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志看清代直隶地区旗人社会之演进——以顺天、保定二府为中心

清朝入关后,通过圈地、投充与设立驻防等手段,在直隶省形成了旗人社会,该社会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并受到一套专设体制的约束.相对外省驻防,直隶旗民间交流充分,经历了一个冲突-磨合-融合的历史过程,不仅令旗人逐渐汉化,对直隶产生了归属感,也使民人认同并接受了旗人的存在,使直隶在民族革命时成为宁谧之地.     

清末变通旗制处考述

变通旗制处是清政府在宣统年间成立的解决旗人生计、化除满汉矛盾的机构。在这个以旗人群体为主体的机构中,变通旗制处对清除旗弊、裁撤官缺和筹划八旗生计等事议论颇多,但多未能实施。这反映了旗人群体缺乏政治改革的智慧和魄力,亦是清末旗人群体人才匮乏的一种表征。清政府原藉以化除满汉畛域,反而使这一问题更为凸显,这反映出清末改革的某种困境。     

清代旗人赌博治理述论

清朝入关前后,旗人渐染赌博习气,既影响到旗人生计,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又危害到满洲传统的淳朴、尚武之风,削弱了军队战斗力.为巩固统治基础,清朝统治者不断制定禁令,从多方面对旗人赌博加以整治,但并未收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旗人不事生产,耽于逸乐,容易受到诱惑,加上其身份特殊,即使因赌博犯法,受责罚也相对较轻.此外,旗人定期领有钱粮,容易引起不法分子的觊觎和引诱.这些都导致了旗人赌博难以治理.     

国家法权与边疆治理：清代伊犁将军司法审判职能及变迁

以将军辖区为核心的八旗驻防既是清代遍布全国的兵力配置，同时也是重要的国家政治权力、法律权力的空间配置。将军、都统等八旗将领并非仅具军事职能，在未设督抚与州县制尚不完整的边疆区域，八旗驻防将领的权限较为广泛，其中包括司法权力的行使与运用。对八旗驻防将军司法职能的探讨在学界尚属一个亟待开拓的薄弱领域。本文以伊犁将军为中心，利用档案资料与文献典籍对边疆治理中八旗驻防将军司法审判职能做出初步探讨，指出有清一代西北陆疆八旗驻防司法体系构成是平行于内地州县区域的另一司法体系，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清代的王朝国家治理。清末以新疆建省开启边疆地区与内地的一体化，以文治取代武治，边疆八旗驻防司法体系被逐步纳入州县制司法体系下，最终实现了两种司法体系的统一和划一，推动了清末国家对边疆地区治理的整合和深化。     

论宁夏八旗驻防解体与民族文化融合

清代八旗各个驻防点，皆以自立为策，这是满洲贵族既怕旗人汉化的保族措施，又是“绥靖地方”的权宜之计。然而八旗官兵与汉民在政治、经济、文化长期交往中，逐渐打破人为隔绝局面，最终走向民族大融合的道路，而在这种演进中，八旗生计和旗制解体是两个关键问题。一、宁夏八旗生计的演变宁夏八旗驻防官兵人口最盛时，约计官兵1898户，大小口计10743人（或记为12000人），正额官兵3541人（或记为3557人），眷属7202人①。经过200年沧桑；到晚清和民国初年只剩下40％的人口。据宣统年间民政部户口调查，宁夏八旗驻防有607户，4333人②。1916…     

清中前期江宁八旗驻防新探——以档案史料为中心

清初江宁(南京)八旗驻防兵员众多、装备精良,是清廷维系江南统治的军事支柱之一。雍正之后,江宁旗人渐染汉俗,战斗力持续下降。当局曾试图恢复八旗军的行围制度与骑射训练,但因受限于江南的自然环境,成效甚微。江宁驻防在满城内外拥有大量旗地。旗地类型多样、分布零散,均归属八旗官方所有。自清代中叶起,随着江宁满城人口的增长,八旗生计问题日益严重。驻防当局虽采取迁移官兵、增加养育兵数量、出租旗地等多种方式缓解压力,但仍无法遏制八旗兵丁贫困化的趋势。     

清代东北驻防将军职掌比较研究

清代,东北的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处驻防将军的职掌各有异同.在军事职掌上,三处驻防将军各有不同的侧重.在民政上,盛京将军基本不理民事,专管旗人,兼有部分钱粮、刑名之职责.吉林将军旗民兼管,负责辖区内各项事务.黑龙江地区在很长时间里并无民官,以副都统等旗官管理旗民而统辖于黑龙江将军.吉林、黑龙江将军还负责各自的打牲、游牧等部族事务.     

