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清代青海的士绅

关于清代士绅的研究要么以全国范围的整体研究为主,要么以江浙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区域研究为主,而青海作为西北边远贫瘠的民族聚居地,对该地士绅的记载见于数量很少的清代地方志等文献中。本文希望借助有限的资料来分析青海士绅的性质和特点,勾勒出清代青海士绅的概貌。此外,通过士绅参与地方事务的活动,分析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重点反映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清代科举户籍改革与土客互动--以广西宾兴组织为例

清代对科举户籍制度进行了渐进式改革，至乾隆间渐成定制，为科举“分区取士”下的客民与地方社会互动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广西各地为振兴文教，纷纷使用科举入籍捐资创建宾兴组织。至道光以降，“入籍宾兴”渐成制度化和普遍化，捐资方法则呈现出多样性、灵活性等特征，这对促进土客互动、培育地方士子、构建基层秩序等多有裨益。     

清代禁约与地方社会——以山西高平禁约碑为中心

禁约是规范人们日常行为活动并议定处罚的强制性规约,它体现了官方治理与民间自治的结合。山西高平地区存有大量清代禁约碑,根据倡导的主体力量分类,形成以地方官府为主导的保护农桑禁约、以地方官府和村社共同倡导的净化风气禁约以及以村社为主导的维护风水环境禁约。官方与村社配合,制定了一系列禁桑羊、禁赌博、禁开矿等细则及惩罚措施,对农桑蚕业进行了保护,对不良社会风气进行了整治,并对亵渎庙宇及开窑盗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禁约的制定与施行过程,体现了地方政府与基层社会的有效互动。     

长三角—体化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国家政策、地方政府、民间活动怎样互动

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社会发展与社会管理往往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就表明其中可能有规律可循。称雄中国商界三百年的徽商为什么雄风不再，一个社会的产业、市场、经济是否与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保持在一个什么样的密切程度，市场经济发展与政府调控管理又将如何互动，国家政策、地方政府、民间活动应当怎样互动等问题，是本文尝试着思考和分析的问题。     

传播与控制:从告示看清代清水江流域社会秩序的建构

目前清水江流域保留大量的明清时期的碑刻告示,揭示了当时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告示并不简单表现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扩张,它往往是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共同协商的结果,体现了官民间相互配合共同治理社会的模式。通过对清代告示所展现的清水江流域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秩序之间的互动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国家如何将法律落实到广大乡土社会,以实现国家对民间社会事务的管理与控制的过程,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依附于国家的现实,从而有助于我们对基于西方社会学"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下的"国权不下县"、"基层自治"的传统观点进行再认识。     

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

文章着重讨论了清代江南地区的社区赈济活动 ,尤其对以都图里甲庄圩乡镇等为单位的小型社区的赈济加以时空上的勾画。在此基础上 ,通过考察社区赈济与地方仓储、交通水平、宗族、基层社会构成等之间的诸多联系 ,折射出清代江南地方社会职能的多元化倾向以及基层社会组织重新整合的大致轮廓。研究表明 ,社区赈济之所以在江南地区长期存在 ,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它能够与地方社会各种资源相互融合     

地方政府研发支出、策略互动行为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空间效应和门槛特征的研究

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离不开政府研发支出的积极引导。运用2000—2011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除西藏外)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地方政府研发支出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用于补贴企业的直接支出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远大于政府资助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间接支出。除此之外,地方政府间的研发支出策略互动也将对本地企业的研发活动产生影响,其中直接支出的空间互动将有利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而间接支出的空间互动则对企业研发活动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两者的差异主要是由地方政府不同的策略互动行为所产生的。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直接研发支出的空间互动存在着显著的"门槛特征",即随着周边地方政府直接研发支出的增加,其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也随之增强。     

清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演变

清代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发生了带有时代印痕的演变,其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政治、军事等职能在各级政府间划分的转变也是重要因素。清代财政先是中央过分集权,后是地方过度分权,二者均为时势之必然产物,又对财政经济造成消极影响。     

啯噜与地方社会的治理——以重庆为例

清代中前期,大量移民进入四川,啯噜成为影响地方稳定的一大因素。本文以"巴县档案"为材料,分析啯噜的身份构成、犯案特点、组织特征及政府与民间的应对,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清代地方社会治理失效的原因,认为清政府保甲制度在功能上的缺失,是造成啯噜泛滥的根本原因。     

聚众案件与清代基层政权的社会控制机制

聚众案件是基层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集中体现,州县衙门既是国家对地方社会实行控制的中心,也是基层民众和官府交涉互动的场所。通过考察州县官治理策略与聚众案件之间的互动关系,探寻清代官府针对聚众案件的预防、治理和控制机制,从中思考清代基层政权社会控制机制的有效性和有限性。     

社会和谐治理:"正当妥协"的宪政地方性知识——以南方市福街草根民间商会为例

本文通过描述福街草根民间商会与福区地方政府部门,通过长达8年时间的谈判对话、民主协商等互动活动,双方形成相互宽容甚至"合谋"共赢的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中国社会和谐治理的地方性微观经验表明,中国文本宪法为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法理基础,使得双方在既有文本法律框架尚待健全的局限下,能够以协商民主范式对话沟通,在相互转换各自偏好中渐趋宽容妥协,从而开辟了"正当妥协"的宪政地方性知识新路径.     

