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镜花缘》女性意识的审视

《镜花缘》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的解放意识。从表面上看,《镜花缘》一书承认女性的才华,认为女性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勾画了女权社会的雏形;但从深层次来看,此书依旧未能摆脱男权思想的影响,对女性才华、参政能力的表面认可只是男权意识的一种变形表现。从“女子的参政思想”、“才女意识”和“易位书写的背后”三方面对《镜花缘》的男权意识作了探讨。     

《镜花缘》与《红楼梦》才女意识之比较

《镜花缘》与《红楼梦》两部古典名著中塑造了众多的才女形象,体现出鲜明的才女意识,且其才女意识的基本内涵都是对女子读书的肯定和对女性才学的赞赏.透视两部名著的创造人,李汝珍与曹雪芹的才女意识在写作目的、才女之才的内涵等处有着共同特征,并由他们进步的妇女观所决定.但是,由于两人在生活阅历、知识修养、治学兴趣以及对科举制度认识等方面的不同,两部名著所昭示的才女意识在立足点和为女性所设定的读书目的,以及女子才学内涵的侧重点上也存在诸多的差异《镜花缘》主要表现为其读书吟诗、民间百戏与音韵学知识;《红楼梦》则表现为其诗才、绘画才能以及理家之才.     

水中月，镜中花─—《镜花缘》的社会理想

水中月，镜中花─—《镜花缘》的社会理想刘明华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大同思想，《镜花缘》可算得是一个典型。此前，《水浒传》固然也充分表现了大同思想，但它的原型属于为了实现理想而造反一派。相较而言，《镜花缘》的虚构成份更多，讽喻的意味也更加强烈。本文集中来谈谈...     

郭沫若笔下的女性形象

读郭老浩瀚的文艺作品,宛如漫步百花园中.说它是百花园,不仅指文艺之花,还因为郭老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我国习惯上是把女子比作花的,《镜花缘》是集大成者—这是我们读郭老作品时不能不注意到的一个特点.正如《女神之再生》序诗中引哥德的话:“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女性在郭老的人物画中是     

《镜花缘》与《红楼梦》才女意识之比较

《镜花缘》与《红楼梦》两部古典名著中塑造了众多的才女形象,体现出鲜明的才女意识,且其才女意识的基本内涵都是对女子读书的肯定和对女性才学的赞赏。透视两部名著的创造人,李汝珍与曾雪芹的才女意识在写作目的、才女之才的内涵等处有着共同特征,并由他们进步的妇女观所决定。但是,由于两人在生活阅历、知识修养、治学兴趣以及对科举制度认识等方面的不同,两部名著所昭示的才女意识在立足点和为女性所设定的读书目的,以及女子才学内涵的侧重点上也存在诸多的差异:《镜花缘》主要表现为其读书吟诗、民间百戏与音韵学知识;《红楼梦》则表现为其诗才、绘画才能以及理家之才。     

《镜花缘》价值的重新认识

通过分析比较清代以来人们对《镜花缘》的评价 ,并进行主题学和叙事学方面的研究 ,认为《镜花缘》具有独特的文学史地位 ,不可用今人纯文学的观念来看待。认为《镜花缘》小说中“炫才”内容常被评论者所诟病 ,实际上这是以才学为主干来表达主题需要的叙事策略 ,其主题内容是人生理想境界的金字塔 ,成为沟通古代与近代的“寓言”。     

民国防区制时代四川的反缠足努力

民国四川的缠足状况与不缠足努力甚少为学界关注 ,本文依据地方档案和报刊资料 ,初步重建 1917- 1935年四川“防区制时代”以官方为主的反缠足努力 ,并通过考察此后四川妇女的缠足情况来验证反缠足努力之成效 ,希望能对整个近代四川不缠足运动的大致进程有更为连贯和全面的认识。与过去“军阀落后”的既定认知相反 ,防区制时代四川一些军事主政者对妇女缠足问题比较关心 ,其禁缠足努力比较积极而且持久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试论《镜花缘》的思想认识意义

约距《红楼梦》产生半个世纪,在中国文学史上又出现了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镜花缘》.倘就艺术水平而论,勿庸讳言,《镜花缘》远远不能与《红楼梦》相比,倘就作品的思想倾向而言,《镜花缘》在许多方面都可以说是《红楼梦》的继续和发展.它在较为拙劣的艺术形式之中,包涵着一系列崭新的、闪光的、令人感到惊异的思想内容.这种内容与形式之间的不平衡性,构成了《镜花缘》一书的显著特点.它在“论学说艺、数典谈经”之中包藏着一整套民主主义的社会理想.虽然这种理想充满着浓郁的乌托邦色彩,然而它在某种程度上却提出了《红楼梦》所没有提出的问题.它较为准确地对生活作出某种天才的预言,虽然这些预言最终以极其可悲的方式实现,然它所预见的方向却不能不说是非常准确     

民国成立前《大公报》对现代体育思潮的报道

采用文献资料研究法,对1902年至1911年《大公报》对现代体育思潮的报道进行梳理、研究,得出此间的《大公报》积极宣传现代体育思想,提倡＂尚武强兵＂、反对妇女缠足,积极提倡女子参加体育锻炼、鼓励各种体育社团的建立等内容。     

