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高等教育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拓展时期。其主要成就表现在高等教育体制日趋完善;公立、私立高等院校不断增加,高等教育已初具规模。究其原因,这一时期政治紊乱和文化政策相对宽松,有利于改革高等教育体制;有些军阀为巩固地盘、夺取政治权益建立了一些高等院校;一批教育精英投身教育与西方教育思想的传入促进了高等教育新的发展。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山东土匪成因浅析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山东匪患非常严重。究其原因，一是中央权威的衰落，吏治的腐败，动荡的社会，不断的战事；二是当政者横征暴敛，战乱不已，天灾不断，使山东农村经济凋弊，民生益困。这种破败的经济状况，是不断产生土匪的温床；三是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成了饥民、游民、难民，当他们的衣食无着时，弱者以讨乞为生，强者则铤而走险，沦为盗匪。这是土匪产生的社会根源；四是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到处存在着尚武主义倾向和暴力价值取向；五是各省招兵多半在山东，被遣散的军人因难以维持生计，便成为土匪，有的是哗变后投靠土匪；六是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和帮助土匪，这也是山东境内匪患形成的一个重要外在原因；七是山东落后的教育和多匪的鲁中、鲁南、鲁西南地区骠悍、尚武、不驯的特殊民风。在上述原因中，其中经济背景占主导地位，因为说到底，大多数土匪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衰败的山东农业经济将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排挤出去，使他们无以为生，成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而当时全国及山东的政治形势又为他们由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变为土匪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兵匪现象则又加剧了匪患的程度。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府行为与工业发展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工业的发展与北洋政府的政策倾向有关 ,其具体内容有 :一、解除了对民间兴办工业企业的限制 ;二、对工矿业者采取保护和奖励政策 ;三、对新办企业实行保息和补助政策 ;四、对民族工业产品及所有原料实行减免捐税政策 ;五、劝导创办实业 ,鼓励利用外资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几种政治主张

辛亥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在中外反动势力的扶持下,建立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北洋军阀又分裂成几个派系,分别投靠不同的帝国主义,拥兵自重,连年混战,把国家败坏到了极点。面对这种情况,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幻想通过政治上的改良,谋取中国的出路,从二十年代初到北伐战争前,提出了种种政治主张,形成一时的改良主义思潮。     

北洋军阀统治的合法化考虑及危机

任何政治统治的维持必须以合法性作为基础。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解，所谓合法性表现为社会对政治统治的信仰和认同。北洋时期的各派军阀为保证自己的政治统治，无不希望在合法性问题上做出考虑。然终其统治，这种合法性却始终未能建立起来，于是出现了大小军阀纷争不断的政治局面。并最终导向了北洋军阀统治的覆灭。本文对此作一探讨。辛亥革命的成功表明，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已不复存在。作为一个中央政权，在外事活动中一系列无可挽回的失败，说明在民族救亡成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社会主题的情势下，它已逐渐抽取了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国家…     

工党统治时期（1948－1977）以色列价值观念的演变

１９４８到１９７７年，以色列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一直是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其主要特征是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平等主义。然而，由于大量东方犹太人移民的进入、建国初期严重的经济问题、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以色列的价值观念出现了重大变化。这表现在犹太复国主义向国家主义的过渡，崇尚工业化、城市化、脑力劳动和高消费的观念日益流行。社会主义一平等主义思想的淡化，宗教意识的强化，扩张主义思想的曲折发展及新犹太复国主义的崛起。     

池田勇人内阁时期的日台关系

自从“日台条约”签订到 1972年“断交”的 2 0年时间里 ,日本与台湾的关系是在冷暖不均与左右摇摆中走过来的 ,基础并不稳固。日本池田勇人内阁时期 ,对日台关系进行调整 ,即调整过于亲台的路线而转向与中国大陆友好 ,把施政的重点放在国内的经济发展上 ,积极推进与亚洲各国的经济关系 ;但是由于“日台条约”的存在 ,中日关系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发展     

继承与异动——北洋军阀时期的风俗变革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府将“风俗”、“学说”的更迭作为施政的优先考虑要素。一方面，继承辛亥遗产．创立新俗，强化政府权威和国家意识，完成南京临时政府遗留的任务。设立国定纪念日和创立国葬典礼，即是以政治社会化的手法维持政治秩序、维护政府权威的典型例证；另一方面，为配合政治上的复辟，北洋政府尊孔复古，利用政治资源为旧道德、旧礼俗披上了合法性外衣．一些曾经被辛亥斗士们批判的恶风陋习又借助政权力量肆意弥漫。“继承”与“异动”成为这一时期最鲜明的变俗特征。     

日伪统治时期的华北农村合作社

日伪统治下华北农村的合作社 ,完全是日本在华北沦陷区农村实施经济统制、掠夺重要农业物资的国策机关。它违背了合作经济自由组合、平等占有并使用生产资料、民主管理等基本原则和特性 ,虽有“合作”之名 ,而无合作之实 ;它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目的、而不是为农民利益服务的 ,是为日本战时经济服务的重要工具。日伪统治下华北农村合作社在使华北发挥日本的兵站基地和粮食总库、支撑日本侵华战争方面均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科尔沁蒙古统治时期的锡伯族

