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与鸳鸯蝴蝶派关系重论

苏曼殊和鸳鸯蝴蝶派的关系向为学界关注.苏曼殊小说确实与鸳鸯蝴蝶派在审美体系上有不少共同处,如言情体、人物类型化、注重文学的主体性,其对当时通俗文学创作的影响也很深远,但苏曼殊并不属于鸳鸯蝴蝶派.本文从其出身和教育背景、叙事范型和表现主题上的求索、文学观念以及超越现实人生的审美笔致和悲剧叙事的收束方式四个方面论定苏曼殊创作在更大程度上属于纯文学范畴,体现的是精英化的审美现代性追求.     

近年"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述评

本文在对近年来有关"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应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无关,是真正中国的文学现象;它是对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一股要求"文学自由"的理论呼声与创作的一种"中国式"概括;"五四"没有自由主义文学的问题,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或思潮,它形成于与左翼文学论争的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目前的"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研究有一种极力拔高乃至全盘肯定的倾向,为给其以公正评价,本文分析了其无可逃避的逻辑悖论性.     

"纯文学"观视野下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气象

20世纪初"纯文学"观的确立,使古代文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它使古代文学研究范围纯粹化,使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文学独立的审美价值也得到认同.但是,"纯文学"观这种源于西方的现代文学观念虽使中国古代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它却忽视了中国文学的实际发展状况,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古代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其阐释话语有着明显的西方色彩.     

文学的"忧郁":契诃夫与20世纪中国文学

俄罗斯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契诃夫式忧郁是理解俄罗斯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关系的重要切入点.契诃夫式忧郁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构成性影响,首先体现为一种内省式的审美思维方式,它将深邃的忧虑与隽永的诗意结合,在对忧郁"形而上"的"智性"愉悦中将现代人的精神矛盾以及个人内心深处的追求与失落、焦虑与向往等"惰性"表现得深沉含蓄.其次,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忧郁类创作秉承了契诃夫的"人无法承受普通生活"的主题诉求和沉郁凝重、清朗冷峻的艺术格调,在对个体生存困境的描绘和对人类生存的洞察中言说灵魂的感悟,以此寄托忧患之意.再者,源于<樱桃园>的"樱桃园情结"是不少中国作家特定的审美运思取向和创作心理定势,众多的文学作品在对"樱桃园情结"的话语意蕴--"人类在世纪之交的困惑"的发掘中寄寓了深切的悲悯情怀,展示出忧悒深广的艺术韵致.     

"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

作为一个不断重构的历史概念,"中国现代文学"指涉了文学观念、文学样态和学科命名多个层面,它的内涵和外延几度变化,形成了凸显和遮蔽反复纠缠的现象,这是不同时期学科观念和社会思潮的反映.其实概念演变的背后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民族国家的背景和何谓"现代"的追问是理解概念的关键.从文学角度和长时段来看,这种对"现代"立场的坚守其合法性是有限的.     

"学衡派"文化寻际的反思

"学衡派"的文化理路得自美国思想家、文学批评家欧文*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并在现代中国引发了一场人文主义文化思潮.这一思潮对于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化批判具有一定的理性反思,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参与世界文化对话中,具备了一定的合理性内核.但"学衡派"文化取向上的非政治化法则与过分注重道德规范的建设,使其在现实中仅辗转于理论层面的论证,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20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局面.     

"文化诗学"的两个轮子--论童庆炳的"文化诗学"构想

童庆炳"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形成于世纪之交社会转型、文论转向的现实语境之中,其基本内涵是要使中国当下的文学理论既具有"现实性品格"又具有"审美性品格",从而对纯粹的"内部研究"和彻底的"外部研究"进行一种超越.通过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和对当下文学/文化现实的发言,"文化诗学"的理论主张已经明晰,操作方案已经基本成形,实践效果也已经得到学界的赞誉.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语境与三分文学格局的形成

"严肃文学"、"纯文学"、"俗文学"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家分立的基本格局,三者之间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融合,共同推动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演进和发展.这种三分文学格局的形成与20世纪文化、文学的"现代性"指向是密不可分的,这种整体性的文化、文学的"现代性"指向,颠覆和再造了文学"雅"与"俗"的观念,并在一种"追求现代"的文学理念的主导下完成了文学的现代性转换.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不用之用"

作为文学功用观的"不用之用"是体现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进程的一个关键概念,是现代审美主义文学的典型话语,因而也是考察20世纪最初30多年间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进程的重要线索.在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中.文学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审美主义是现代占主流地位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念的反对派,相对于后者来说,它是一种制约和平衡的力量.对"不用之用"的强调,标志着现代美学、现代性文学观念的确立,不过也应看到,在中国现代的历史语境中,审美主叉的文学现也带有明显的局限.它满足不了急切的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     

启蒙回转与审美召唤——关于晚清至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启蒙一直是中国未竞的事业,也是知识分子的主要追求,但审美在中国现代性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表现出启蒙与审美的博弈,这种博弈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思考,也体现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复杂与艰难.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的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文学定位从“经国新民“到“游戏的事业”,文学功用从“文以栽道”到“美术之文”,文学范围从“杂文学”到“纯文学”.“文学”界说的发展衍变体现出中国现代性带有内在矛盾性的发生发展.     

新时期当代题材的"苦难文学"与审美价值

新时期当代题材的苦难文学,是指新时期以中国当代社会性苦难为审美对象的创作.它们对苦难的描述,揭示了中国当代社会某些根本矛盾与普遍问题,体现出对人的基本权利及生命价值的尊重,显示着文学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它们破除了"社会主义没有悲剧"的神话,证明中国当代文学存在严重的伪现实主义现象.它们也表现出不同的审美态度,总体上具有文学史意义、严肃文学意义和社会现实意义等多种审美价值.     

