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缺失及本土构建

环境公益纠纷是伴随着社会发展必然出现的纠纷形式。为维护社会公益,解决环境公益纠纷已成为一项不容回避的课题。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出现,既是诉讼法对其自身只顾及保护私人利益的狭隘性突破,也是对传统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超越。针对我国传统民事诉讼在排解环境公益纠纷上的程序障碍,建立价值与规则独立为一体的全新公益制度尤为必要。     

民事诉讼中间判决制度探析

民事诉讼中间判决,是指在民事诉讼审理还未达到终局判决的阶段,法院为准备做出终局判决,而事先解决当事人之间有关本案或者诉讼程序的某争点的判决。民事诉讼中间判决具有提高诉讼效益,降低诉讼成本,促进诉讼和解,提高裁判质量的价值。民事诉讼中间判决具有将诉求、证据、争点三固定,简化终局判决,缓解双方当事人的争执,平息社会矛盾,促使当事人和解解决纠纷,提高诉讼参与的功能。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没有中间判决的规定,诉讼过程中的程序问题是用民事裁定的方式来解决的,在诉讼过程中遇到的很多程序方面的问题,我国也是在终局判决中一并解决的,故在诉讼中无法体现诉讼经济的价值。我国正处在民事诉讼改革之机,公正与效率的诉讼价值是不容置疑的,中间判决的借鉴引入使得效率的价值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突显。     

试论我国民事多元化审级上诉制度

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利用国家的公权力解决私人利益间的冲突,实现对私权利的合法救济,其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就在于它的公正性.为了保障裁判公正,各国民事诉讼制度中都建立了上诉审程序.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案件类型与数量的剧增,我国的四级两审终审制度所存在的各种矛盾已凸现出来.法律制度借鉴与民事诉讼制度的本土化,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坚持"以人为本"的民事上诉审指导思想,将公正与效率价值作为民事诉讼的内在基础价值,按照现代审级制度和司法独立的要求重新进行设计,针对不同类型的案件,建构以两审终审制度为主,兼采三审终审制度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元化民事审级制度已成为时代的需要.     

建立我国民事诉讼禁令制度的思考

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的行为保全,是在当事人可能或者正在遭受损害的情况下,法院责令行为人做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做出一定行为的保全方式。这与英美法系下的禁令制度有着相似之处,但仍有区别。借鉴外国法的相关规定,建立我国民事诉讼的禁令制度,作为行为保全制度的补充,有着现实的需要,对完善民事诉讼保全制度也是有益的。     

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实现保障

执行难,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执行更难,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执结率一直处于低迷状态,长期徘徊在10%左右,有些法院甚至很长时间都是零执结率.面对如此严峻的执行现状,欲保障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有效实现,应做好两个方面工作:一是保留和完善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诉讼中的刑事和解及刑事赔偿先行审理、刑事赔偿主体、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等相关制度的完善,最大限度地实现刑事赔偿;二是在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司法救济金制度的探索上,尽快建立和实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论中国民事诉讼模式—以中日比较为视角

透过比较研究中日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诉讼模式的理论含义做出论述，针对当前我国围绕民事诉讼模式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职权探知主义和辩论主义在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中的位置、辩论主义与职权探知主义的区别、中国民事诉讼模式的现状、确定民事诉讼模式的根据等。最后提出结论：中国民事诉讼中有关人身关系的诉讼采用现有的职权探知主义；有关财产的诉讼，采用缓和的辩论主义。     

中国代表人诉讼法律规定的不足及其完善

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代表人诉讼的规定过于粗略和不尽合理,在司法实践中代表人诉讼制度基本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和群体性纠纷的增多,有必要对代表人诉讼制度进行立法完善。本文着重分析了代表人诉讼制度法律规定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完善我国代表人诉讼法律规定的建议。     

日本“辩论兼和解”的民事审判方式

通过论述诉讼和解制度在日本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诉讼和解率的变迁、辩论兼和解的含义、特征、采用的理由以及所存在的问题,剖析辩论兼和解制度的后果,得出结论是：如果将此审理方式予以立法化,将会导致牺牲民事诉讼法的公正性与透明性等问题。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以非民事诉讼法的视角

