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渊源 疏理践行——周敦颐教育思想探微

周敦颐是北宋时期著名的道学家,是道学和宋代濂学学派的开创者。他的学说对后世影响很大。虽有起有落,但总的说来,自南宋至明清,道学统治了中国文化七八百年之久。 周敦颐摆脱世人治经多诂其义的羁绊,创立以儒学为主体、兼采佛教和道教部分观点的新学派——道学,强调疏理践行。道学和理学异名而同实,北宋称道学,南宋及其以后称理学。虽然,周敦颐的道学尚待后人完善,但他提出了不少先儒未曾发的“默契道体”、“根极领要”的推明,为后人完善理学作出了有益的启迪。本文试图就周敦颐的教育思想进行探讨,并寻觅其理论价值。     

湖湘文化学津讨原的阶梯之作——《周敦颐研究著作述要》简评

周敦颐,北宋湖南道州人,新儒学程朱一宗的创立者,位居<宋史·道学传>之首,近人李肖聃撰<湘学略>亦以<濂溪学略>为首篇,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以屈原、周敦颐、王夫之三人并列为湖湘学的开创性人物.     

叶适论道学与道统

在宋代新儒学运动中,道学是一个集政治文化、学术活动与思想建构于一体的复杂称谓.文章试图通过对南宋道学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与代表人物叶适有关论述的梳理,呈现道学的多层面内容,以及他在儒学思想上与朱熹所确认的道统截然不同的建构.第一是梳理叶适在政治层面上为道学辩护,强调道学是起于民间的具有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学术活动,其宗旨是本于公心以发公论,道学运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不仅在于排除来自官学的垄断,而且在于摈斥来自内部的独断性论说.第二是分析叶适在学术层面上对道学的界定,指出道成于学,舍学无以成道,否定在道的问题上对权威的尊崇,主张知识的习得是贯彻儒学成圣宗旨的惟一道路.第三是讨论叶适在思想层面上对儒家之道的诠释与论证,通过"总述讲学大指",针对朱熹<中庸章句序>,完整地诠释与论证了儒家之道的历史性建构、孔子述道的性质与意义,以及曾子以下直至程朱一系对于儒家之道的误读及其存在的神秘化倾向与唯我论特征.     

论宋明道学的嬗变及各流派的理论异同

宋明道学依自在的发展规律,先后形成了张载气学、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三大流派.由于道学宏观上具有天人之学的规模,微观上具有心性之学的性质,其基本思路是从"天"到"人"进而"天人合一",所以三大流派在"天"、"道"、"理"、"性"、"天人合一"等概念上有不同的理论理解.     

“道由中出”与“通经践礼”--论吕大临的道学实践宗旨

作为张载与二程的门人,吕大临的思想既显示出道学理论指向的共性,也有独具一格的个性。由解释《中庸》而得出的“中者道之所由出”,集中地反映了吕大临以工夫贯通本体的理论特点,而“通经践礼”则既表现了他通过义理重释和社会教化以复兴儒学的努力,也呈现出将经学和礼学融入身心修养之“为己之学”的道学实践特点。     

南宋科举、道学与古文之学

时至南宋,科举、道学、古文已然形成各自相对独立的知识话语体系,隐约呈现出一种自成壁垒的态势,却又相互渗透、交织。在此格局中,大量古文选本的出现,明显是受到了科场风气的左右和广泛流行的时文选本的影响。这突出体现在对于“论”体文的重视和采用圈点标抹、附加评语的编辑形式,古文作为专门之学开始成形。迄于宋朝晚期,随着道学运动的渐次展开,道学话语开始在南宋知识体系中占据主流地位,古文话语有明显向道学话语靠拢并与之结合的趋势。而陈耆卿、车若水两代古文家转向道学的例证,则很好地诠释了晚宋道学的巨大冲击力。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提供了更详细更具史实的研究,说明了政治斗争在朱熹的思想和道学的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通过考察朱熹的历史世界,余先生提供了一种替代流行的哲学史研究的新路径,将道学与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对道学家来说,政治文化是比哲学更基础的东西,理解政治文化与党争对于理解朱熹等道学士大夫的思想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

首先论述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其次,在庆历新政时期,由于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的共同努力,确立了"明体达用之学",此为道学之先驱。从庆历新政到道学,其间经过了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道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第三,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并重视《中庸》和《春秋》,这对于道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范仲淹与道学在思想上的联系,更主要者是他首先在宋儒中提出了"孔颜乐处"的问题;宋学精神之所寄在书院,范仲淹的重视教育,大力兴办学校,对于宋代书院的兴起有开创奠基之功。     

藤田大诚对日本明治"国学"与近代神道学关系的研究

藤田大诚对日本明治时期"神道研究"如何兴起进行了考证,通过整理、分析日本明治时期进行"神道学"兴起以及发展脉络,他认为传统"国学史"的神道研究,是在传统性的"国学"系的学问的基础上,导入了近代以后"哲学"的学问给予了刺激的结果.藤田大诚还论证了日本明治时期的国学与近代神道学的关系,指出大正时期的"近代神道学"成立的前提,是以"国体"的学问、同时排除"神道"的宗教性作为"近代国学"发展的根据,在强调日本固有之学这点上,日本近代"国学"与"神道学"具有一致性.     

