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西南“插花”初探

“插花”是西南人民的俗语,是特定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区域内的各个政区在形成、发展和变迁过程中的各种穿插交错或各种经界不正之地的总称。历史时期中国西南的“插花”主要集中在各省区或各府厅州县的交接处,以贵州最为突出。它的产生是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南的统治方略与封建土地私有制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插花”之流弊,从明代开始就已显现,并为部分地方官吏所认识,但因受条件限制,认识极其有限,清理拨正也并不彻底     

制度嵌入与价值冲突——“飞地”治理中的利益与正义

飞地的出现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政治学与行政学难题。在中国历史上,飞地或存军事目的,或属民众自为,在土地充裕的前提下,国家无须对繁琐的插花地进行不计成本的梳理,飞地治理的最终目标无非是理清插花地背后的行政管理关系而已。但是当土地乃至附着在土地上的资源越发稀缺时,土地的归属、权力的重组、利益的分配、居民的权利等就必须成为治理变革的关注视角。而围绕"飞地"的管辖争议既是不同政府之间的权力博弈的表现,也显示了制度嵌入中的利益与正义之间的冲突。如果这些飞地仅仅停留在利益索取,那么就无法真正解决管辖权的冲突。而当地方公共服务实现无差别供给时,"飞地"问题则有望最终消失。     

插花地成因与延续的历史人类学思考——以贵州省地湖乡为个案初探

“插花地”是指某地在地理位置上与所处行政区或仅一线相连，或隔越他界，但都处在另一行政机构辖地包围之中的地域。鉴于插花地的成因极为复杂，且其成因和延续并非单一因素所使然，理应用结构性的视角对插花地的成因和延续进行多学科、全方位的研究。以贵州省天柱县地湖乡为例，探讨插花地的成因和延续，力图为类似插花地问题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明清贵州插花地研究

本文借助古地图、地名学等方法和GIS手段,以贵阳府和安顺府为重点复原清末贵州插花地,并探讨其分布特征及成因,认为:(1)清末贵州81%的县级政区存在插花地,其中以安顺、贵阳、镇远、思州、黎平等府亲辖地及其附郭县的插花地最为集中;(2)贵州插花地众多与其政区设置的方式有关,贵州府、县政区或在原卫所屯田之地,或在土司所辖领地,或在剿抚土著居民聚居区设置,由于这些地区原本互相穿插,穿插的部分导致了贵州插花地的产生;(3)府亲辖地多源自于原土司领地;(4)贵州插花地长期存在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reconstructs enclaves within Guiyang Prefecture and Anshun Prefecture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ancient maps,toponymy and GIS software.The distribution and formation of other enclaves within Guizhou Province are also discussed.It concludes:1) 81% of county level administration regions of Guizhou have enclaves,mostly concentrating on the prefectures of Anshun,Guiyang,Zhenyuan,Sizhou and Liping.2) The reason for the wide spread of enclaves in Guizhou is that the prefec...     

论“血流漂杵”的历史真相

《尚书·武成》记载牧野之战"血流漂杵"。由于此条记载的残酷性、反常识性,同时也与儒者对周制的推崇格格不入,所以历代学者多以考证的方法试图弥合。学者将精力更多集中在对"杵"的考证上,也有从"漂"字入手者,皆在试图找寻这一场景的合理性以及与周制的融洽性,但始终未能解决。事实上,牧野之战与商周时期的特定气候相关,与一场持续性的暴雨相关,也与周人临河布阵相关,最终才出现"血流漂杵"的特殊场景。廓清这一问题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历史真实与思想价值之间的关系。     

唐、蕃战争中的九曲之地与石堡城

唐王朝与吐蕃的战争是唐朝历史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玄宗统治时期,双方的战争异常频繁,其中多数战事还是由唐朝挑起的。综观这段时期双方冲突的历史记载,我们发现唐朝与吐蕃争夺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九曲之地和石堡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战争的情况考订了九曲之地和石堡城的位置。探讨了玄宗为了这两个地方不断向吐蕃发动战争的原因:除了战略上的考量,唐王朝和玄宗的颜面问题也是重要的促成因素。     

圣经中游历主题的意义

游历主题在圣经文本中反复出现,有着丰富的内涵。宗教方面,游历与宗教中的“应许之地”观和选民观紧密相关,这种内在的宗教背景和民族心理特质直接影响了民族的发展进程;现实方面,游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希伯来一犹太民族的历史,早期的游历是作为游牧民族为生存而进行的必要迁徙,“巴比伦之囚”之后是民族失国的被迫流亡;文学方面,圣经中的游历文学主题在后世文学中得到继承,形成鲜明的文学传统,并且深入到各个时期文学创作的意识或潜意识。     

文学史叙述与权力控制

任何现代知识都是一种权力,它严格地规定其言说范围和言说方式。然而真理是历史地分化和发展的,不同时期的真假标准可能完全不同,一个时期的真理可能作为假的知识受到排斥。与此同时,认知意识受到制度的支持,不同制度会支持不同的真假标准。由此权力以知识之名形成严苛的排斥机制,限制不符合其标准的话语类型。文学史知识也不例外。每一种文学史的秩序都是一种排斥性的制度,在对某一时期的文学事件的历史叙述中,它以与特定时代、特定制度及文化氛围相符的真理标准建立某种合法化叙事,而排除与之不符的文学史事件。作为知识和学科的文学史,顾…     

《史记》人物之死描写论

<史记>人物之死的描写,是司马迁表现悲剧人物思想的特定瞬间,作者通过短暂的历史画面,形象而富有韵味地展示了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不管人物的身份、地位如何,在死亡面前,都毫无例外地流露出了对生命的留恋.只不过,这种留恋幻化成了或慷慨、或悲壮、或无奈、或痛苦的万千世相.     

