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藏对《大乘起信论》的判释

法藏的判教思想可以分为三期:早期、中期、晚期。法藏早期采用五教十宗之判,中期则五教判教与四宗判教并用,晚期隐五说四,单说四宗判教。法藏一贯以理、事关系作为判教的依据,到中、后期判教文献中,逐渐转变为以佛性论为主要标准。在五教判教体系中,《大乘起信论》由所说绝言、依言二种真如先是被判为始、终、顿三教,后来则以佛性论为根据被判为终、顿二教。在四宗判教体系中,法藏主要依据佛性论判《大乘起信论》为"唯一无三"之"一乘究竟"。诸种教法之地位在四宗判教体系中比在五教判教体系中都有所提高,这体现了法藏欲以华严一乘圆教统摄诸教的努力。法藏把五教判教与四宗判教并列看待,以其圆融思想统摄各种判教,成为一无碍的体系。     

《春秋》家与汉魏时期《史记》之流传

考察<史记>汉魏时期之流传状况,有一个非常显著但却向为论者所忽略的特点,即汉魏时期<史记>之流传与<春秋>家有着极为深切的关系.与<史记>流传密切相关的人物中,其事迹稍可推详者,如杨恽、褚少孙、刘向、刘歆、扬雄、陈元、段肃、冯衍、班彪、班固、杨终、延笃、颍容、谯周等则多具<春秋>学渊源,而且不少人本来就是以<春秋>名家.<汉书·艺文志>将司马迁<史记>列入"六艺略"的<春秋>家,是深切其实的.<史记>是西汉中期方兴未艾的<春秋>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春秋>家之"一家之言"     

论《孟子》对《毛诗传笺》的影响

郑玄的诗教思想受孟子影响最深的是"以意逆志"法与以史说<诗>.他在笺<诗>的过程中借鉴并吸收了孟子诗教思想的精髓.孟子认为<诗经>是西周王道教化的产物,可以用<诗>来证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理想王道时代.郑玄接受孟子以史说诗的方法,于<毛诗传笺>中在<诗序>和<毛传>的基础之上总结出了成体系的"正变"说以史释诗.郑玄也继承了孟子"以意逆志"的理论,并加入了他自己的创新,将孟子的"以意逆志"法上升为以"美刺"释<诗>.他将<诗经>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置于解诗的过程之中,从而推求和诠释诗人之志,赋予"以意逆志"更为深广的内涵.     

日本古代神判法探析

<古事记>与<日本书纪>记载的日本神代时期,是以"天照大神"为主尊神的神道观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在神道观支配下,日本古代曾流行神判法的适用.神判法最初以通过占卜获得神启为目的,发展到后来的用以证明真伪、解决当事人纠纷的裁判制度.神判法不仅是古来的日本刑罚风俗,也是古代日本统治者利用神道观维护统治秩序的刑罚工具.     

“浑厚”之境——论上博简《诗论》对《诗·小明》的评析

上博简<诗论>第25号简最后三字作"<小明>不",专家多疑其后有阙.然而简文"不"字后有近两字的空白,证明此简在"不"字之后不大可能有和"不"字系连的文字.这几个字的释读在<诗论>的相关研究中,多呈空白状态.其实,这里是一字为释,用一个字,直指<小明>篇的主旨.简文这里的"不"字当依古音通假之例,读若负担、负责之"负"字.<小明>篇学者多从汉儒之说定为大夫"悔仕"之作,如今得上博简<诗论>的启示,可知并非如此.<小明>一诗的作者应当是一位忧国忧民,与友人相善的正直的、有较高德操的王朝大夫.<北山>、<四月>两诗主旨在于泄私愤而不顾国家安危需求.就诗作者的道德品格而论,<北山>、<四月>两诗与<小明>篇的差距显而易见.清儒姚际恒谓<小明>辞意"浑厚",信然.     

论《周易》的"立人之道"及"崇德广业"

<周易>博大精深,寓意深远.为人们提供了安身立命的道理.<周易>告诫人们:"立人之道",必须具备"诚"和"仁",如果一个人不讲"诚"、失掉"仁",既得一时之利,也会最终失去民心,断送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并且,"崇德"和"广业"二者相辅相成,相互配合,只有"崇德",才能"广业".     

《易传》的辞章之美

<易传>不仅提出了"修辞立其诚"的修辞理论,而且注重"文其辞",表现出辞章之美.<易传>言简义丰,含蕴深厚,具有简约之美.<易传>对<易经>的阐释充满联想,多有描述,富于诗意,而其形式上或用韵或不用韵,均具有抑扬顿挫的韵律之美.<易传>的语言或整齐划一,或长短不齐,具有参差之美.<易传>虽为阐释性文字,但也使用了比喻、设问、对举、顶针、对偶、排比等修辞格,使文章具有修辞之美.     

