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粮化”还是“趋粮化”：农地经营基本趋势辨析

“非粮化”与“趋粮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农地经营的两大趋势。在种植粮食作物或经济作物的博弈中,各经营主体的资源禀赋、竞争能力及其收益差异,决定了经营模式的二元格局。较高的比较收益和绝对收益,是种植经济作物、形成“非粮化”的内在逻辑;节本增效、提升规模收益,则是“趋粮化”的主要逻辑。此外,国家土地政策、农业机械化水平、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民家庭生计模式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种植行为的决策机制。“非粮化”抑或“趋粮化”,是各经营主体基于“经济理性”和“生存理性”的综合考虑做出的理性选择。     

多元理性：“一家两制”与食品安全社会自我保护的行为动因

调研发现,食品安全威胁下,农户和消费者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一家两制”的方式进行社会自我保护,本文致力于分析基于理性考虑的行为动因。本文认为,由于人们的经济交换行为嵌入在自然本能及社会互动之中,单一经济理性不能对“一家两制”现象做出充分解释。因此,本文提出包含生存理性、社会理性和经济理性在内的多元理性概念,建立多元理性行为矩阵,说明家庭经济行为在实践上遵从的是多元理性。从食品安全“一家两制”现象中,可以看到不同理性组合的考量下,“个体自保”和“社会共保”等基于食物交换的新型社会关系正在形成,多元理性引导下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正在出现。     

打工经济对农民家计安排的影响——皖北李圩村调查

皖北李圩村的经验调查表明,农民的家计安排正因打工经济的兴起而发生种种变化。家庭养殖、作物耕种等日渐围绕打工逻辑而展开,传统种植的“过密化”生产模式随之瓦解。随着种植结构的“去过密化”安排,依赖传统作物的家庭养殖也发生了诸种改变。打工带来的农村经济发展,促使人们加快在村庄和集镇建房的步伐。建房行为背后有诸多理性的考量,但根本目的是在村庄内部实现自身的社会性价值和本体性价值。在此种家计安排下,农民可以分享城市化的便利,也可以从村庄内部获得物质基础和生活意义。     

农业雇工合作与村庄秩序再生产——基于豫南白村的经验

农民合作是农村社会秩序研究的重要内容。理解农民合作与村庄秩序的关系,关键在于把握合作背后的实践规则。研究以豫南白村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组织化雇工为例,探究家庭理性规则何以影响村庄秩序再生产。通过对雇工过程与合作关系的考察,发现雇工组织以经济理性为合作目标,维持个体家庭的发展秩序。合作过程是雇工组织的工具化过程,即基于家庭理性形成的雇工组织成为家庭理性向村庄秩序延伸的媒介。研究认为家庭理性扩张消解村庄公共秩序再生产的社会基础,内在隐含家庭理性对村社理性的规则替代。虽然两种理性均具有整体主义和伦理内核,并非西方经济话语体系中的个体理性,但不同之处在于家庭理性是农民基于发展压力而作出的自主性调适,其实践主体和支配结果有清晰的利益边界。作为一种公共规范,村社理性服务于村庄利益共同体是维系村社稳定的秩序机制。因此,要加强基层村社组织建设和培育文明乡风,建立以村社理性为规则的公共秩序。     

农民理性视角下的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基于荆门市X镇农民的调查

从农民理性的视角出发,采用在荆门市X镇“二村一社区”的调研数据,研究农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认知、农业清洁生产和农民绿色生活状况,分析农民在参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所体现的政治理性、经济理性、社会理性、生态理性等特征,探索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当前农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认知水平总体较高,农业清洁生产并不理想,农民绿色生活方式有待改善,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尚不明显;政策认知、清洁生产分别与绿色生活正相关,政策认知、清洁生产、绿色生活各自与建设成效正相关。据此提出提升农民生态文明政策认知水平、形成生态意识行为自觉,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推进农业清洁生产进程,发展农村绿色文化、培育农民绿色生活方式,创新政府管理体制、构建生态文明建设良好格局等提高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对策建议。     

农户生计资本对借贷行为选择的影响研究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差异较大,生计资本不同,其借贷行为的选择存在显著差别。从四川省旺苍县和通江县6个乡镇、386户农户的调查样本看,生计资本多样化的农户生产性借贷需求强,主要满足农业生产以及种植果树等生产性需要;生计资本缺乏的农户较少发生借贷行为,且主要为生活性借贷。从实证结果看,生计资本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显著,农户拥有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住房质量以及家庭是否有干部对农户是否借贷以及借贷额度产生正向影响;而粮食耕种面积对农户是否借贷以及借贷额度产生负效应,表明传统农业生产面积的增加不会强化农户向金融机构借贷的需求。因此,生计资本缺乏的农户要享有信贷金融服务,必须丰富社会资本、物质资本以及人力资本,促使生计资本多样化。     

