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派"笔下的抗日叙事

"七月派"笔下的抗日叙事与其他抗战文学相比有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对战争的真实描写、对人在战争中的处境和心理的刻画、对战争荒谬性的揭示,从而使"七月派"的抗日叙事呈现出特有的悲壮、苍凉、沉郁的艺术风格.而这种叙事态度与创作风格的形成与"七月派"的核心人物胡风的文学观点是分不开的.     

意念中的"原型":胡风"典型论"的背后

半个多世纪前,胡风在与周扬关于典型问题的争论中,坚持典型之普遍与特殊的一体论,反对将个性看成是人物自身独有的特性,这在今天似乎已成为"陈旧"的问题.但若对这一问题所掩盖的历史原初意蕴进行追问,并做进一步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分析与思考,就会发现尚未被揭示的诸种含义.胡风对共性与个性同一性的强调,意味着他反对用简单的"类"的方式去切割文学,并由此可引出"意念中的‘原型'"概念,从而表现了左翼文学理论的别一种可能性.     

王国维"悲剧"批评观念的现代性转型

中国叙事文学批评观念不断演进,经历了从"道统"到"悲剧"的转型过程.时至近代,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促成了中国叙事文学批评观念的现代性转型.对《<红楼梦>评论》"悲剧"批评观念出现的前因后果及其现代性转型的意义与影响的论证,需要从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在历史与文化的语境中加以考究.     

《张居正》:权力"铁三角"下变法悲剧与作家的诗性叙事

对历史精神的把握和对人性本真的书写,是决定历史小说境界的关键所在。思古源于抚今,优秀的历史文学总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当下文化重建。熊召政的小说《张居正》以具有典型文化意蕴的“铁三角”权力关系(权力的源泉及其公权代表与私权代表)为叙事框架,演绎了一场转型期变法的艰难历程及其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展现了中国文化烂熟期的复杂人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中国人的焦虑。和谐而颇具张力的叙事风格、宏大而复杂的历史观照、严谨而不失灵动的文化立场以及典雅而充满诗性的叙事语言,使得该书在当下历史小说创作中显得成熟稳健而又别具一格。     

"科举"含义与科举制的起始年份

"科举"是一个含义丰富复杂、具有动态特征的词语.广义的科举指分科举人或设科取士,约略类同于贡举,起始于汉代;狭义的科举指进士科举,起始于隋代.科举制的诸多特征是经历漫长的过程才逐渐形成的,但要定下一个起始年代,必有标志性的创制,而真正具有标志性意义且与历史上"科举"一词相符合的,只有隋炀帝创立进士科这一历史事件.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进士科的创设,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存在了1300年之久.     

西方视野下的现代中国形象认知与传播——论史景迁的现代中国研究

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的现代中国研究聚焦于中国向现代转化这一复杂艰难的历史过程,他以一种匮乏叙事逻辑将中国排除在"现代"范畴之外,并且将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不断作类比联系,意在呈现中国历史的重复性节奏。这一做法与史景迁去历史化的"现代"概念界定息息相关。同时,由于史景迁的现代中国研究较一般学者有更广泛的受众群体,具备较高的大众认知与接受度,他所建构的现代中国形象也因此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传播影响力。考察史氏现代中国研究在学界与非学术受众中的接受将我们推向了知识话语生产与大众意识形态间复杂关系的思考深处。     

全球化语境与历史叙事的"盛世"情结

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文学叙事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盛世情结".这无疑源自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抵抗需求,又符合国家改革中全民族的盛世心理期待.作家通过描写历史盛世时空,集中笔力发掘传统文化的菁华力量.但是,"盛世情结"也在一定程度上夸大、遮蔽、抹杀了封建历史文化弊端,未能站在现代文明立场反思传统历史.因而,描写什么样的盛世,事实上关系到国家文化的走向,关系到传统文化菁华如何进行现代转型,有必要对"盛世"情结作进一步的反思与批判.     

“孤独的神”与“历史的人”——红柯小说艺术研究

红柯小说人物有两类值得关注一类人物在与自然相通中走向神性,因失却历史文化渊源与现实关系,成为"孤独的神";另一类人物是具有某种历史深度与复杂现实关系的"历史的人".在这两类人物中,红柯肯定前者,否定后者.对"孤独的神"的刻意叙写,使红柯在吸取现代叙事艺术的基础上,形成感觉间离叙事的独特方法,由此,使其小说充满"诗性化".     

"变形"的美学--从《变形记》看卡夫卡小说的话语方式

卡夫卡在创作(如<变形记>)中运用的是一种变形的话语方式.它常以不可思议的开头,把主人公和读者一起"抛入"一个变了形的审美语境其叙事时间寓变化于简单、叙事体态采用复合式的双重视角、叙事语式多用虚拟语气和推测性词汇.这根源于卡夫卡"变形"的美学,包括他对人生的生存境况的"恐惧"体验和"滑动反论"式的思维方式.     

有关胡风及胡风研究的若干史料

胡风(1902-1985)在解放后的遭遇是值得同情的,"胡风反党集团"绝对是冤案.1952年12月16日,周扬在文艺界召开的"帮助"胡风认识问题的座谈会所作的结论是:"胡风在文艺理论上推行的是一条反党的路线".1953年,<文艺报>相继发表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批判胡风.     

