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的隐喻性特征

李宗刚认为,"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是中国革命这一宏大历史的缩影,其中隐喻着中国革命在艰难曲折中最终走向更伟大的胜利;同时,英雄叙事还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满足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个人魅力型权力"的眷恋.     

"英雄不再"的社会学意义

历史上的英雄,是指那种"聪能谋始,明能见机,力能服众,勇能排难"者.现代信息社会,已经失去了这种英雄产生的土壤."英雄不再"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事情,这已获得高度共识.全球信息社会中再提"英雄"可以是个人主义式的美学生活,对于有勇气的个人来说,可以与系统化的网络关系保持张力,或若即若离的关系.过去历史英雄的苦难以及无畏死亡,与这个美学与存在的张力有着相通之处."英雄不再"是一种社会学式的描述,但这并不是说过去历史英雄的种种已在宇宙中消失.再提"英雄"的社会学意义,乃是希望它立足生活世界,在和体制系统的周旋中保持可能的张力与勇气,并且有能力与魄力面对不确定性的未来,将过去与未来拉近于现实.     

重新解读左翼文学的"英雄理念"

革命英雄理念是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的重要美学范畴.毛泽东虽没直接领导左翼文学运动,但探讨革命英雄理念却绕不过他的英雄观.其实早在20年代革命英雄理念已提出来,到了左翼文学思潮勃兴时,它便具有完整的理念形态;不过把革命英雄理念与个体英雄或个人主义英雄对立起来,将主观想像的英雄强加给现实中的英雄,却与马克思主义英雄观相悖理.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在"大原则"与"大秩序"中构建草原文化景观——评里快长篇新作《美丽的红格尔塔拉河》

"草原情结"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一种强烈的带有自豪感和责任意识的"文化认同"。里快的长篇新作《美丽的红格尔塔拉河》,通过草原英雄的倾心打造,草原文明的自觉认同,草原景观的审美再现,草原风俗的历史回顾,草原民族的心理展示,呈现出挑战自我的文学勇气和文化自觉,更重要的是在表现"自然崇拜""英雄崇拜"的草原文化精髓时,讴歌了坚持正义的"大原则"、天人合一的"大秩序",以及草原文化充分的开放性、兼容性、多元性、延展性和鲜明的时代针对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雄叙事小说的审美特征

杨新刚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英雄叙事小说具有如下特征:从"英雄的人"向"人的英雄"的转进;英雄类型的世俗化和当代性;游走在主旋律与消费主义之间的叙事策略;由反传奇性向生活化叙事抵达等.     

英雄史诗研究的理论突破和学术贡献——梅列金斯基《英雄史诗的起源》解读

俄罗斯著名理论家梅列金斯基在他的<英雄史诗的起源>一书中,从人类学的角度,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综合考察世界英雄史诗现象及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史诗从原始到经典"的结论,认为"国家建立"是古典英雄史诗和经典英雄史诗的分水岭;主张从源头分析史诗的成因,提出神话概念共同存在于古代神话和童话中的观点.这些观点对我国的相关研究重新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们真的需要"全球史观"吗?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吴晓群认为,现时所谓的"全球史观"是西方话语中的一个命题,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应以一种多元史观,来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向一种互动认识的思维方式转变.     

汤因比的"人本史观"

汤因比史学思想中包含诸多人本主义因素.本文就汤因比文化形态史观中的"人本史观"进行了简述和评论.     

论顾炎武的史学思想

顾炎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来批判专制皇朝对儒家思想的摧残,但他的历史观没有摆脱儒家道德伦理决定论的人性历史观和英雄史观.他认为史学的价值和主要作用在于阐明儒家精神指导下的治乱兴衰的道理,其史学思想没有脱离儒家思想体系的范畴.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黄祸论"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真义

与“中国威胁论”相应的是在近代中国曾经流行一时的“黄祸论”,其对中国未来的忧虑很深。历史的发展恰恰否定了“黄祸论”的结论;中国社会被拉进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从中国固有的“天下观”中所具有的世界主义精神来看,中国社会对此的最初反应是对“陈腐世界”的一种抗争;从传统的“天下观”和“朝贡”体制中挣脱出来,中国文化出现了新的觉醒和新的意识,这就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意义,它是中国文化理解世界近代历史的开始,也是中国社会进入世界大家庭时的历史根据。     

寻找文化身份与“当代中国哲学”

"当代中国哲学"作为有意义的话题,不是纯粹的学理性创作,而是要在历史的叙述中确定其问题域。"当代中国哲学"一方面离不开中国近代以来寻找文化身份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又只能在中、西哲学不同的演化逻辑中找到自己的哲学叙述方式和哲学语言。"当代中国哲学"只能在历史中确定其叙述的始端和视阈,在历史的接受中为自己的存在意义寻找理由。当代中国需要属于自己的、与自己的文化身份相适应的哲学形态,更需要属于自己的哲学家。     