"道学"与汤显祖的文体选择

汤显祖的思想相当驳杂,“道学”是最值得重视的因素。“道学”形而上的内在精神超越,赋予了汤氏独特的“思想者”气质,并进而影响他的文体选择。其古文理想和曲体价值观,均显示出重道德理性的传统“杂文学”观念在晚明时期的回潮。     

20世纪前半期现代新儒学评价研究

关于现代新儒学（新儒家）的认识、评价和研究,1949年或者说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20世纪50年代之前,国内学界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把新儒家或新儒学看成是一种思潮或流派,对其研究基本上是自发的争鸣式的个案探讨,即侧重某一个人物思想文化学说的批评或学术成就的评价,进而至于作为不同思想文化主张间的争鸣。这实际是当时历史背景下多元文化思潮并存与互动的缘故使然。20世纪前半期的新儒学（新儒家）研究,对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迄今的新儒学（新儒家）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理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和反思。     

许衡在元代理学官学化中的地位

元朝成为理学发展和变为官学的关键时期,许衡在其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对程朱理学的继承、改造和传播,推动了程朱理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而他帮助元世祖忽必烈施行“汉法”政策和“兴儒”方略,则为将程朱理学推向全国和成为官学创造了条件,并最终使理学在元代实现了官学化。     

元代书院与程朱理学的传播

元代建立之后,南宋遗民将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基地,以捍卫其作为"道统"维护者的尊严.在官方支持下,程朱理学以书院为依托实现了北传,不但将程朱理学的影响成功地向北方广大地区扩展,而且也使蒙古贵族对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随后,程朱理学被统治者提升为官方哲学,并规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在学习程朱理学与科举应试相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元代书院的教学成为程朱理学传播与普及最重要的途径.     

新疆奇台的理教和理门公所

1876年(清光绪二年),左宗棠率兵入疆,天津"赶大营"的队伍也随军而至。很多天津杨柳青人落户奇台。奇台为当时经济繁荣的"旱码头",继赶大营之后天津人纷至沓来。天津人将理教带到了奇台,奇台于民国二年建立了理门公所和二众公所。理教教义偏重儒家的伦理道德,其修正注重道教的性命双修,尊观世音菩萨为唯一偶像。文章使用了大量田野调查和人物访谈的第一手资料,对奇台理教从渊源、教义、戒律、宗教活动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地解剖,奇台的理教具有强烈的世俗化特征,也有地域和时代特色。     

叶适与南宋反理学思潮

叶适的学术思想经历了由推崇理学到反对理学的重大转变,其晚年对理学的批判系统而深刻。他否定了理学的儒学正统地位,揭示了理学的本质,指出了理学的虚妄,批判了理学的极端化倾向,驳斥了理学的经义,又以完整的事功学说与理学抗衡。经过叶适的发展,南宋反理学思潮不仅在理论上走向成熟,而且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典范的意义——朱熹的辞赋创作

朱熹作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形成的理学派别,因把"理"或"天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理"是形而上学之"道",是宇宙的本源),在后世被人们称为"道学派"。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主要在南宋孝宗乾、淳年间,其在理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辞赋创作,无论是书院类辞赋还是世俗类辞赋,理学思想始终都是统摄其作品的主线,但其赋作并没因此陷入单纯说理的困境,相反在其辞赋中朱熹把文道关系结合得恰如其分,形成了醇厚典雅,雍容不迫,寓理于景的文风,他的辞赋作品也因此被同时代或后代人视为骚体赋作的楷模,具有了典范的意义。     

李栗谷对王阳明“心学”思想之融合性传承

李栗谷与李退溪并称朝鲜性理学的“双璧”。作为“栗谷”学派的创始人,李栗谷思想兼容并取,不墨守所谓的正统性理学,细究其理论学说中亦具有极其丰富的王阳明“心学”内涵。以李栗谷思想中的“道本于心”“至善与中”及“知行并进”等理论为中心,可验证李栗谷学说中的诸多理论皆与王阳明“心学”思想是相当契合的,亦具有十分明显的融合与传承王阳明“心学”之特征。     

近现代新儒家的华严思想探析

华严学本为近代佛教思潮之重要构成部分,但自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一系倾向理性主义的唯识学研究兴起后,华严学的思想史学统流入了近现代新儒学中,故以马一浮、熊十力、方东美、唐君毅的华严学思想为视角,考察华严学在新儒学领域的发展和流变。     

《中庸》与《易传》不同致思向度略论

在心性学领域里,《中庸》与《易传》俱为其原始圣典,它们各自彰显了不同的致思向度。前者以向内求索为其致思取向,后者以向外求索为其致思途径。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历史上,这两种不同致思向度一直产生着非常重大的影响,长期占有主导地位。通过对中国传统心性学思想进行点评,将《中庸》与《易传》所彰显的不同致思向度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进行一番梳理,以揭示其深厚的思想魅力。     

从文化还原到“理学”形成——以朱熹《诗经》解为例

理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程。其中,对《诗经》的诠释构筑了理学形成的重要基石。理学权威朱熹即将自己的“道”学理念渗入到对《诗经》的诠释和解读中。不同于前哲的是,朱熹的诠释是建立在将《诗经》作为文学经典的“文”之意义之上,在文本还原的基础上解读《诗经》作为经典的主旨及其文化价值,从而在文学和哲学两个层面建构了新理论权威——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