从《镜花缘》看李汝珍的婚姻观

《镜花缘》是中国古典小说中为女性谋解放的先行者,从中可见李汝珍对于妇女婚姻问题的思考及隐含的进步思想,这足以确立了它在中国关于妇女问题的小说中不可替代的位置。     

女性在明清小说中地位的变化

元末明初的《三国》、《水浒》等,女性颇少,作者又多毁污,表现出庸俗妇女观。明中叶以后的《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女性成为写作的主体,这是个进步,但所写女性很少美学价值,在妇女观上是个倒退。清初的《聊斋》、《红楼》、《镜花缘》等,女性是写作的中心人物,作者多赞扬笔调,表现出初步民主主义妇女观。上述三段变化,标志着古代小说现实主义走向成熟,体现了古代小说美学的必然发展。     

试析胡适早期的妇女观

从上海求学到留美期间,是胡适妇女观生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其女子教育与女子解放思想初步形成并由此逐步走向成熟。胡适早年主张女性应该通过读书与不缠足来做一个好好的人,大力提倡发展女子教育以期改良国人之家庭教育,后又对良妻贤母观进行修正与发展,进一步确立了自由独立的女性观。     

太平天国禁缠足非“应急措施”辩

太平天国禁缠足并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论证的“应急措施”，而是一项刷新社会的新政。禁缠足政策贯穿于整个革命过程并广泛地推行，而且收到了普遍良好的社会效果。禁缠足的政策虽是因要求妇女参加劳动而提出，但它更是太平天国改革社会陋习恶俗的既定政策，这项政策的推行有利于妇女身心健康和社会地位的提高     

从《列女传》到《烈女传》看妇女地位的变迁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由于受封建礼教和贞节观念的束缚,广大妇女的地位是低下的,然而这种低下的地位有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本文试图从《列女传》到《烈女传》来粗略地谈一下妇女地位的变迁。 先秦时期,并没有完整的系统的规范妇女的理论,只是散见于一些古籍中,如《左传》、《春秋谷梁传》等都提到了女子三从之说:女子“从人者也,妇人在家制于父,即嫁制于夫,夫死从长子”。一些儒家代表人物由轻视妇女进而严格男女之大防,讲究男女授受不亲。孔子提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孟子提出夫妇有别,女子要顺从丈夫。荀子不仅强调女了要“无违夫子”,还要女子“柔从听命”。这些零散的宣扬男尊女卑的女教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情况的变化以及后世整理者个人的好恶或删改或增益,变成系统整齐划一的女教理论则是经汉代儒生之手完成的。     

从王国维人格美育思想探析《镜花缘》女性形象

《镜花缘》塑造的女性形象具有强烈的美学意义,分析了小说《镜花缘》塑造的女性形象与王国维的人格美育观的某种内在联系和可比性,认为,以“完全之人物”为核心的王国维人格美育思想,主张通过学习知识、强化意志、升华情感、强健身体等方面来塑造完美的人格,而小说《镜花缘》塑造的众多女性形象与王国维人格美育理想下的人物在客观上是一致的。从接受美学的角度上说,将《镜花缘》中的女性形象放在王国维人格美育思想的语境下分析,是对小说审美意蕴无限生成可能性的合理解读,具有学理性的意义。     

宋恕妇女思想略论

宋恕考察了所处时代中的妇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妇女解放思想.他的著作涉及了男女婚姻自由、女子缠足、兴办女学、严禁娼妓以及封建社会中对男女道德评价的二重标准等问题.他指出了这些问题存在的不合理性,并提供了解决方案.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他的生活经历促成了他对妇女问题的思考.他的妇女解放思想和当时的维新派一起,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促进了女子意识的觉醒.虽然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但他妇女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占主要地位.     

《镜花缘》女性观平议

不少学者认为李汝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他的作品《镜花缘》是一部关于妇女问题的力作。但也有学者质疑说《镜花缘》根本没有男女平等思想。笔者认为,就具体历史语境来说,李汝珍的女性思想在某些方面相当进步,但从深层次看。他未能彻底摆脱男权思想影响．其妇女观有时呈现出自相矛盾甚至落后的一面．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笔下的女性依然处于无我状态。     

缠足的野蛮化:博览会刺激下的观念转变

原本被视为文化象征的缠足习俗,在近代逐渐变成了野蛮的国耻.这一重大观念转变与20世纪初大坂、圣路易博览会列妇女缠足为野蛮之俗的刺激密切相关.在此之前,已有部分与西人接触较多者以缠足为耻,但更多是个人观感.在博览会事件的刺激下,这一观感逐渐上升到国体和文明的高度,并使耻辱情绪发展成为集体舆论,确立了缠足野蛮的观念.进入民国以后,“博览会耻辱”仍是个挥之不去的记忆.     

晚清女性关于女学的探讨——以第一份妇女报纸《女学报》为例

《女学报》是晚清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妇女报纸,它在女子教育刚刚萌生的时候就集中地探讨女学问题,从为什么兴办女学、兴办何种女学、兴办女学为了什么、如何兴办女学四个方面来讨论如何发展女子教育。     

中国独有的三寸金莲

中国古代的三大性畸形现象：一是娼妓，二是太监，三是女子缠足。其中，娼妓和太监在国外也有，而女子缠足则是中国古代所特有的现象。所以，过去西洋人视中国人为“东亚病夫”的时候，总以中国男人的长辫子和中国女人的小脚作为中国愚昧、落后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