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中国回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以宁夏惠农区回族为例

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同时带来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互动.回族作为一个独特的少数民族,有自己独特的信仰、风俗习惯等,与其他民族有清晰的边界,民族认同意识非常明确.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回族有对中国的坚定认同.本研究以宁夏回族为对象,通过对回族的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认同的变量分析,来探讨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政府的政策性选择.     

回族语言及其反映的民族认同心理

回族因历史和文化的原因而使用汉语 ,但在其语言中保留了部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成份。同时 ,部分词汇受到了宗教的影响 ,从而体现出一种民族认同心理。     

从回族语言看其民族认同

在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民族中,只有回族没有自己的语言,通用汉语。但经语言学协会的实际调查发现,其实回族使用的汉语很有特色,其间夹杂着很多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1]回族语言的这种独特性与回族的历史是有很大关系的。虽然伊斯兰教是回族民族认同的最重要因素,但是回族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作为表征民族性的符号,在其日常生活中运用的更加广泛。因此,以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为特色的回族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回族的民族认同。     

民族认同与想象：以撒拉族为讨论个案

撒拉族的族群认同以1954年政府确认其为一个民族以及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成立为分界线。之前主要表现为与周边文化互动的文化群体;之后的种种族群想象和民族认同具象表明族群的政治性认同始终是族群认同的核心。     

从回族语言解读其民族认同

在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有十个民族,在这些民族中只有回族没有自己的语言,通用汉语.但经语言学的实际调查发现,其实回族使用的汉语很有特色,其间夹杂着很多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1].回族语言的这种独特性与回族的历史是有很大关系的.虽然伊斯兰教是回族民族认同的最重要因素,但是回族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作为表征民族性的符号,在其日常生活中运用的更加广泛.因此,以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为特色的回族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回族的民族认同.     

中国回族文学与中亚华裔东干文学

中国古代回族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有两个不同向度：中亚华裔东干族文学和中国回族文学。解读两族文学中的共有意象和文学成长环境会发现，虽然两族文学同根同源，但在民族性建构方面，东干文学偏向中国汉文化色彩，回族文学注重伊斯兰文化特征。以互为参照系的方式观照两族文学，还会发现东干文学对弥补回族文学发展断裂性的民族文献价值，以及“寻亲文学”、“寻根文学”等两族文学发展的新动向。     

回族文化的地域差异与民族认同的错位——关于江苏连云港回族社会的调查研究

连云港市的回族包括两部分：一是户口在市的定居回族,二是户口不在市的流动经商的回族。文章既探讨了当地回族的历史与文化现状,又分析了外来的西部回族的社会构成、文化适应以及与当地回族的社会交往和民族认同。     

论回族日常交往的认同心态

［摘要］回族日常交往的认同心态经历了自我认同、民族共同体认同、国家认同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认同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心态表现形式：自我认同心态是觉醒心态,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心态是觉悟心态,对国家认同的心态是觉知心态,觉醒心态是自我及其相关血缘关系至上的心态,觉悟心态是自我归属的民族和宗教至上的心态,觉知心态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公民心态。回族通过国家认同心态的生成,一方面与其他民族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社会凝聚力,一方面将内群与中华民族相统一,将个人吸引与社会吸引相统一。     

跨国民族流动与国家认同构建——以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箐脚村苗族为例

箐脚村苗族边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较大规模的跨国流动表明,跨国民族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国家认同不稳定特征。国家认同的构建基点在国家与边民的持续对话中正在从政治转向经济方面,并日益明显地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当代跨国流动方式与国家认同性质、要素、结构的深刻改变,都要求开创与之适应的更具包容性、开放性和富有弹性的国家认同构建方式。     

中亚回族的民族意识与汉语论著中"东干"一词的使用问题

今天 ,居住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回族 (东干人 )总人口已超过1 0万 ,他们是 1 2 5年前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迁往沙皇俄国境内的陕甘回民的后代。这一部分回民虽然与母体分离了 1 2 0多年 ,其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都有了很大变化 ,他们与生活在中国的同一民族的主体相比 ,在发展方面产生了一个断层。但是他们仍然具有很强的民族自我意识 ,在民族内部称谓上仍称自己为回族或回回。“东干”一词是讲突厥语和讲俄语的人对回族的称谓。因此 ,在中国出版的汉文论著中大量使用“东干”、“东干人”、“东干话”之类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对这部分回族来说也有失礼貌 ,不利于他们与中国回族同胞的联系交流。长此以往 ,人们会误以为是另一个民族。     