清代湖北津渡及其运营管理

清代湖北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民众出行日益频繁,而湖北众多的江河湖泊构成这一地区独特的交通格局,津渡的设置与运营日益成为这一地区重要的社会内容.作为一项重要的地方公共事业,地方政府与地方精英均参与其中,在不同的时期发挥了各自的重要作用.因此,对于湖北津渡运营管理的研究,无疑有益于深层审视清代湖北地方社会的发展状况.     

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化的角色分析

市场化进程中,由于扮演不同社会角色的需要,地方政府在社会对其制约及其适应社会的互动中产生了行为异化现象。作为“经济人”,地方政府选择了“市场交易”的企业化行为,以满足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作为“政治人”,地方政府通过非理性的企业化行为,加强“抽取能力”、夸大“供给能力”,从而取得其生存合法性所必须的“政府政绩”;作为“道德人”,地方政府继续以社会精英的身份直接代理企业、替代市场,以实现其社会公益函数最大化的目标。地方政府这些企业化行为在改革之初对开启和推动市场化进程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市场发有趋于成熟和完善的今天,它更多的则是起了阻碍的作用。     

清代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及社会应对机制

清代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极为严重,直接影响着黄河中下游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面对此问题,中央政府及大部分地方政府没有形成系统、有效的治理机制,只是个别地方官带领民众进行植树造林。民间社会通过植树造林、梯田以及建设拦泥淤地工程、修建沟头防护工程等措施进行应对,他们所采取的许多方法不受官方重视,没有被总结、改良与推广。这一时期的应对机制不够健全,官方与民间社会互动不足,导致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问题无法得到有效治理。     

从职守标记特征的角度简析清代省会城市的政治地位和作用

清代省会城市在地方区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为了更好的说明清代这一批省会城市的地位和作用，笔者试图想从地方政府的行政职守标记的角度，来分析省会城市在区域体系中的政治地位和作用。     

晚清公局与地方权力结构——以重庆为例

公局是由政府临时设置、地方士绅控制的办事机构,其职能涵盖地方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赋税征收、地方社会秩序的维护等.在具有移民社会背景的清代重庆,形成了由八省客长(移民客商)与"三里绅士"(本地绅粮)分别掌握、领导的公局机构:保甲团练局与三费局,夫马局的管事局绅则经历了从客商到本地士绅的转变过程.本文以<巴县档案>为基础,详细勾勒了清代重庆不同的公局在地方社会中扮演的作用及移民/地方士绅为公局控制权而展开的争夺,提出认识晚清地方公局体制中的士绅的行为既要注意到他们利益的一致性,同时更要注意到其相异性.     

地方政府创新中的参与式治理趋向:以广州为例

地方政府创新在相当程度上是地方政府为缓解外部压力的必然反应,但由于缺乏持续性的动力,导致地方政府创新不可持续.从广州市政府近年来的管理创新实践来看,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与公民社会的成长推动了地方政府创新,并呈现出参与式治理的发展趋向.这个过程中显现出的政府改革与公民社会成长之间的互动格局可能既有助于化解地方政府创新缺乏可持续性的难题,又可能在改善治理绩效的基础上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     

清代四川地方政府对私盐失控的原因述评

清代四川私盐问题凸显,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四川地方政府企图利用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的方式遏制私盐。从盐的产、运、销三个领域来看,并未因为地方政府的控制而遏制住私盐的产运销,究其失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成因、制度成因、政治成因等。     

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持续性:影响因素与政策优化

在社会整体转型时期,“政府创新”日益成为现代政府正确履行职能、强化责任担当、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途径和策略.进一步加速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特别是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持续性将成为检验其成功与否的重要评价指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持续性受到诸多内生和外生因素的影响,通过对众多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案例的比较分析,可以概括出创新的成本与收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创新主体的能力、权利中心的稳定性、创新的制度环境、创新项目的可扩散性、公民与社会组织的有序参与等方面的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关联、互动,在推动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持续发展上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只有通过加强政府创新的顶层设计,不断推动经济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创新制度环境,以科学的绩效管理来提升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等方面的政策优化,才能在多元合作共治中逐步形成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长效机制,从而增强其社会治理创新的持续性.     

政府社会多维互动实现善治——社会互动维度下群体性事件应对机制探析

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是群体性事件，政府与社会合法有序的互动机制的缺位与失灵是当前社会冲突的强度和烈度加剧的主要原因。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转型必须通过长期的、广泛的社会互动来实现。建立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改革信访制度，规范听证制度，加快培育社会中介组织，搭建多样化的互动平台，通过政府与社会的多维有效互动，构建“参与社会”，是实现善治的现实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