"七"体创作的二百年沉寂与傅毅的写作模式

西汉初年枚乘首制<七发>,是为"七"体之肇始.然而由今视之,拟作之历史却直至东汉傅毅<七激>出方得以开启,其间二百年创作的沉寂何以产生?就其因在于,两汉之际<七发>远未有"伟于文林"的地位与影响,而其自身孔老齐观的思想观念也与汉代开始的尊儒倾向格格不入,规限了模拟行为的展开.傅毅<七激>在挖掘<七发>已有价值的同时,以时代的因子改造其作,确立了崭新的创作模式,开启了后世"七"体创作的历史.     

李贽"童心说"对《庄子》"法天贵真"思想的借鉴

<庄子·渔父>篇提出"法天贵真"的思想,追求自然无为、超脱世俗之情.李贽<童心说>主倡"真心",批判社会之"假",以尊重个人性情欲望为出发点,追求"八世"之"真",使"童心说"对<庄子>"法天贵真"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从<庄子>到李贽,尚"真"思想表现出一条由"无我"到"社会之我"再到"个体之我"的轨迹,从中不难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的主体意识也逐步增强,民主意识渐趋觉醒,个人对社会的依附日趋削弱,社会对个人的束缚也在逐步减轻.     

上博简《颂》之"平德"与《大雅》"盛德"对解

周代典乐制度演诗辅政,综合演诗流程是对周代宗法统治秩序的艺术化展演,是对伦理政治内涵的艺术表述,又是诗乐政治教化的流程,<诗>成为承载周礼政治的重要媒介,这决定了<诗>在结集过程中合典乐之需是关键,<颂>、<大雅>为天子乐,<颂>典于祭祀,<大雅>歌于飨燕,二者在演诗活动中不同的政治使命形成不同的典乐表现风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以为<颂>与<大雅>的表现风格有"平德"与"盛德"之别,是对<颂>与<大雅>的典乐政治意蕴与艺术风貌的特征性总结,充分证实了周代典乐制度是以多样化的演诗形式为天子至尊的宗法政治建构多层面的政治保障机制以及思想规范体系.     

《孝经》内蕴图解

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孝经>是儒家论述孝道的一部扛鼎之作,其伦理思想一直是封建各朝君王治世圭臬,也是百姓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运用框架图来展现<孝经>的内蕴可以清晰明了十八章层层相扣的逻辑体系.作为统摄全书的<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直接阐述了<孝经>内容的三个方面:一、先王的"至德要道"是"孝";二、"孝为道德之根本";三、"孝"的目标.<孝经>其余十七章则是围绕这三个核心内容展开了深入论述.     

《青春之歌》接受模式的历史变迁

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问世至今,在文学接受的历程中呈现出论争、改编、质疑、肯定等多种接受形态.最初关于作品的论争和作家的修改说明了文学接受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文学艺术阐释的强力规范和压抑;新时期出现的"红色经典"的质疑与消解是人们文学阅读中"游移视点"的接受反应;而对于<青春之歌>的再解读则是立足于新的文化视野和批评语境对经典文本的特殊观照.<青春之歌>在承传中进行着新的历史重建,凸显出新的文学接受美学意义.     

《水浒后传》"海外立国"的思想意蕴

作为<水浒传>最早的续书,<水浒后传>李俊等英雄的"海外立国"是其特殊的内容,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思想意蕴."海外立国"涉及远涉海外是忠义英雄的无奈之举、创建国家是忠义英雄对中华文化的承传、斥佛入道表现忠义英雄神归故里等几个方面,形象地表现了<水浒后传>"乱世忠义的悲歌"这一主题,以及对故国的思念、对<水浒传>英雄结局的反思,从而说明作者对明末清初严酷现实的极度失望.解析"海外立国",是把握<水浒后传>主要思想意蕴、创作者思想指归与感情倾向的关键.     

《论语》中"道"的语义内涵新探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它在孔子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儒家著作中"道"的阐释,对于深化孔子思想的研究以及诠释中国古代哲学中儒、道学说极具重要价值.儒家经典文献<论语>是集中孔子思想主张的重要典籍,其中,孔子论及"道"的地方多达90次,且与"君子"、"天下邦国"、"德与仁"、"义"、"礼"等诸多概念相联系,也是指导和衡量这诸多后者的准则.结合<史记·孔子世家>、<礼记>、<淮南子>等史料中有关孔子"行道"的记载可见,前人"忠恕观"、"仁、义观"、"自然规律观"、"统治工具观"等对孔子"道"的解释偏于狭隘,不利于对孔子"道"之丰富内涵的体认和诠释.     