传统文化因素对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消解

五四新文学是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产生的,传统文化因素一方面促成了新的文化文学思想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成长,另一方面,也使新的文化、文学思想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鲜明烙印,亦即实现了西方文化的中国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代性":功利主义文学观消解了新文学对纯文学的超越性;个性解放的追求最终从关心个体的"立人"转向关心"群体"的觉悟和整个社会的"立国".这样一来,"个人本位"就不知不觉地转向了"社会本位";民主诉求同样遭遇了本质变异的命运,最终被民粹主义所淹没.鲜明的"中国因素",使中国现代文学循着自身的逻辑由极具"现代意味"的启蒙文学逐步呈现出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左翼文学-工农兵文学等多种形态.     

"海洋"的抒情与叙事: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意象探讨

本文着重以海洋意象为立足点,探讨近代以来中国文学中具有崭新文化意义的海洋意象的形成与流变,力图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研究提供一个重要的视角.近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海意象呈现出与古典文学海上仙话传统截然不同的思想蕴含,它一方面体现了创作主体感时忧国的现实意识,另一方面又反映了近现代文学不同发展阶段的内在精神.从主题史角度看,近现代文学中海意象的多元流变昭示着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特征.     

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的发端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是适应现代性以及现代民族国家双重历史要求的产物。在现代性的不同历史阶段,文学对现代性的态度也各有不同,于是就形成各种文学思潮的流变:新古典主义是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肯定性回应;浪漫主义是对现代工具理性和现代城市文明的反动;现实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灾难的揭露和批判;现代主义是对现代理性的反叛以及对生存意义的反思。“五四”以前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滥觞阶段,形成了三种倾向:争取现代性的启蒙主义、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新古典主义,反思、超越现代性的审美主义。这三种文学潮流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端,也影响了“五四”及其以后的中国文学思潮的发展。     

论儒家文化与"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儒家文化与"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五四"时期无论是对于"人"的追崇还是对于现实引发的关怀,都使"五四"文学在一种时代的历史现实背景和西方文化思潮的中击下,走向了一条富于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文学发展之路.除了对"人的文学"的发现外,儒家文化对于现实的关怀使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在面对日益更新改变的活生生的现实面前熔铸了更多更复杂的关于历史、现实和人性的思考.这也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学两个鲜明的主题具有个人话语模式特征的"人的文学"和关注现实的启蒙的文学.     

20世纪中国文学的政治文化传统

由于文学的政治传统和20世纪中国的现实国情,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结合更加紧密;通过政治文化这一视角,文学与政治在不同的政治文化的社会形态中形成不同的结缘方式,体现了作家不同的政治文化理念、创作追求和审美理想,并影响到读者的阅读与接受,形成一定历史时期特殊的审美风尚。20世纪中国文学的政治文化传统,使文学承担了过多的政治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积极的宣传和教化功能,但也对文学自身的发展造成了重大伤害,留下了许多历史教训。     

论"五四"文学中的"爱与死"模式

"五四"文学包括"五四"剧作中"爱与死"模式的书写,侧重于表现对生命的颓废感受和对爱与美的执著追求,其中带有明显的现代颓废唯美主义文学形式移植和意义嫁接的痕迹,同时也不乏西方感伤浪漫主义传统的参与因素,但是,其内在的反叛立场和唯美取向最终仍然受制于现实情境下新文学作者独特的精神和情感体验.     

文学审美者的审美救世之途--论现代中国审美文学批评的学理特征与功能悖论

中国现代审美文化批评,自它形成之初,一直受到西方近现代艺术哲学,特别是康德、叔本华,以及博克、布洛、克罗齐、谷鲁斯等审美经验主义和艺术形式主义美学理论的影响.但是,在现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生成的审美文学批评,又受到中国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多重语义制约,逐渐形成"中国式"的文学审美论.文章认为,现代中国审美文学批评的学理特色在于文学审美的大众普适性,文学审美的超功利机制、文学审美的潜在社会功能.进而,在现代中国文化语境中,评析了审美救世在政治革命、思想启蒙这两种文化思潮之外的多种文化意义,并结合20世纪人类技术文明时代艺术"自为"的全球性文化语境,评析现代中国审美文学批评的功能悖论.     

限制与错位:"人道"精神的缺失与流变——关于现代中国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反思

中国现代人道主义文学是西潮影响下的产物,它在中国新文学各个时期(特别是五四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但就整体而言,现代中国人道主义文学发展并不顺利,这与对西潮的接受程度及其能否同中国现代文化语境融通有关,其中有现实的限制,也有理论的错位.对其作出梳理与反思,对于寻绎与重建新的人道主义文学价值观不无助益.     

论"启蒙"作为"主义"与现代文学的缺失

在中国,启蒙的意义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字面上的望文生义、西方思想来源、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语境中的重新生成.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种启蒙运动,那么,"五四"新文学运动总体上也可以说是启蒙主义文学.科学,民主,自由,个人权利,改造国民性,开启民智,反封建,富国强兵等,这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和任务,也是新文学运动的目标和任务.所谓"人的文学",这不过是新文化运动"立人"主题在文学上的一种演绎.对于现代文学来说,启蒙是绝对必要的,但启蒙被强调到极致,变成为一种"主义"的时候,就会物极必反,从而造成了现代文学的缺陷.归纳起来,启蒙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重思想轻文学,思想压倒文学;二是重文学的社会功利目的,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认识作用,而轻视文学的审美娱乐作用,压抑文学的审美性、娱乐性和消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