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T项目融资中政府保证的法律完善

作为一种新型的投资方式,ＢＯＴ在本世纪６０年代已广泛运用于基础设施和大型厂矿企业的建设,许多国家也纷纷出台了关于ＢＯＴ的法律、法令。我国使用ＢＯＴ的历史不长,法律、法规的制定也处于发展时期。本文针对目前国内立法的现状,就ＢＯＴ项目融资中政府保证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求对现实法律规定的突破。     

论BOT方式中政府保证的法律性质

论述了BOT方式中政府保证的几种形式 ,着重对BOT方式中政府保证的法律性质进行了探讨 ,指出BOT方式中政府保证与一般民事担保行为的区别。     

BOT投资模式与政府保证问题研究

BOT投资模式是20世纪80年代正式出现并逐步发展壮大的新型的投融资方式,这种投融资方式的出现,极大地满足了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需要,同时,为东道国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提供了条件。但由于BOT项目中的风险较大,需要东道国政府提供相应的保证才能更好地吸引私人投资者投资于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我国目前立法对BOT方式中的政府保证问题规定急需完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吸引私人资本投入到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当中。     

BOT投资方式之法律性质探讨

BOT方式是一种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实行的引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尤有必要.我国自1995年引进以来,已逐渐成为引进外资用以发展我国能源、电力、交通基础产业的资金高速公路.有关方面的BOT项目研究表明,在法徘框架内的可行性问题比工业经济方面更为重要.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对BOT投资方式的法律性质的认识,探讨在中国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BOT法律制度.     

BOT方式及相关法律问题初探

BOT方式的相关法律问题争议颇多 ,笔者认为 ,BOT合同为国内契约 ,其性质为涉外行政合同 ;有关BOT的政府保证与我国民法和担保法上所称的保证是不同的。     

政府在BOT融资项目风险分担中的法律问题探析

BOT是出现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种国际融资方式,有效地解决了各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但是,BOT方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具有较大的风险性。我国政府在BOT风险负担中存在着缺少立法保障、市场风险分担标准范围不明确、政府履约风险过高、国家绝对豁免权过重等问题。建议从完善BOT法律法规、明确BOT融资项目中政府风险分担的标准和范围、形成政府对自身特权的约束、谨慎使用国家豁免权等方面采取措施。     

对我国BOT立法的几点建议

二十一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的世纪 ,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彼此间的交流与合作。BOT方式作为一种新型的国际经济合作方式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由于我国尚未制定关于BOT的专门立法 ,使得BOT方式在我国的实际运用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本文就其中某些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我国BOT立法的几点建议。     

BOT方式在我国运作的障碍及相应补救

BOT方式是解决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基础建设过程中资金困难的一种较好措施。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经济高速发展 ,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 ,需要大规模的对基础建设投资 ,资金缺口很大。BOT方式是一种合适的选择 ,但目前存在诸多障碍不利于BOT方式在我国大规模的运作 ,笔者在分析了各种障碍的表现形式和不利后果后 ,提出了相应的补救措施     

BOT方式中政府保证制度研究

BOT方式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种新型的项目融资方式,其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即政府保证制度关系着投资者的投资态度和整个BOT方式能否顺利运作.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尚未确立政府保证制度,仅在有关BOT方式的几个部门规章中对此有零散规定,而且这些规定中还存在着很多矛盾.政府保证制度的不完善严重阻碍了BOT方式在我国的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从法律上确认政府保证制度及其原则,明确政府保证的主体及范围等.     

试论政府违约风险的法律控制

投资者进行海外投资通常要与东道国政府达成投资契约,由于契约双方关系的不对等,东道国可通过行使行政或立法权违反或废止契约,从而给投资者造成损失。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可能面临此种风险。从法律角度对政府违约风险进行控制,可从三个方面着手:完善投资契约、利用投资条约及借助多边投资担保机构违约风险保险。三种方法各具特点,实践中,综合运用上述方法才能最大程度控制违约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     

不完全合约下BOT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与融资效率分析 ——以A水库BOT项目为例 

BOT作为一种特许经营权方式，将民间资本引入公用事业的建设、经营，能提高效率、缓解政府融资压力。但在现有体制下，由于过程不规范、制度不完善，在不完全合约下隐含着诸如政府失信等风险。为此试以A水库BOT项目作为案例，运用博弈论，说明在此不完全合约下各方行为更多是由长期以来形成的“潜规则”进行协调，并指出其效率损失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BOT项目融资的立法思考