关于日出之地的传说与考辨

史籍中有许多关于日出之地的传说,但这些传说有相互矛盾之处。笔者将文献学、民族学、考古学等资料结合起来,认为该类传说大致可分为日出山地、日出水中及日出树上等三种。文章剖析了各种传说产生的大致时代、历史背景及产生原因,揭示了日出之地传说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     

事几、心几与阳明学的“体用之几”

从历史上看,"几"从《系辞》的事几、理学的心几,发展到了阳明学的体用之几。阳明学者极为重视以"几"来表达体用一源的关系,他们继承了《系辞》和玄学的事几、理学的心几的思想,并将"几"进一步理解为体用关系的真正承载者。无论是阳明的"见在之几",王龙溪的"见在良知",罗洪先的"诚神之几",还是王时槐的"生几",都现实地体现为"体用一源"的状态,"几"沟通并具足着体用。只不过在阳明和龙溪那里,良知就是"见在之几"。而在王时槐看来,良知和意都是"几"的样式,是体用之间和不分体用的状态。     

乡关之思与出处之痛——金初诗人心态浅析

金代初期的诗坛是“借才异代”的时期。许多汉族士人因各种原因羁留于金朝,对乡国的怀念和仕金的无奈时时流露于笔下,表现为其诗歌中浓重的乡关之思和无奈仕金又心怀愧疚以及仕与隐的彷徨与痛苦,形成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特殊的人文景观。在这些金初诗人中,以宇文虚中和蔡松年为代表,他们的心态体现了金初诗人的典型心态。     

生命的承担:走向祭坛的帝王之女

以帝王之女献祭,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重要文化现象。为抗击洪水干旱,可敬的帝女将她们柔弱美丽的身躯投入滔滔江河之中、熊熊烈火之上、酷暑烈日之下,用悲壮的方式作出生命的承担。对帝王之女献祭的风俗、源流、成因以及原型意义的探讨,具有文化人类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集中连片特困山区“飞地经济”发展对策研究——以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为例

飞地经济是指两个互相独立的,经济有一定落差的行政地区(飞出地与飞入地)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制,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实现两地资源互补、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基于"飞地经济"基础理论分析,认为集中连片特困山区发展"飞地经济"十分必要,进而以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为例,详细探讨了五峰发展"飞地经济"的实践,从而提出了建设发展的对策。     

浅论犹太人的"故土观"

犹太民族是与巴勒斯坦地区有着密切联系的民族,这个民族不仅曾经一度在巴勒斯坦生存,还在这块土地上形成了其独特的故土观.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犹太人的"应许之地"观念与犹太人与巴勒斯坦地区的历史联系,特别是在流散时期犹太人与这块土地的种种联系来论述犹太人的这一故土观.     

论“礼失而求诸野”

在历史上,儒学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思想流派,它自身有一与多、朝与野、古与今之别,因而对儒学的批判继承,应在特定的时代中去认识具体的儒学思想及其社会作用,而不应笼统泛言之。     

日本花道起源初探

随着古代中日文化的交流发展,中国的梅花、菊花、垂柳,及隋唐时期以花传情、寄情花木的赏花习俗传入日本,大大推动了日本赏花文化的发展。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礼法和佛前供花以及花器的不断传入,极大程度地促进了日本祭坛插花的兴起,导致了日本最古老的插花流派——池坊流的诞生。池坊流随着与日本本土文化日益融合,最终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和传统文化特点的插花艺术——花道。在Ikbana（日本插花）这个名词已广为流传的今天,追溯日本插花之源头,有利于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插花艺术之魅力,树立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为振兴中国现代插花艺术提供有益的借鉴。     

试论中国寓言的产生及其早期的发展

我们祖国是寓言极为丰富的国家。在我国浩瀚琳琅的古代文学宝库中,寓言犹如一串串闪闪发光、永不朽烂的明珠,引人注目。寓言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堪称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了。但是,我们对中国古代寓言(更不用说现代寓言)的整理尤其是研究,至今还处在开始阶段,关于寓言的许多重要理论问题,尚未涉及或及之不深,有待于今后学者们的共同研讨。笔者不惮浅陋,仅就中国古代寓言的产生及其早期的发展问题,试抒管见,以期引起讨论。     

独 立 根 性 使 然

湖南人的“独立之根性”是湖湘文化精神特质的一种人格化表现。这种“独立之根性”使以政治为本位、以“经世致用”与“原道”作为人生的基本的行为主导方式的湖湘士人特别重志节,特别重独辟蹊径,特别重天下苍生,特别重“独立不迁”、“深固难徙”,而表现出一种“宏识孤怀”、“敢为天下先”的“原道”的襟怀,乃至“殉道”的英雄气。五四时期的湖南报人,在特有的历史文化环境中,最充分地表现了这种“独立之根性”,最充分地表现了一种探索大本大源的血性、刚性和智性。具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刚正不阿的人格精神,一是独辟蹊径的求索精神。     

生活的点缀

正作品《坐活的点缀》是我对日常生活屮的一组静物的描绘。画面屮冇插花的花瓶,还有红洒、面包和水果,它们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等必需品之外对也活的点缀。正是通过这样平淡却不失丰富的一组静物,让我对今后的生活产生了丰富的联想,表达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