子诗论》与先秦的用《诗》风气是密切相关的,而《毛诗序》与之是一脉相承的,所注重的都是《诗》的教化作用;《诗论》释《诗》与汉儒解《诗》的方式、内容、思想内涵又有很多差别,对《诗三百》走向经典《诗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平议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诗经》有关的简帛古籍大量出现。阜阳汉简《诗经》残本,郭店楚简《缁衣》、《五行》等篇中引《诗》、论《诗》的内容,上博简《孔子诗论》,这些出土文献的面世解决了《诗经》学研究中许多重要的问题,对今本《诗经》的考释起了推动和补充作用,展示了早期儒家论《诗》传《诗》的风貌,印证了《诗》与礼乐文明的关系,丰富了《诗经》研究史,把《诗经》研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     

《诗经》篇名正变

《诗经》的篇名,无论从其来源看,还是从其词性看,都呈现出统一性与多样化的特点。《诗经》篇名方式的统一性表现为以诗首取字,为正格;正格的发生与时代风气、社会需要、“兴”的表现手法等密不可分;而命题者的主题意识及其对名篇艺术的追求,又决定了名篇方式的多样性。以诗首名篇,是中国古代诗文命题史上的初始阶段,《诗经》篇名由正格到变格的演化,是诗歌的命名从篇首取字向以意立题的过渡的先声。《诗经》以后,变格逐渐为正格。     

召公与孔儒思想——《诗经》及上海博物馆楚简中《孔子诗论》研究

周初历史上,在政治地位、历史功绩、德政思想对孔子和儒家影响方面,与周公影响齐名的还有一人,就是召公.<诗经·召南·甘棠>对召公德政爱民的记载以及上海博物馆楚简<孔子诗论>中孔子反复对<甘棠>思想的申说,都表明孔子对召公的敬仰、对召公德政的怀念,以及召公对孔子及儒家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     

论《诗经原始》在《诗经》学史上的进展及其保守性

清代学者方玉润晚年写定的《诗经原始》一书,在《诗经》学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顾颉刚古史辨派以来的《诗经》学发展有重大影响。方玉润着力于探讨诗三百的本意,被后人称为独立思考派。方玉润批评了《诗序》、朱熹的《诗集传》和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确立了依照文本探索本意的解诗宗旨和方法,他对诗的评点往往细致入微,能挖掘出作品的种种妙处,富有启发意义。在追求诗人之意、把文本作为最高依据、重视诗的特有情性等方面,他实际上承继了以朱熹《诗经》学为代表的解诗传统。方玉润在解诗方法上表现得相当激进,而其思想观念则相当保守,故在解诗方法方面,《诗经原始》取得了长足进步,可它对诗歌内涵的把握,依然深受儒家政教伦理观念的拘囿,很多时候还不如《诗集传》。从本质上来说,它跟《诗序》依旧属于同一个儒教体系,甚至可以说跟《诗序》极为密切。     

从《诗经》看周人的文化精神

周民族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民族。农业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形成了周人定居的农耕文化。作为周文化遗存的《诗经》,正是这一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这可以从《诗经》所流露出的农业生产的乡土情怀、宗族伦理与宗国感情、以文为本的人文精神,以及基于现实的创作精神上清晰地见出。从一定意义上说,《诗经》就是我国一部充分体现中国农业文化的诗集,它是中国上古文化诗的总结和艺术升华,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超出了诗的领域。     

使用与阐释：先秦至汉代《诗经》学的理论描述

本文从辨析赋《诗》言志体现的共同伦理开始,探讨了使用和阐释在孟子《诗经》学中的分野,最后以汉代《诗经》学阐释的两种类型为论证,旨在说明中国经典阐释学实质上是伦理阐释学,即阐释者在解说经典大义时,通常在字面义和表达义之间建立起伦理关系,建立的方法是相似性联想,应当注意相似性联想在伦理阐释中的特殊功能与作用。     

