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经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民可以告官”的法律,对于保障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对保障、维护、监督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改进和提高行政工作,加强廉政建设,实现行政管理法制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就是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范围。《行政诉讼法》实施前,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原则上适用我国《民事诉讼法(试行)》,该法第3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但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上全国尚不统一,随着行政诉讼活动的日趋繁多,就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进行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之可行性分析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然而,在审判实践中,各级人民法院通过加强协调工作,确实解决了大量的行政争议,有效地缓解了官民矛盾;另一方面,我国行政案件撤诉率常年居高不下。这些都促使我们反思行政诉讼法禁止调解的规定是否科学．是否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在我国,不论从传统文化还是现行法律体制环境上都可以找到适于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土壤。     

论行政诉讼案件的相对集中管辖

我国各地开展的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主要目的是解决人民法院难以独立受理和公正审理行政案件、防止和排除不当行政干预等长期以来严重困扰行政审判的突出问题;是在现行行政审判体制的基础上实行司法审判区域与行政管理区域的有限分离.我国要在改革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对集中管辖制度,并通过对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将相对集中管辖试点的成果固定下来,为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的制度化提供法律依据.     

行政诉讼程序设置问题刍议——以程序分流为视角

行政诉讼活动的性质及特点,决定了其在程序设置上有别于刑事、民事诉讼。而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程序的规定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为保障行政诉讼实体处理结果的公正性,有必要对程序设置的细节予以强化,从程序分流的角度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程序,以适应当前行政审判实践的需要。     

我国行政诉讼中政府态度与行为分析

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对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但在其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局面,主要表现为进入行政诉讼的行政案件数量较少,有的地方人民法院行政庭甚...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规定的若干缺陷问题思考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规定的若干缺陷问题思考陆武师一、问题的提出我国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近几年来曾有若干变化：《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前是以《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范围为准，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数量极少；１９９０年《行政诉讼法》施行后，虽然受案范围扩大，但诸如计划生育...     

论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责任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本文拟对行政诉讼中被告举证责任的有关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举证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何谓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以下简称举征责任)?我国行政诉讼法未作具体疏义。法学理论界有人认为,举证责任由法律预先规定,人民法院处理行政案件在未弄清案情之前,对于     

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阙如与完善

近年来,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数量逐年下降,前景令人堪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我国行政诉讼对所有行政案件一律实行合议制程序,而没有根据行政案件的具体情况设立一种简便、快捷的诉讼简易程序不失为一个主要原因.依照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结合行政诉讼审判实践经验,设置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确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立法法》视野下的行政诉讼法律适用——兼议《行政诉讼法》第52、53条之存废

行政诉讼法律适用问题是行政审判的核心和关键,涉及到司法权与立法权及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问题,某种程度上来说带有司法审查的性质。《立法法》对法律适用规则的明确规定,为人民法院正确处理各种法律法规冲突提供了统一的法定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在修改时完全可以取消现行第52条和53条的规定,而改为直接依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毋庸再行区分是法律法规还是规章从而决定是＂依据＂还是＂参照＂,而可以直接根据《立法法》的规定选择合宪合法的法律规范来进行裁判。     

试论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

试论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马小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这一规定确定了行政诉讼的第三人制度，但是，在行政审判中对于第三人...     

不动产登记中行政与民事纠纷交织的解决路径

在不动产登记案件中,既涉及民事纠纷又牵扯行政纠纷的例子可谓屡见不鲜。对该类案件的处理,民事与行政审查的侧重点不一,司法实践者对此也各执己见,使得不动产登记纠纷案件审判结果迥异,降低了审判效率。为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很多学者提出民行一并审理的提议,《行政诉讼法》第63条第1款也应运而出,提出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可以一并审理民事纠纷。该条款似乎想结束这种混乱的现象,但是能否起到预期效果尚未可知。根据不动产登记的性质分析不动产登记行为的可诉性,从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审查范围、程序设置、审判效果等方面分析行政与民事纠纷交织案件合并审理的弊端,并提出审理该类案件时应把握的原则及救济措施。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研讨

结合最高法院新近发布的司法解释中对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所作的有关规定，对建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理论依据与现实意义，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成立的条件、范围和种类等相关问题，从理论上和审判实践上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具体分析与论述，建议尽快对行政诉讼法进行修订，补充完善，以确立我国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破解行政诉讼“执行难”——以行政法院的设立为突破口

2014年1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对"执行难"等问题积极地做了回应。但该法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上所作的改进,相较于理论界近十年的探索来说,明显有些保守和踟蹰。受困于现行的政治体制、合法性依据的匮乏和相应配套制度未及时跟进等因素,新《行政诉讼法》在解决"三难问题"上略显踟蹰,制度设置上也乏善可陈。欲真正实现行政审判独立,真正解决"执行难",行政法院的设立势在必行。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分步骤、有计划地建立起从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的专门行政审判组织是可行之举。     

论构建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必要性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案件的审理只能适用普通程序,而未确立简易程序,这种现状已不能适应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构建,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诉权、实现程序正义的内在要求、缓解案件增多与司法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提高诉讼效率诸方面确有必要,为此建言,在修订的行政诉讼法中确立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并存的诉讼路径。     

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端——以清末筹备设立行政诉讼审判机构为中心

中国行政诉讼制度发端于清末法制改革中筹备设立行政诉讼审判机构的过程。通过制定《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和拟定设立行政审判院,清政府遵循了一条以主要参照日本等大陆法系二元司法体制为模式,以制定行政诉讼审判机构组织法为着手点的制度创设路径。尽管这些尝试终因清朝灭亡而未能实现,却对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关于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几个问题

行政附带民事诉应当以行政诉讼为前提,并与行政诉讼有内在联系和关联性;附带民事诉讼范围是发生在行政确权、行政处罚和行政处理引发的民事争议;对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审判应两案一并审理、一并判决;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上诉应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除了行政赔偿诉讼以外,行政诉讼不得适用调解,但纵观国内的行政诉讼审判实践,严禁调解在"协调和解"中被悄悄躲避,行政诉讼案件撤诉率一直以来处于高位已是公开的事实。文章在考察、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调解立法制度的情况下,从模式选择、适用原则、适用范围和程序设计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构思。     

论行政案件协调机制的制度化建构

我国行政诉讼法在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的同时,还规定了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可以允许原告撤诉,为法院进行协调活动留下一定的空间.依法探索行政案件处理新机制,建立行政案件协调制度,已经提上了行政诉讼改革的议事日程.我国行政诉讼的理论与实践都表明了建立行政诉讼有限协调机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域外的理论与制度也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之处.我们需要从行政审判的现实出发,了解行政案件协调的现状,借鉴域外的理论与具体制度,建构我国行政案件的协调机制.     

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及其对行政诉讼制度构建之影响

研究法律,首先要从立法目的入手,立法目的直接影响到了法律条文的框架和设计,并决定了法律在现实中的实施效果。我国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有三个,即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保证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本文从这三个立法目的出发,研究我国行政诉讼制度。     

行政诉讼制度若干问题刍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十重要步骤。毋庸置疑,行政诉讼制度作为民主政治法律化的重要标志,将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极为重大的影响。它对于贯彻执行宪法和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的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原则,对于维护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改进和提高行政工作,都有重要的积极的意义,对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廉政建设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