清代密云"满城"时空结构研究

随着密云驻防的设立,密云"满城"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建成,并在清末至民国时期逐渐走向了消亡.该满城的建立不仅是由于驻防发展的需要,也与所在区域的战略形胜以及城池本身的军事作用有关.满城形制规整、分区明细、设施齐全,体现了古代城市规划的五行相克思想以及中心、对称布局等原则,是一座典型的驻防城池.就经济结构而言,俸饷是满城驻防官兵的主要经济来源;在文化方面,满蒙文化和汉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也十分显著.     

清末农安县下政区的地域联系与空间结构——德藏晚清吉林舆图研究之三

德国柏林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庋藏清末《长春府农安县地舆全图》,对清末吉林农安县下的行政区划有细致描绘,注明了县下十二社的名称、乡约和社总的姓名、交通道路以及各社的界线,为探究晚清东北地区县下聚落的性质与空间分布提供新证。清末农安县下政区体现出地域集聚与犬牙相入的空间分布特征,这是上层制度设计与基层生活实际共同促成的结果。清末民初的县下驻防与地方自治,也进一步凸显了农安县下政区近代转型的空间过程。     

清代东北地区"守堡"与旗屯管理

东北地区作为满族的"龙兴之地",清前期和中期多数是旗人聚居.清朝统治者对东北地区的旗人实行旗屯管理制,守堡即是旗屯的基层社会主要管理者.清代东北地区的守堡,最早设立于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专为基层旗屯管理而设置,是一种"准行政"的旗人自治组织体制.守堡的名称与管理范围并不固定,体现了清廷在乡村治理上的实用主义特征.守堡选自于旗人,待遇、选任与考核都有详细而明确的规定,是清代"旗民分治"政策的典型代表.守堡"立于官民之间",于"上"传达、协助,于"下"管理、教化,具有行政、经济、治安、教化等较为全面的职能,虽然名义上受州、县官府的管辖,但更多的是旗人自治.到了清末,守堡在旗屯管理和维护旗人利益上基本失去作用,最终被裁撤.纵观守堡制度存续期间东北地区的历史发展,这种旗屯自治有效地维护了旗屯社会秩序的稳定,基本达到了守护"龙兴之地"的目的.从国家层面而言,守堡的设置具有其独特的政治意义;从社会层面而言,守堡的消亡是旗民融合的内生需求与必然结果.     

八旗贵胄的没落——清代旗人经济状况研究

在清朝,旗人超越了民族的界限,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清初朝廷为了保证旗人的生计,从各方面给予特殊的政策。分拨大量的土地,发放丰厚的兵饷和各种福利,以维持其独尊地位。但在清中期,旗人却因多种原因,出现了严重的生计问题,甚至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证。为了帮助旗人解决生计问题,清政府采取了鼓励旗人参加科举,增加旗人兵额,帮助旗人回赎土地和支持旗人从事农业生产等措施,但结果均以失败而告终。     

清代旗人的法律特权地位

为保护旗人的特殊利益,清朝统治者在法律上赋予旗人以特权地位。这种特权地位既表现为旗人犯罪其审判机构的专有性,也表现为其法律内容规定中的减轻处罚或特别规定。但随着八旗子弟的堕落,清朝统治者对律例的许多条款作了修改,使旗人的法律特权地位有所削弱,但实际上清朝统治者对旗人尤其是宗室觉罗犯罪的优容从未停止过。     

杭州旗营与浙省光复

1911年11月4日浙江革命党人在杭州发动起义,次日基本控制省城,只有旗营在负隅顽抗。经过浙江都督府与杭州旗营协领贵林谈判,签订了议降条款,避免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此后贵林并没有及时、完全地实施议降条款,他违反协定私藏军火被告发后很快被处死。浙江都督府总体上实行了对旗营、旗人的宽松政策,克服了一些地区过激的民族主义,有助于全省的光复,对周边地区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份幸存的清末新疆义学经费请销呈报管窥