元、明临济宗"之善系"法脉传承述略

禅门临济一宗,聿起于中唐,经十传至佛果克勤,其门人大慧宗果、虎丘绍隆分衍"大慧"、"虎丘"两大支派.前者法孙妙峰之善、北硐居简二人,复传出"之善"、"居简"二系;后者三传弟子松源崇岳、破庵祖先二人,则传出"松源"、"祖先"二系.后世临济耆德,几乎全从"之善"、"居简"、"松源"、"祖先"四系法嗣中出.递传至明代,"开基之主"朱元璋虽亦尊崇佛教,为保其纯正兴盛而励志整饬僧纪、肃正僧纲、革除教界弊端,但宥于彻底统制各种社会力量以确保一家一姓的朱明王朝能够延续千秋万代之私欲,特别制定<周知板册>、<申明佛教榜册>、<榜示僧教条例>、<寺院名册>等空前严酷之峻法,甚至不惜采用特务监控、出尔反尔、乱定罪名、滥刑滥杀等自东汉直至满清王朝所绝无仅有的手段戕害见心来复、一初守仁、愚庵智及、季潭宗泐、摩罗慧明等硕德高僧,开遗祸无穷之邪风.诸多大德不满朝廷这般严厉钳制,纷纷沉寂辞世:居简系硕德懒庵廷俊、大猷愿证、清远怀渭,之善系高僧牧隐文谦、象原仁淑诸师.于洪武一朝相继引退,飘然化去;大慧派高僧孤峰明德于洪武改元后力辞净慈寺住持,归隐道场山;之善系高僧白庵力金断然拒绝朱元璋"罢道辅政"敕命,毅然决然地绝食而逝,年仅四十七岁;意味深长地自称"哑羊僧"之大慧派高僧,先是坚辞僧纲司职务,继而索火自焚,悲壮而化……"之善"及"居简"、"松源"三系叶裔遂相继绝响.     

《诗经》中《周南·汉广》本义新释——以"游"字为分析视角

<周南·汉广>是<诗经>中的一首情诗.历史上诸家对此诗本义,主要有三种观点,而今人则对影响最大的<毛诗序>的观点进行了全盘否定,进而以此诗的诗歌性质替代其本义.笔者在研究中发现,造成这种原因的主要问题在于历代研究者没有对游女的"游"字义项进行详细的考证,忽略了游字淫逸的贬义义项.因此,在论证游字贬义义项的同时,结合周南地域与周楚文化相异特点进行分析,认为<周南·汉广>的创作,就是要表达"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的这一本义.这也说明<毛诗序>对此诗的看法,有一部分还是合理的.     

《孝经》义理辨析

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孝经>是体现儒家孝道思想的经典文献,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其蕴含的义理一直被各朝君王奉为治世的圭臬,"孝"也逐渐成为规制百姓日常行为的基本准则之一.作为统摄全书的<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其所蕴含的义理有三个方面:一是先王的"至德要道"是"孝",二是"孝为道德之根本",三是"孝"有三个级次的目标结构.通过剖析<孝经>的深层义理,辩证地研读<孝经>,对儒家"孝"道进行现代诠释,可以为今天构建社会主义新型"孝"的伦理道德提供一定的思想借鉴.     

略论"情判"的价值取向

"情判"作为中国传统诉讼中颇具特色的审判模式,是指司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根据情或情理作出判决.它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相适应,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情判"以和谐为总体价值取向,无讼和追求实体公正则是和谐在情判领域的具体价值取向.在这些取向的指引下,司法官判案时力图做到法顺人情,情法相合.     

《汉志》"诗赋"内涵辨析

<汉志>中的"诗赋"并非字面所见"诗"与"赋"两种文体的简单叠加,而是歌诗、文人诗、赋(颂)等文类的集合.这些文类有一共同特点:在内容上以体物态写情志为主,文辞上有美丽夸饰之现,以游意娱情为目的.     

论《诗纬》对《诗经》的阐释

<诗纬>是形成于汉代的纬书的一种,与<诗经>相配.<诗纬>中对诗的性质的认识"天地之心",对<大明>、<四牡>等提出的"四始"、"五际"说,以及对<诗经>中的篇义、诗句的揭示、阐释和引用等,都表现出纬学的特点.<诗纬>对<诗经>的阐释,既是纬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对汉魏六朝的文论产生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