我国不同类型区域农民农业投资行为分析

借鉴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的“理性小农理论”,结合我国的国情,利用实际的统计数据,对我国不同区域农民的农业投资行为进行分析后认为:不同区域的农业发展政策应有其各自的针对性。但无论采用何种政策措施,都必须遵循诱导性原则,让农民认为从事农业生产、增加农业投入是符合自身利益的行为,使农民自发保持对农业生产的热情。只有这样才能在有效实现政策目标的同时尽量减少政策成本,实现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最大统一。     

工商资本下乡的多维效应及其发生根源探析——基于湖北省Y县的经验调查

工商资本下乡对“三农”的影响引起了广泛争论,形成了市场效率和小农理性两种具有张力的价值取向。通过对湖北省Y县的经验调查,发现工商资本下乡具有增长效应、分化效应、排斥效应和断裂效应,基层政府、工商资本主体和大户主导的农业产业化模式排斥了普通农户参与的经济机会,给乡村政治和治理的稳定性带来了诸多风险。这些效应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于基层政府在政策资源分配时具有“抓大扶强”的价值追求,工商资本主体“强势分利”的经济逻辑对普通农户具有排斥性,而资源禀赋不足的普通农户则坚守着“小农理性”的生计原则,结果便是普通农户与工商资本主体间利益联结机制的失衡。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既要利用工商资本推动农业产业化转型,也要重视小农经济的内生发展,充分保护农村社会“蓄水池”的承载功能。     

工具理性对我国家庭价值理性的冲击

工具理性在促进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工具理性的越位。家庭作为最为敏感的社会细胞,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冲击在家庭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工具理性的"个人本位"挤压家庭的责任价值;工具理性的"追求物的最大值"侵蚀家庭的情感基础;工具理性的"手段合目的性"驱逐家庭的道德调节机制。而家庭价值理性的回归对家庭抵御外来压力、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国民素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农村的“老人农业”及其社会功能北大核心CSSCI

“老人农业”是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农业生产形态,也是具有结构性意义的社会现象。对“老人农业”的理解不能仅做整体性概括,也需要深度刻画其经营形式和发生机理,并以此延展其社会功能的多重面向。实践经验证明不同年龄的农村老人,其农业经营方式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农村老人依据劳动力水平和老年生活的变化,不断调整农业种植的内容和方式,以适应漫长的衰老周期。“老人农业”具有家庭经济性和社会合理性,其以土地家庭承包制为制度基础,是农民家庭基于发展目标配置劳动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小农生产对现代农业体系的适应性结果。“老人农业”具有丰富的社会功能:在灵活经营的基础上,农村老人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生活水平,合理延长自我养老的时间,适度参与村庄公共生活,并依托农业劳动而产生本体性价值。“老人农业”的发生机制和社会功能表明,农村老人仍具有相对较强的农业生产能力,能够维持一定的农业生产效率,并立体化地满足自身的多种社会需求。因此,现阶段中国农地制度和农业现代化的演进走向仍要以农民主体和农民问题为核心,保障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并为农业活动提供基础且便利的生产条件,进而才能保证老年农民具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可能。     

论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建设

市场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工具理性行为的普及，但长期以来我们的道德是围绕着价值理性行为建立的，工具在行为领域缺乏系统的道德规范，完整的道德体系应包括工具理性道德和价值理性道德，二者的区分反映了道德的多元住、层次性和道德人格的多面性，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来讲，建立工具理性道德是更为紧迫的任务，这一道德的建立应认同在“自利”、“无害”、“守约”三个基点上。     

生存理性如何影响农户的差别化生产

在食品安全威胁下,农户重新定义了“为自家生产”和“为市场生产”的差别化生产行为。基于经济理性行为假设认为农户存在以确保自家食品安全为动机的生存理性。根据在5省区收集的827份农村入户调研数据,对农户差别化生产行为进行具体分析,描述了差别化生产行为总体特征,并测量农户食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威胁感知程度和信息渠道等因素。运用Probit模型验证了命题：以食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为特征的生存理性,支配了农户为确保自家消费安全而进行的差别化生产。     

粮价下跌与“谁来种地”——基于洞庭湖平原Y镇的经验分析

粮价下跌对农业种植主体的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促进农业转型。研究发现,劳动力非农转移背景下农村社会普遍形成“老人农业+中农农业”结构,老人和“中农”是主要的农业种植主体。粮价下跌使得以家庭劳动力为主要投入的老人和“中农”无法实现劳动力变现的预期,老人退守至“口粮田”甚至退出种植,“中农”退出农业生产,“谁来种地”成为一个问题。而基于家庭劳动力和资本双投入的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规模,具有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因而这类农场顺势接手老人和“中农”退出的土地。进而,粮价下跌促使农业生产由“老人农业+中农农业”向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转型。     

追寻内生的力量——“隙地”“狭地”“边地”的“空心化”反向运动

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观察2010年至202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的十年时间里,全国农业县(不包括县级市和县级区)常住人口增长情况。在这些常住人口出现增长的农业县里,又大体可以分为省际结合部的“隙地”、东南沿海人地比例是全国平均水平二至四倍的“狭地”、西南民族地区的“边地”,简称“三地”。探讨“三地”的空心化反向运动的地方社会经济逻辑,并深入具体区域,结合其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生计方式、家庭结构、地方传统,理解农民的行为选择及流动,追寻区域社会的内生动力,在具体的区域中认识中国农村。     