甘肃省档案馆藏有清末新疆一份年度义学费用请销呈报,翔实列出了光绪年间新疆义学的分布州县,延聘塾师的薪饷,塾师的身份学历,民汉兼收的义学生源等等信息。从中还可进一步窥知,义学各塾堂在启蒙教育中的积极意义,在与经堂教育争夺教育主导地位中不可低估的作用。又各义学塾师身份、姓名、薪酬、经费支拨情况的具细记录提供的确凿信息,为史志记载的清末新疆义学教育提供了实证资料,也可厘清以往对义学经费来源的片面见解。     

说不尽的新文化,说不尽的青年——清末民初青年文化的三种类型

青年群体对清末民初社会文化变迁产生了深刻影响,此时形成的青年文化影响到新文学的建构。清末民初青年文化包含三种类型:青年亚文化,是青年群体为了完成集体性身份认同而产生的文化,如创造社小说中大量出现的"自杀"情节,便是留日学生群体中出现的亚文化现象;以青年为喻体的现代文化,梁启超《少年中国说》、陈独秀《敬告青年》中对于"少年""青年"精神的想象,体现出的便是这种文化;导师文化,是清末民初崇尚青年的语境中衍生出来的文化,鲁迅在《导师》《娜拉出走怎么》等篇章中对这种文化进行了反思。三种青年文化同时存在于清末民初,对其进行区分,可以对此时历史和文学有更深入的认识。     

清末新政期间东北边疆的军事改革

鸦片战争以前 ,东北地区主要是驻防八旗兵 ,军政统于盛京兵部衙门及三省将军衙门的兵司。光绪年间 ,东北地区有了练军或防军。清末新政实施后 ,东北地区的军制也发生了变化。不过 ,由于日俄战争对东北所造成的破坏 ,东三省在改革军事的同时 ,也存在许多问题。新政期间东北地区军事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还是在行省设立之后 ,主要表现在整顿军制和筹练新军方面。结果 ,东北地区出了近代化的军队 ,对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起到了一定作用。     

嘉庆朝汉军旗人生计问题的政治史考察——以参与天理教起事的曹纶父子为中心

嘉庆朝汉军旗人生计艰难,其中作为四品官员的都司曹纶,因生计困顿参与林清领导的天理教起事,最终清廷将曹氏父子处以极刑、罪及家族,且追究失察职官、责成州县管理屯居汉军旗人,并进一步笼络汉军官员群体。不难发现,清廷鉴于汉军个体反清行为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无不反映了对汉军旗人这一重要政治群体的震慑、严加防范以及强化控制。清廷在加强政治统治的同时,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旗人的生计困境。     

隐性采访的伦理学评价

“隐性采访”这一提法在新闻学中还不常见.它专指采访者向采访对象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或隐瞒真实采访意图的特殊采访方法.隐性采访早已出现并被广泛使用,故作一番理论性探索很有必要.一、一个矛盾的现象追溯隐性采访的历史,它至少在我国清末就已出现.清末名记者沈荩,在参与唐才常组织的湖北起义失败后,逃到北京,就以古董商的身份从事新闻事业.1903年他偷取到《中俄密约》文本后,立即密送天津的报纸发表,揭露沙俄侵华、清廷腐败的真相,国内外舆论哗然,《密约》遂因之流产.     

试论清代在归化城设置驻防的经济原因

清代为了防备准噶尔部,在归化城土默特地方设置了军事驻防,驻扎了八旗军队。个中原因除了归化城一带地处南北交通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之外,经济也是清统治者考虑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文章从农业、畜牧以及商贸等三个方面阐述绥远城驻防设置的经济要素,以揭示在该地设置驻防的经济原因。     

清代外旗人在扎赉特旗经济演变中的作用

扎赉特旗的外旗人以喀喇沁、土默特地区的蒙古农民为主,他们是与扎赉特旗的开垦历史密切相关的群体。外旗人以交纳租子的形式体现对土地的使用权和在当地的生活权,并以"蒙古人的农业"文化载体者的形象与汉农民相区别。外旗人给扎赉特旗的经济、文化带来了一系列变化。研究外旗人,对于了解20世纪上半叶的扎赉特旗具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