从上博简《诗论》看《诗经·葛覃》所反映的周代礼俗

上博简《诗论》评《诗》,惜墨如金,对于某首诗的评论,一般只有几字,少则仅用一字。而对于《葛覃》一诗则有大段评论,足见孔子对于《葛覃》一诗的重视。通过分析《诗论》中评述《诗·葛覃》的内容,愚以为有助于解决如下几个问题:(1)廓清历来聚讼不休的诗中“采葛女”的身份,进而比较准确地理解诗意;从上博简《诗论》看《诗经·葛覃》所反映的周代礼俗@晁福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①将第24号简系连于第16号简之后,是李学勤、廖名春、姜广辉等先生的卓见。就两简内容上看,皆有“吾以某诗得……”之类的句式,而16简末句与24简首句…     

使用与阐释:先秦至汉代《诗经》学的理论描述——中国古典阐释学研究之一

:本文从辨析赋《诗》言志体现的共同伦理开始 ,探讨了使用和阐释在孟子《诗经》学中的分野 ,最后以汉代《诗经》学阐释的两种类型为论证 ,旨在说明中国经典阐释学实质上是伦理阐释学 ,即阐释者在解说经典大义时 ,通常在字面义和表达义之间建立起伦理关系 ,建立的方法是相似性联想 ,应当注意相似性联想在伦理阐释中的特殊功能与作用     

风俗视角与《诗经》的还原阐释

《诗经》因为被罩以神圣的光环而掩盖了它的原貌,也蒙受了种种附会和曲解。从风俗视角可以梳理出《诗经》文化背景的两个重要特征“诗以言志”的习尚和“礼乐救化”的传统,有助于对《诗经》的还原阐释,风俗视角还能使读者领略到《诗经》所展示的鲜活多彩的风俗画卷,感受“天籁之音”的艺术魅力,有利于《诗经》去圣返俗。     

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四个层次

上博简《孔子诗论》从内容上可以分为四个层次:诗之综论、诗之题旨、诗之分章、诗之断章。孔子关于诗之综论与传世文献中的《尚书》、《孟子》)、《荀子、《毛诗序》以及近代学者的诗学观点大致相合。关于诗之题旨的论述与《左传》中某些评诗语词相似。分章评诗在传世文献中是罕见的。孔子断章取义的论诗也是在春秋时代用诗的大背景进行的。     

论《诗经》中与陕西有关的战争诗

《诗经》中有大量的反映战争的诗篇,这些诗篇大多产生在今天的陕西省境内。笔者重点论述了《诗经》中与陕西有关的战争诗所涉及到的周代军礼、车马、兵器、军队三官等方面的情况。旨在说明周人对礼的崇尚与认可,同样体现在战争中。一方面表现为战争诗中对车马、旌旗、鼓金等相关器物饱含感情的描写,另一方面表现为对这些器物背后所代表的纪律和秩序的认同。     

从战国至汉代《诗经》文本的改变

从战国至汉代,《诗经》有一个漫长的文本的形成过程,这种版本发展主要体现在文字使用、某些篇目的删减、篇名的改变以及类序编纂次序等诸多方面的改变,通过这些改变可见,《诗经》发展至汉代,曾经过一个汉代人有意识的系统的整理、修改与统一的过程,由此才最终确定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毛诗》文本。     

《诗经》和《论语》中的“思无邪”比较

孔子在《论语》中用“思无邪”对《诗经》作了整体性的评价。毋庸置疑的是,无论后人对“思无邪”作何种解释,它的意思仍是说:《诗经》中的所有篇章都合乎孔子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和审美标准。由于《诗经》的内容和思想倾向相当复杂,所以要想准确把握孔子之“思无邪”、“一言以蔽之”的原因,就必须考察其在《诗经》和《论语》中所处的不同文化语境,以及由此造成的两种含义之间的内在关系。     