欠发达地区县域城镇化对农民家庭 生计的影响机制研究

城镇化对农民家庭生计和就业产生深远影响,基于中西部地区农民以家乡县 城为空间场域的就业和城镇化实践的经验调研,从农民家庭生计转型及其分化视角,立足农 民家庭及其主体能动性,考察农民县域城镇化实践对家庭生计和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 机制.研究发现,在农户分化的背景下,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县域城镇化发展,为离农户创造 了更多就业机会空间,促进了城镇化目标的完成;缺乏产业支撑的县域城镇化发展模式,没 有为“半工半耕”农户提供稳定和充分的非农就业机会,增加了进城农民就业和家庭消费负 担,并没有改善农民家庭生活完整性;纯农户处于城镇化起步阶段,县域城镇化发展促进其 农业经营模式的转型及农业收益的增加,但是也增加了家庭经济的消费负担.欠发达地区 城镇化发展应立足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发展原则,促进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城乡之间协调发 展,改善农民生计质量.     

安德烈·高兹的经济理性批判理论及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随着20世纪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20世纪60年代绿色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法国“五月风暴”运动的政治影响,安德烈·高兹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萨特“自在-自为”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和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构建了自己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批判是高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显著特征,经济理性批判是高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核心议题,生态理性构建是高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价值指向。经济理性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产生而逐渐形成,其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以谋求利润最大化或无限追求最大经济利益为生产动机的工具理性。经济理性具有导致人的虚假需求和异化消费、加剧生态危机以及造成“生活世界殖民化”和“新奴隶主义”出现的危害,而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构建以生态理性为核心的生态社会主义是超越经济理性的有效措施和根本路径。高兹的经济理性批判理论启示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坚持生态理性对经济理性的扬弃,构建遵循生态理性的生态政治观、文化观、消费观和幸福观。     

基于CFD的双层混合涡轮式搅拌器优化

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工具发现,国家与农民在围绕谁来种、种什么、怎么种与如何激励种粮上存在张力,张力的结果是农业妇女化、兼业化、“去粮化”、农业社会化服务推进难与种粮人相对贫困。国家遵循的是政治逻辑,目的是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农民遵循的是经济逻辑,理性小农以家庭经济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种粮不能帮助农民实现“发家致富”。国家的“政府要粮”行为与“农民要钱”行为之间难以耦合,国家的政治逻辑存在单向性与单一性问题,忽视了农民的经济逻辑、需求层次逻辑、市场逻辑。因此,以市场逻辑调节国家政治逻辑与农民经济逻辑之间的张力,构建具有包容性的“一体两翼”的多重种粮逻辑关系,以协调多重逻辑(国家、农民、市场) 的合力,实现国家的“种粮增产”,农民的“种粮增收”与“种粮致富”的双羸结果。     

“趋粮化”抑或“非粮化”:粮食安全的张力及调适

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工具发现,国家与农民在围绕谁来种、种什么、怎么种与如何激励种粮上存在张力,张力的结果是农业妇女化、兼业化、“去粮化”、农业社会化服务推进难与种粮人相对贫困。国家遵循的是政治逻辑,目的是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农民遵循的是经济逻辑,理性小农以家庭经济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种粮不能帮助农民实现“发家致富”。国家的“政府要粮”行为与“农民要钱”行为之间难以耦合,国家的政治逻辑存在单向性与单一性问题,忽视了农民的经济逻辑、需求层次逻辑、市场逻辑。因此,以市场逻辑调节国家政治逻辑与农民经济逻辑之间的张力,构建具有包容性的“一体两翼”的多重种粮逻辑关系,以协调多重逻辑(国家、农民、市场)的合力,实现国家的“种粮增产”,农民的“种粮增收”与“种粮致富”的双羸结果。     

支持哈尼梯田存续千年的家庭经济模式

家庭的经济功能是其他各种社会功能得以发挥的基础.文章通过对哈尼稻作梯田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家庭经济的分析,指出在传统哈尼族社会中,家庭的经济实际上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种经济模式下,农户家庭通过多样性的生计,尽量提高农业生产的产出价值;同时,通过家庭内部和家庭间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维持了社会经济的自我运行.农业经济的维持是哈尼梯田系统的景观结构与民族社会存续千年的根本保障.在自然与社会都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哈尼梯田作为遗产应当更为强调其传统意义上经济模式和文化体系的保护、维持与发展.     

文化理性与生存样态的文化选择

经济作为民族文化整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因素,不是游离于民族文化而独立存在的。经济体系总是沉浸在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种文化环境里,它们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经济与文化的各要素如亲属关系、宗教信仰、道德法律、传统风俗等交织成种种复杂的关系。本文通过对民族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分析,探讨民族经济过程中文化理性与生计方式选择的关系,从而阐明在传统文化中确保生存风险最小化是一个基本的文化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