边疆贫困山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实证研究——以傈僳族为例

从语言、传统等方面考察和分析云南省边境地区傈僳族的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认同的现状,结果表明他们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正处于一种胶着状态:一方面他们在与国外同源民族的交往过程中比较看重民族因素,另一方面他们自身的国家认同又优于其民族认同.有鉴于此,引导傈僳族实现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良性互动的共生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必须从经济方面切实促进这一民族的发展,缩小其与内地民族的经济差距,以构筑其国家认同的根基;在政治方面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增强他们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在文化方面挖掘傈僳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引导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加强傈僳族的国家认同意识.     

仪式和庆典中的族群身份表达——以保安族为例

仪式既是民间社会建构和维持各种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建构和维系社会团结和共同体凝聚力的手段。族群性的实现,也同样离不开各种各样的仪式。正是通过一系列仪式,人们表达和维持社会认同,不仅使群体联系得以世代相传,而且也使个人与群体以及群体之间的关系得以随着具体的社会环境而调整。从保安族在民间和国家两个层面的各种仪式里的民族表达中,可以透视到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某种社会心理处境。     

民族的认同与“识别”——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高山族为例

随着两岸关系和民族政策的变化,大陆高山族人口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经历了大幅增长.接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2004年以来对河南邓州高山族情况调查的调查与研究,以对河北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高山族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分析其自1985年以来的人口变动、民族成份恢复更改,以及民族认同构建的基本情况.通过与河南邓州高山族的对比,说明民族政策执行和地方群体的互动的差异如何导致了围场高山族民族身份“识别”和民族认同建构的特殊过程.     

新疆回族女萨满的个案调查研究

文章通过对新疆和硕县乌什塔拉乡实地调查,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一位新疆回族女萨满毛艳的得道经历、治病的主要手段及治疗的几个典型病例。通过个案研究,希望引起学术界对新疆回族较为普遍存在的萨满现象研究的重视。     

跨国民族的族群认同——“东干”与回族：族源、族称与族群认同的人类学讨论

关于"东干"的研究学术界有不少观点,本文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将"东干"视为一种跨国族群的个案,探讨了"东干"与回族的族源、族称和族群认同.     

都市生存的文化策略与族群认同——对一个苗族流动群体的个案研究

民族文化资本化就其实质来说是全球化过程中各地域族群谋求发展的一种现代参与和文化策略,其方式主要有在地式、飞地式和流动式3种。对于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说,一个基本策略是将民族特色作为一种边界符号,通过彰显民族身份来获得民族符号的资本转化。与此相应地,在市场的肯定效应下,得到强化的就不仅是民族的自我认同,而更是对与民族优惠政策相关的“少数民族”整体的认同。     

回族族源的多元性及其一元认同

任何民族,都是以共同族源作为其形成和存在的前提.其共同族源的确立,不是天生的,而是具体历史发展过程作用下的产物.共同族源的确立,是这个民族形成的根本前提.关于回族族源的认识,人们往往停留在个别历史现象上,而很少从回族形成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考察.本文在回族族源多元认识的基础上,探讨回族族源间一元认同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而确立对回族族源的一元认识.     

试论国家行为在回族主体化过程中的作用——以鲁甸回族为例

回族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因素.国家在回族成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国家行为的具体运作和实施,使得回族群体成为一个更具彻底自我意识或思维能力的历史主体,成为一个更能表征自己或自我的思索或认知的主体.     

族群、民族与“Minzu”辫析——兼评《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 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

族群与民族两个词汇在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是一组关系比较微妙的人群指代术语,都是指代一群具有某种特征,且能够 进行自我认同与对外区分的群体。但二者之间在严格的学术研究中具有很大的概念体系和意义实体的区别,为我们的研究提 供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渠道,却又经常被混淆而产生系列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就族群与民族两个概念的演 化、指代的人群、二者间的关系及使用等方面进行了辨析,并且逐渐演变出“Minzu”这一中英直译的学术话语,在这些讨论中 均强调了概念性问题研究的重要性。而最先进行“族群”与“民族”概念辨析的学者之一便是美国人类学者斯蒂文·郝瑞教授, 在他的著作《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中结合自己的田野经历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