宋代《诗经》学研究的新气象——以三家《诗》研究为中心的考察

鲁、齐、韩三家《诗》在两汉时期盛极一时.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主客观多方面原因,三家《诗》式微,或亡佚,或不传.至唐代,《毛诗》定于一尊.宋代以后,伴随着《诗经》学和辑佚学的发展,三家《诗》学也成为《诗经》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学者在《诗经》著作中对三家《诗》的运用是一个逐步增化的过程,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唐以来《诗经》学界的革新要求.到宋代,随着废序弃毛疑经思辨学风的发展,有的学者在《诗经》著作中关注到三家《诗》,并运用三家《诗》说:或以三家之序非毛序,或以三家之说补毛义,或以三家之说驳毛说,或以三家之说解《诗》,形成了宋代《诗经》学研究的新气象.     

《诗经》中《周南·汉广》本义新释——以"游"字为分析视角

<周南·汉广>是<诗经>中的一首情诗.历史上诸家对此诗本义,主要有三种观点,而今人则对影响最大的<毛诗序>的观点进行了全盘否定,进而以此诗的诗歌性质替代其本义.笔者在研究中发现,造成这种原因的主要问题在于历代研究者没有对游女的"游"字义项进行详细的考证,忽略了游字淫逸的贬义义项.因此,在论证游字贬义义项的同时,结合周南地域与周楚文化相异特点进行分析,认为<周南·汉广>的创作,就是要表达"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的这一本义.这也说明<毛诗序>对此诗的看法,有一部分还是合理的.     

从《性自命出》到《文心雕龙》:“文起于情”的文源说

《文心雕龙》的文学起源说是“文起于情”.这种说法与保留在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的古人对于性、气、情等范畴的传统理解密切相关.这种认识在《性自命出》中初露端倪,自此之后,虽历经辗转,却并没有发生实质上的改变,只不过在更多的时候,它被笼罩在乐论当中.出乐而入诗的代表是《毛诗序》,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这一认识的是陆机之《文赋》,至《文心雕龙》而集其大成.     

《四库全书总目》纠弹“以诗法解《诗经》”发微——兼及经典与时代的互动关系

《四库全书总目》对晚明士人“以诗法解《诗经》”的风气严加痛斥,认为不过是簸弄聪明,终将变圣经为小品。馆臣对原本奠定天人秩序的“诗教”大义,包括讲筵启沃、引经筹今等经世内涵,均自有体会,但却因乾隆朝的政治环境而不敢正面发扬,只能抑之为“在经解中为别体”,转而在经学史梳理和考据实学上用力。民国已还,五四学人群趋以文学歌谣来认定《诗经》,仿佛晚明士人的异代知音,《诗经》最终也从一本确立价值规范的“经”典,变成吟咏性情的“歌谣”,诗教大义随之沦灭。然而可惜的是,五四学人的这些举措,并没有深入彼时社会的有机体之中,其本质是以一种否定性的目光看待自我,最终错过了从自身发现生机并有效落实他们所倡导价值的契机。     

论《诗经》四、八句体例之特点及影响

通过对《诗经》文本的研究,可以看出四句、八句体例在《诗经》中所占比例极高,藉此结合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分析当时之社会政治、宗教祭祀、音乐习惯等诸方面,便可追溯四、八句所产生之原因,探寻其句式章法之特点,可知《诗经》中体例基本是以四句为正体、八句为次体之形式,这种句式规范对后世诗歌体制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直接规定了律诗绝句的体例范式。因此,《诗经》四、八句体例可谓后世诗歌章法句式之源。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诗教"传统

孔子对《诗》的态度及其论诗、传诗的实践,对《诗》的传播及其进而成为经典,都产了重要作用。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对孔子教《诗》的特点、温柔敦厚诗教传统的确立及由《诗》“可以怨”生发出的风雅正变问题,重新做了文献上的印证和澄清,为研究孔子与《诗》的关系及“诗教”传统的来源,提供了新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