BOT投资方式是一种国际通用的投资方式，被广泛运用于大型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领域。对于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可以增加建设资金，转移项目风险，带动相关行业发展，从而促进和提高社会整体效益。因此，这种投资方式引起了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广泛重视。通过对BOT的核心法律关系进行说明，提出了完善、改进我INBOT法律制度的意见和建议。     

市场约束与政府干预共同作用下的银行风险承担

市场约束和政府干预是目前中国商业银行的两种外部治理机制,这两种外部机制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研究发现:由于我国存在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和市场制度的不完善,政府干预显著的增加了银行的风险,而市场的约束作用比较弱,其中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受政府的干预比较少,但城市商业银行受到政府干预的程度较高,显著的增加了其风险.同时从分组回归的结果我们也发现在2005年之后政府干预机制逐渐减弱,而市场的价格约束机制逐渐增强     

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实行"代建制"的探讨

2004年通过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对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加快推行‘代建制’,即通过招标等方式,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建设实施,严格控制项目投资、质量和工期,竣工验收后移交给使用单位。”这一改革举措,对提高政府投资工程的投资效益和工程质量有着决定性意义,是遏制腐败的重要措施。但是,在我国实施“代建制”还存在着诸如法律环境不健全、配套措施滞后、从业人员素质低下等许多制约因素。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克服不利因素,才能真正实施“代建制”。     

论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政府公共服务外包是一把双刃剑,其在发挥良好效用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风险,且风险贯穿于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始终。应正确认识和深入剖析风险的成因,并予以相应的法律规制,包括合理界定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范围,明确承包商的资质条件,引入正当法律程序,完善监督机制与绩效评估机制,建立风险管理法律制度等,以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风险,保障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目标的实现。     

重商文化、政府治理与企业风险承担

目前企业投资决策的风险选择研究对正式制度关注较多,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相对较少。文章检验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商文化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以及重商文化与政府治理在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方面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那些处于更受重商文化影响区域的上市公司,其风险承担水平往往更高;政府治理水平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正相关;重商文化和政府治理水平在影响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方面存在互补关系,即重商文化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在政府治理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显著。     

论BOT方式的法律问题

BOT方式是一种系统工程,其运行涉及两类合同,一是BOT合同,二是BOT合同的辅助合同;从法律性质上分析,前者属于涉外行政合同,后者属于经济合同。BOT方式涉及多方当事人,政府和项目发起人之间的关系属于一种特殊的合同关系,政府与项目公司之间的关系属于行政管理关系,项目公司与承建公司、原材料供应公司、贷款机构、经营管理公司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属于合同关系。我国目前的BOT立法存在着法律阶位过低、条款相互矛盾和对BOT含义理解不适当等缺点,为尽速改善我国BOT投融资环境,制订高阶位的BOT法已成为当务之急。     

政府有效防范农民工创业法律风险的路径分析

农民工创业法律风险表征为两个基本层面——公法层面与私法层面、两个基本制约因素——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具体表现为创业组织设立及管理运营中面临的法律风险.以法律风险视角审视政府对农民工创业支持机制可见,明显存在对农民工法律需求不足,法律、政策和环境供给不足等情况.因此,有效防范农民工创业中的法律风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政府应树立主动作为意识,以高度的自觉、创新的思维,积极构建政府“多维度”扶持机制,切实帮助农民工有效防范创业中的法律风险.     

BOT中特许协议的法律性质及争议解决初探

BOT作为一种新型的投融资方式,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已得到广泛应用,一些城市重要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营都采用了该方式。但对于其基础协议——特许协议的法律性质各国认识不一,在我国法学界也存在着争议。基于此对特许协议的定义、法律特征、法律关系等方面进行了阐述,指出其性质应该属于国内行政合同;鉴于国内在特许协议、行政合同方面的立法空白以及特许协议的特殊法律性质,就该协议的争议解决方式提出了相关立法建议。     

政府数据开放中隐私风险的形成——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厘清政府数据开放中隐私风险的形成过程,是防范化解政府数据开放中隐私风险问题的前提与基础。借鉴系统视域下一般风险的形成框架,可以构建政府数据开放中隐私风险形成的“酝酿—演化—放大”理论分析框架。政府数据开放中隐私风险的形成缘起于政府数据开放这一复杂系统中积累的若干隐私风险因素,进而沿着隐私风险的自生、隐私风险的传导、隐私风险的衍生等路径演化并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经过隐私风险信号的放大、隐私风险感知的放大、隐私风险社会反应的放大、隐私风险结果的放大等“多阶”隐私风险的放大,最终产生隐私风险。政府部门要加强对隐私风险因素源头的处置工作,积极干预和阻截隐私风险演化链条,在隐私风险放大的各个阶段采取积极型应对举措,从整体上提高政府数据开放中隐私风险的防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