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如何叙事——《煲老鸭》的插图与文本叙事

《煲老鸭》是笔者新发现的一部晚清稀见通俗小说,国内外各大图书馆均未收藏。文章以此书为例,着重阐述了小说何以插图、插图如何叙事、插图如何可能等三个问题。《煲老鸭》中的插图不仅是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引起读者的审美愉悦,而且可以让观者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了解小说的基本内容,进行＂闪读＂,促其尽快购买。《煲老鸭》中插图作为空间性的绘画在突破时间性的束缚上有如下叙述策略：连续性绘画、图目说明、时间点选择、心理叙事、情节改造。图像并非小说场面的真实再现,而是作者受其＂所知＂主导的重构过程。插图之所以具有对文本的互文性功能,是因为词语与图形皆属于符号,因此,二者就具有了同构性和互补性。     

回归与超越：《杜臆》与“以意逆志”法

王嗣奭《杜臆》笺释杜诗,取的是一种体验式路向,借重个人身处明清易代之际的复杂人生经验以契入杜诗,并由此掘发杜诗的"真"、"正"之美。这既是对传统"以意逆志"法的回归,同时也是一次超越。     

从《尚书》天人关系思想探析先秦儒家天命观结构

本文以天人关系与天命观结合的视角考察儒家天命观结构的建立,并且以《尚书》为导源,可见儒家天命观的演变。《尚书》中《商书》《周书》家天下的政治,商周汤武革命促使天命观念的形成,成为儒家天命观的发端。孔子通过对周人天命观的继承与发展,承认周以来天的权能将之视为最终依据;突破周人天命观念的结构,建立以个体遭遇为内涵的时命观;以人人禀赋为内容的性命观;以天人互通为归宿的知命观。先秦儒家天命观的结构摆脱周人天命限于统治者阶层,发展为人人赋有的禀性,即天命由君权神授转向人性天赋;冲破周人天命神意的束缚,将焦点投注于人,即由天命的宗教性转向人的道德塑造。由此,儒家建构起其思想的核心基础,成为儒家缘起的内在机制。     

《钱注杜诗》和《读杜心解》阐释特色之比较

清代前期钱谦益的<钱注杜诗>和浦起龙的<读杜心解>运用传统阐释观念对杜诗进行阐释.前者力图考辨史实,批驳旧注,后者力图阐发杜甫的"蔼然忠厚之本心";前者侧重"知人论世",后者侧重"以意逆志".两者各有特色而又互补,共同丰富和发展了杜诗学.     

论《三国演义》中的“天命”之美

《三国演义》中作者着力描绘的人物身死、战争失利、王朝灭亡的悲剧图景为我们呈现了命由天定,天命难违的天命观。而此天命观蕴含着朝代更迭,分合有数的规律之美,明主贤相,忠臣良将的遗憾之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抗争之美。《三国演义》中的天命观在展现以上美学意味的同时,也推进了传统天命观由天行有常向人定胜天的过渡演变。     

《左传》杜注“某犹某也”类释

古注的训释很大一部分是文意训释。《左传》杜注中有数十条某犹某也的训释,训释词和被训释词之间的关系可分义通和义隔两大类,前者指义同或义近,但又同中有异,后者表面相隔,实际相通,异中有同。两类中又各自涵括多种不同的情况,需要具体分析。     

从《左传》杜注看杜预的《诗》学观

晋人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左传》用《诗》多有解说,自成一家之言。对“诗言志”这一《诗》学中最核心的命题,杜注以“作诗以言志”标明自作诗以言己志,以“诗以言志”标明称《诗》以言己志,并以“赋诗者取其一章”标明赋诗断章,以“义取XX”“言XX”“多取首章之义”等标明断章取义之所在。研究《左传》用《诗》之杜注,可从中窥见杜预的《诗》学观点。     

《杜秋娘诗》系年考

本文从四个方面考订杜牧的《杜秋娘诗》不是作于大和七年。首先 ,杜牧聘于牛僧孺的时间是在大和七年至九年三年间 ,仅系于大和七年缺乏充足理由 ;其次 ,杜牧在此期间公开攻击李训、郑注不被打击反而被迁升 ,于理不合 ;再其次 ,将该诗系于大和七年与诗中表述的内容不相吻合 ,也与杜牧的一贯为人和政治态度相矛盾。文章联系杜牧的行踪、诗中的内容和为人 ,将该诗的创作时间订在开成二年。《杜秋娘诗》的系年不仅仅是时间问题 ,它还反映了杜牧的为人和政治态度     

论《杜骗新书》的现实批判性

成书于明朝万历末年的短篇小说集<杜骗新书>,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它对晚明社会现实的批判是多方位、多角度的.本文从贪婪与诈骗成风、吏治腐败、科场黑暗和僧道淫恶等方面分析了小说集对晚明社会现实的批判性.     