由崇高到滑稽--论《故事新编》的英雄悲剧

《故事新编》是鲁迅唯一的一部历史小说集,收录8 篇小说,其中5 篇涉及到中国古代各式英雄,但他们却有着大致相同的结局。5篇小说均在悲壮崇高的氛围中拉开帷幕,但又均以滑稽无聊而告终,这正是英雄的悲剧,它是鲁迅在反思中国历史文化后得出的结论,也是他切身的生命体验。     

释"诗体正变"--中国诗学之诗史观

传统的中国诗学有其独特的诗史观,它是围绕"诗体正变"问题而展开的.这一观念自酝酿以至成熟,大致经历了由"风雅正变"到"质文代变"再到"诗体正变"几个阶段."诗体正变"说的特点一是将诗歌演变的历程归结为诗体流变,力图从诗歌体式变化的角度来显示诗歌创作的盛衰和时代风气的转移;二是讲"源流正变",且多带有"伸正诎变"的倾向;三是不忽视各种内因与外因对诗歌发展的推动作用,而将其影响落实到诗体变迁上来.近代进化论史学观确立后,"诗体正变"说受到冷落,但其中蕴藏着的丰富的历史经验仍值得认真总结与借鉴.     

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梦”生成逻辑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思想,"中国梦"的生成有其特定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从与自由主义的比较视野来看,"中国梦"生发的逻辑起点为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它谋求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基本依靠力量是广大人民群众."中国梦"建构的理论支柱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立场,它强调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有规律可循,并坚持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个人与集体的辩证统一.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救国梦"的破灭则为"中国梦"的生成提供了重要历史经验,历史已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当下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国梦".     

喜剧审美中的生命本质──中国传奇喜剧英雄形象研究

中国传奇喜剧英雄形象的喜剧魅力虽然与他们童稚般的滑稽性,抗敌、治恶、惩奸、反皇的崇高性,以及这两者的奇妙结合紧密相关,然而他们动人心魄的喜剧底蕴和根本乃在于传奇喜剧英雄们是原始生命、真纯生命的化身,在于他们对整个封建文明的强力背弃,以及向纯粹生命的回归。在他们身上,偶尔也可以看到生命的孤寂和悲凉,但他们最终展示的却仍然是生命的强大、旺盛和灵动,以及这种生命的处处得胜,让人感到生命的无尽喜悦和欢欣。或许,这正是一切喜剧、喜剧形象的根本,正是喜剧性、喜剧精神的本质所在。     

“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

裘锡圭先生在古文字、古文献、上古史等领域均有很高的成就,为学界所公认。2007年3月,应文史哲编辑部之约,裘先生接受了本刊特约记者的采访。在访谈中,裘先生回顾了自己的学习和研究的历程,就"古史辨"派、上古史、出土文献研究及"二重证据法"、"五帝时代"等问题畅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古史辨"派在对上古史认识的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在古书辨伪方面则有许多地方需要纠正;我们今天对于疑古思想和学说应持继承与批判相结合的态度。20世纪70年代以后虽然涌现了大批出土文献,但就出土文献研究而言,传世典籍以及历代学者对传世典籍的研究仍然是基础。目前中国古典学,包括出土文献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不在缺乏理论或方法,而在研究者往往缺乏科学的态度。必须大力提倡一切以学术为依归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提倡学术道德、学术良心。     

“文学的自觉时代”论理

鲁迅先生首先提出了魏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后来的文学史界采信并发展之。考查中外各种文学史著。“文学的自觉”都是经过许多次。中国文学史在魏晋前后,至少还有四次“文学的自觉时代”,即先秦“摆脱巫文化束缚的时代”,中唐至宋金“摆脱文人垄断的时代”,明清之际“注入市民意识和市民精神的时代”,“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文学时代”。中国古代文学据此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文学性的叙事与通俗化的经典——论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书写策略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欧美史学界推出后,即成为一首以英文叙事讲唱给欧美读者倾听东方历史故事的通俗性叙事歌曲。其汉语读本在中国出版后也呈现出惊人相似的现象,即通俗性。但是《万历十五年》所秉有的通俗性在特质上有着自己的内涵,是以历史事件的叙事真实性收获读者而达向学术的通俗性或历史的文学性。从历史铭刻在本体上的相对原始印迹看,《万历十五年》在其相当通俗化和文学性的叙事中恒持着历史的真实。《万历十五年》毕竟是在美国学界语境下所撰写和翻译的,所以英汉两个文本所呈现出来的通俗化、大众性、文学性与作者所栖居的那个时段、区域的后现代文化语境是同步的。《万历十五年》潜在的叙事结构具有小说性的叙事模式,明代万历年间的历史在作者的文本结构中被组接为一个个故事性叙事,我们只要翻阅其目录,就不难发现这部史学著作就是一个个故事的逻辑编排,整部叙事文本充溢着文学性与小说性的形式主义色彩。同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历史叙事中所给出的隐喻,即对20世纪70年代治国方略的启示,也因时过境迁产生了当下阅读语境与文本隐喻思想的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