序言锡伯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正式承认的少数民族。锡伯族原先居住在黑龙江省嫩江流域,现在主要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河流域,以及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共有83000余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政策和锡伯族撰写本民族史的愿望,近年有几部锡伯史专著问世。《锡伯族简史》(锡伯族简史编写组编,民族出版社,1986年,以下称《锡伯族简史     

日伪统治时期广州的人口迁移

广州在日伪统治下的将近七年时间里，受连绵战火与自然灾害的交替影响，社会经济濒临崩溃，人民流离失所，挣扎求存，生活之艰辛倍于以往，人口统计数据的剧烈变动正是这一现实的反映。因此通过探究这一时期广州历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事件，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当时广州居民的生存境况，并深切认识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破坏。     

试论北伐时期日本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

北伐时期日本田中内阁对华采取了以解决满蒙问题为重心的双重政策,即一方面通过对张作霖工作,使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置于日本控制之下,另一方面通过继续支持蒋介石政权,使中国关内追随日本。为确保满蒙问题解决,田中还决定在对张作霖工作完成之前,迟滞蒋介石南京政府对关内的统一,北伐时期日本三度出兵山东阻止蒋军北上原因也在于此。田中扶植张作霖分离满蒙的政策,由于日本内部意见分歧并终因皇姑屯事件化为泡影;而其三度出兵山东,则促使蒋介石进一步走上流日亲英美的道路。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酿酒业简论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吐蕃占领时期敦煌酿酒业进行了探讨 ,认为吐蕃占领敦煌之后采取与唐朝政府不同的措施来发展当地酿酒业 ,使其酿酒业有着鲜明的特点 ;蕃占时期的敦煌酿酒业对归义军时期酿酒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归义军时期的酿酒业是蕃占时期敦煌酿酒业的继续发展。     

张作霖统治时期的东北军事近代化

张作霖统治时期,采取多项举措,大力发展军事:提高选兵任将标准,提升军队主体素质;多项措施并举,促成武器装备近代化;创建海空军,陆海空立体作战能力增强;创办各类军校,加强军队的教育训练.在其多年努力之下,奉系军事取得长足进展.不仅让张作霖拥有了一支强有力的军事武装,同时有力地推动了东北军事近代化的进程,使其成为中国近代军事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     

略论金朝统治时期的西北屯田

文章认为金朝统治者之所以要兴置西北屯田，是为了加强对汉人的统治，以及足食足兵巩固西北边防的需要；其屯田计有猛安、谋克屯田、军屯、蕃汉弓箭手屯田和民屯四种。在猛安、谋克屯田问题上，认为这类屯田不仅遍及山东、河北、河南等地，而且存在于函谷关以西的西北地区；屯田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其历史作用是增强金朝抗击西夏、蒙古的经济、军事实力，拖延了战争的时间，延长了金朝统治者的寿命。     

日伪统治广州时期的烟毒业

日伪统治广州时期，由于烟毒业存在着暴利，且有利于日伪的殖民统治，故日伪当局采取纵容和保护的策略，致使烟毒横流。烟毒严重摧残着国人的身心健康，该行业的“繁荣”，印证了日伪统治广州的殖民本质。     

日本侵占辽宁时期的司法统治

本文试从日本侵占辽宁时期实行20年的三审制之司法制度研究入手,揭示辽宁人民遭受日本殖民统治的悲惨状况,进而引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     

日伪统治东北时期的地籍整理

“地籍整理”是东北沦陷时期,日伪政府推行的一项经济活动,历经伪满建国至垮台的十几年间,几乎涉及每一户“满洲国民”。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履盖面之广均不多见。日伪政府不惜重金,兴师动众倾全力大搞地籍整理,足见其在日伪殖民统治中的重要地位。一 何为地籍整理?按照当时日伪官方的说法,地籍整理就是“设立地籍,为使土地权得到永久的维护而奠定其基础的一系列行为”。具体说来就是“整顿行政区划”即整顿市、县、旗、街村等界限,在其中设置地籍区划,对各个土地逐一调查其地号、地目、面积、等级及所有权,并编造土地登记簿、地籍图等,根据土地审定法及土地等级制定法加以审决决定之”。地籍整理以后,根据地籍区划和地号,可知土地之所在;根据地目可知土地课税各目、等级;根据等级可知土质良否,收获多少或土地价格等;最重要的是根据上述诸项,可先进行土地交易活动和征收土地赋税。     

国民党统治时期汉口钱庄的衰败

钱庄有悠久的历史。最早的钱庄是产生于封建社会后期的旧式金融机构,它在货币兑换、调剂头寸、助于商业方面起到过历史作用。近代,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在外力压迫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封建的钱庄,其性质也象中国社会一样逐渐畸形化。它既保持着与中小商业的密切联系,也带有越来越浓重的买办性。它与封建势力有瓜葛,但也越来越注意投资于近代民族工商业。但,就其基本特性来看,近代钱庄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还是其代表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汉口钱庄亦如此。尽管出于种种原因,有些人过分夸大汉口钱庄的金融势力和作用,近代汉口钱庄一直是与外国银行、国内银行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其实,这种“一直”足不存在的。(但是,近代汉口钱庄确实有过象本世纪头二十年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