周扬的位置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

周扬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他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有力的阐释者;同时,在一些时期,他又与这个思想体系发生冲突,这最终导致了他在"文革"中的命运.胡风与周扬被认为分别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两大流派.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是周扬与胡风文论共同的归宿,两人的分歧在于文艺具体怎样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上,即在由生活而通往作品的过程上.两人对立的结局,决定于不宽容的文化氛围.两人又都参与了这种文化氛围的营造.     

1930 年代左翼文学是如何被塑形的

左翼文学经典的形成,一方面源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至建国后的历次文学史叙述,另一方面则与左翼文学产生之初的批评语境直接相关. 正是通过同时代的批评,一些带有左翼色彩的作家作品被进一步定性、塑形,成为当时左翼叙事所期待的形态. 像冯雪峰、瞿秋白在革命文学论争后对鲁迅身份的再界定,冯雪峰、胡风对韩侍桁等批评枟子夜枠权力的剥夺,以及茅盾、胡风对吴组缃、艾芜等一批左翼新人的创作指导等,都是这一时期"批评"介入并参与塑造左翼文学的典型例子.     

试论《花腔》的历史叙事

李洱《花腔》塑造了葛任这一知识分子形象,并对其精神的困顿与冲突剖析,揭示了历史伦理对个性的戕害.这种剖析是由多个叙事角度及其带来的多重叙事声响完成的.这种多重角度的叙事,形成了文本独特的"对话体"模式,生发了历史叙事的层层迷雾,进而彻底地消解了历史的崇高意义.     

"骊姬之难"的文化内涵和悲剧意味

"骊姬之难"是<左传>、<国语>、<史记>等中国古代叙事散文详尽叙述的一个具有文化模型意义的历史事件.卷入矛盾冲突中的诸多人物身上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丰富而生动,而事件本身浓烈的悲剧意味让人低回叹惋.从"骊姬之难"这样的历史叙事中反思民族的文化传统,也许可以让我们对民族文化有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有益于民族文化的更新与重建.     

“存异”难以“求同”——胡风“五四”观异于主流的歧见及其对胡风命运的影响

如何看待"五四",是审视胡风思想内质及其与左翼主流分歧的一个关键角度。两者在"五四"总主题的认识上并无差异,而在"五四"领导者的认定及历史意义的阐发上却有不同。胡风认为:经过真切实践的鲁迅在"五四"时期已经成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理当居于"五四"领导者之列,这与权威的"鲁迅转变论"产生龃龉;"五四"的历史意义主要在于文学/文化层面,而非政治范畴,"五四"的反封建传统较之其反帝传统更为根本和重要。这些独异之见动摇了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论证的逻辑,是导致胡风悲剧命运的重要祸根。     

以革命正义为意义元点的历史叙事——"十七年"红色文艺作品叙事逻辑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红色文艺作品不仅仅是因叙述革命历史而具有了自身的特质,它更为重要的功能在于以革命为意义元点而对历史生活进行文本化的组织与叙述.革命在红色文艺作品的叙事中不仅组织着叙述对象的个体人生意义,同时也组织着有关历史的宏大叙事.     

审美话语与革命使命——论十七年时期"红色传奇"小说的意识形态特征

流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红色传奇"小说是一种带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小说叙事模式,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方略的继承与沿用,使得"红色传奇"小说在叙事特征上表现出诸多的与当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需求的相悖之处.这些因素的存在,较为明显地妨碍了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在"红色传奇"叙事中的充分发挥,从而不可避免地构成了"红色传奇"小说在当时情形下的政治意识形态"软肋",并进而决定了此类小说在当代十七年文学演变进程中的历史命运.     

从西方艺术史研究模式看丹托"艺术终结"的悖论

生物学模式、进化论模式、形式主义模式是对西方艺术史研究的主要理论模式.这三种模式的嬗变形成不同历史时期对艺术与非艺术的评判体系,其体系内部发展的逻辑动力促进了艺术的终结.文章通过梳理传统艺术理论模式的构造,分析其历史意识与艺术本质的关系,说明由于传统模式中艺术边界的设定,使艺术史概念的外延狭窄化,导致了"终结论"的产生.同时,针对丹托的"终结论"话语系统,分析"后历史"叙事的矛盾性,揭示出:艺术史边界的扩张仍然不能把握艺术的本质,相反,艺术在新的概念中迷失了方向,超越了历史的边界,成为不可言说的"观念".因而,"后艺术史"陷入了无效写作的困境.     

论新感觉派文本的"尤物叙事"

新感觉派作家借助以物化修辞和妖魔化倾向为特征的"尤物叙事",拟想出一批具有现代品质的女性形象,通过这些女性形象构筑了充满悖论的两性关系,她们既是作者笔下被物化、魔化的对象,又对文本中的男性构成支配性力量。形成这种悖论关系的深层原因来自"尤物叙事"中"女性-城市"潜在的互为隐喻。其中不但体现了叙述人的性别身分,更体现出特定历史环境中作家对都市现代化的复杂心态。     

叙事的“可信谎言” —— 对《奥德赛》中珀涅罗珀被求婚的质疑和阐释

<奥德赛>中珀涅罗珀被求婚的故事是一场"美丽的谎言",然而又是一场叙事的"可信谎言".该故事中巧妙地掩盖了"大妻少夫"的奇怪婚配,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习俗条件下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同时,在叙事中又显示了"一妇众求"的求婚活动,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习俗条件下又是很可能发生的事.对这样矛盾性难题的阐释,结合亚里士多德的史诗叙事理论,考察叙事真实与历史真实的辩证关系,却可作出合情合理的艺术阐释.故此,尽管谎言对历史可能表现为虚假之事,然而对叙事却可表现为可信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