朱偰《杜少陵评传》及其它

抗战时期,朱楔曾作《杜少陵评传》,1941年青年书店初版,有朱希祖《叙》、欧阳翥《序》和作者《自序》.全书共五章,首次以评传形式,对杜甫的生平思想,展开系统的论述.朱偰论杜,亦散见其它篇什.曾亲谒杜甫草堂,留有相关诗文和考证.     

浅析汉语文化语境在构建与强化汉民族“天命观”中的决定作用

古人因为信奉天帝而用语言来表达,使得他们的“天命观”逐步融入到汉语的文化语境中,而现代部分汉族人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学习和使用语言被汉语文化语境所影响而部分继承了这样一种“天命观”,并且在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稳定的文化语境使得传统“天命观”不断得到强化.     

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

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是《春秋》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其《春秋序》是对以往《春秋》与《左传》研究的理论总结和整理,其“经”、“传”合一使《左传》成为真正意义上阐释《春秋》的著作。杜预在集解集中阐发了他的哲学、政治思想。     

“时命”与“时中”:孔子天命观的重要命题

孔子的时遇、时运思想,表明他已经将时的概念与其天命观念联系在一起进行深入探讨。时命一词虽然出现较晚,但其基本思想早在孔子的理论系统中就已经形成,孔子关于时的言论多蕴含其意。《中庸》所载的时中之论亦是孔子时命观的一个重要命题。先秦时期的天命观念在商周之际有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由天命的不可移易,变为天命的可以以人之德而转移。天命观的这个变化虽然是一个巨大进展,可是,这一变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天命的权威。天命还是高悬世人头上的铁板一块,人们在它面前并无自由可言,只能俯首贴耳地绝对顺从,其所强调的是以个人的高尚德操博得天命的眷顾。孔子的时命观念,给生命个体开辟了总体天命观念下面的一定的自由维度。它关注的不再是天命的绝对,而是个体的相对自由,是个体的存在状态,这应当是先秦时期天命观念的又一次重大进展。     

吴广霈手批《杜诗集评》及其文学批评史价值

明清时期是杜诗未刊评点高度繁盛的时期,涌现了数量繁夥的杜诗手批本。湖北省图书馆藏吴广霈手批《杜诗集评》就是清代杜诗未刊评本中的典型批本之一。该本以刘濬《杜诗集评》及其所录诸家评点为批评对象,重估刘濬《杜诗集评》的学术价值、指摘杜甫各体诗歌的客观缺陷,针对《杜诗集评》所录诸家评点再抒己见,或称颂赞赏,或非议批驳,或补充完善,具有鲜明的文学批评之批评的主体意识。吴广霈手批《杜诗集评》这一评本不仅在清代杜诗评本中独树一帜,而且具有不同寻常的文学批评史学价值。     

试论《周易·系辞传》中的阐释策略

《周易·系辞传》是《周易》从“古经”到《易传》形成过程中的一篇重要阐释著作。《系辞传》在解释《周易》时巧妙地运用了一些阐释的策略,在“易”、“天道”、“人道”之间建立了一个映证模式,设置了从“易”、“圣人”到“君子”、“百姓”的一个认知能力递减的等级体系,并竭力使《周易》所显示的“道”神秘化,从而完成了《周易》作为人类社会法则的阐释任务。     

杜预“三体五例”说及其文论意义

杜预藉《左传》总结的“三体五例”说包括“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三体和“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汗”、“惩恶而劝善”五例。其中“三体”是《春秋》的书写体制,“五例”是《春秋》的书写法则,书写体制制约、规范书写法则,书写法则遵循、表现书写体制,其特定的话语言说方式和话语解读方式对中国文论...     

孔子思想再阐释——以《论语》中的“远”为考察中心

孔子的思想体系建立在他对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三种关系的理解之上。远作为这三种关系的一种描述方式,在孔子思想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学界对《论语》中远关注较少,因而以远为线索梳理孔子思想不仅饶有趣味而且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     

《文心雕龙》“宗经”本义阐释

刘勰的文学思想,渊源于群经,宗经思想是贯穿《文心雕龙》的一条大动脉。＂宗＂与＂经＂的字义与＂经＂名的由来隐含了＂宗经＂的基本要求与意义,刘勰对＂经＂的态度与认识,源于儒家传统,他奉孔子删述之六经为正典,处处推崇备至,并总结五经的表现手法和艺术特色,依经树则,为作文效法之圭臬。     

从《杜骗新书》看晚明的商业经营与商业风险

成书于明朝万历末年的《杜骗新书》,是一部具有较高真实性的笔记小说。它通过一个个生动故事,勾勒出一幅斑驳陆离的商业世界图景。从中可以看出:晚明时代商品经济虽然十分繁荣,但商业经营方式却比较简单,商人的经营项目和贩运地域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商业经营的风险性也很高,因各种原因破财甚至丧身的商人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