目前中国法律层面中并未规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国内学者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研究也日渐深入,但学者较多关注的仍然是民事诉讼法视野内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笔者认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纳入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固然非常重要,但仅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不够严谨和缜密的,本文试从除民事诉讼法外的其他法域以及其他相关制度的配套为视角,提出有关中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思路。     

论侵权和解协议的效力及对民事诉讼的影响

侵权和解作为一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然而,我国民事和解制度设计上的不尽完善、不尽合理导致其上述功能并未获得充分有效的发挥.侵权案件发生后,当事人就侵权损害赔偿问题达成的和解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该协议将对民事诉讼产生怎样的影响,一直是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侵权和解协议是债权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侵权和解协议不影响当事人的诉权,但影响人民法院的裁判基础和诉讼时效.在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应对我国民事和解制度进行优化与完善,就侵权和解协议的性质、效力及对民事诉讼的影响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进而解决民事和解机制与诉讼机制的有效衔接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行为保全制度的建立及其法律价值

对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的临时措施和民事诉讼中的行为保全制度的法律价值问题,需要从三个方面做理论上的说明:首先,对各国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的行为保全制度进行了比较法分析,以理清我国的诉讼保全制度与其它国家的法律在此问题上的差异;其次,在此基础上,说明隶属于民法基本理论的民事法律关系理论与民事诉讼中的保全制度的相融性;最后,明确民 事法律关系客体的范围决定行为保全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并进一步探讨行为保全的法律价值.并且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提出我国行为保全制度建立的基本设想.     

中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法院调解,也称诉讼调解,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自愿就民事权益的争议,平等地进行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所进行的活动。中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针对这些弊端学者提出了各种改革的措施。本文首先反思了中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接着评析了学者们的理论观点,最后笔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完善路径。     

小额纠纷诉讼救济机制研究——基于对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考量

小额纠纷获得诉讼救济是本质使然。然而,民众即使青睐于诉讼机制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也由于成本与效率的顾虑,而在小额纠纷发生后选择放弃救济或观望。但小额纠纷是客观存在的。面对现实,立法者的应对只能是架构一个更简易的程序,小额诉讼程序也就应运而生。尽管如此,小额诉讼程序也只是解决小额纠纷的一种选择,优势与缺憾并存,不应过分夸大它的价值让其承受不能承受之重。其实,从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小额纠纷的救济途径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代表人诉讼、公益诉讼、简易程序、法院调解、督促程序都可以为小额纠纷的化解提供程序保障。只是有些程序设计存有障碍,应予修正,或搭建一个新的救济平台——集团诉讼,进一步扩充小额纠纷的诉讼救济机制。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之维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以诉的形式破解公益治理难题,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制度设计。构建完善的理论体系既有利于实现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高质量发展,也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改革公共政策、完善法律制度、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证成了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政治基础。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哲学意蕴。社会公共利益纠纷的频繁发生冲击了传统民事诉讼理论,“法化”不足无法满足现代型纠纷解决的需要,代表公共利益通过诉讼方式履行法律监督本职,破解现代型纠纷“法化”不足的难题为新时代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注入了诉讼法理根据。     

民事诉讼目的论构筑之基点

民事诉讼目的是民事诉讼法学论争最为激烈的基础理论之一,诉讼观的对立、研究视角的差异以及主体立场的不同是造成分歧的主要根源。现代民事诉讼要立足于多元利益保护的立场,遵循＂实体—程序二元论＂诉讼观的指引,从多维研究视角出发来选择和构筑其制度目的,据此而论,民事诉讼目的应当是一个具有程序、实体双重属性,以利益保障、价值实现、权利保障、纠纷解决为内容的统一协调的目的体系。     

韩国民事执行威慑机制及其启示

韩国民事执行威慑机制以债务人财产明示制度、不履行债务者名单制度、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制度和债务人财产照会制度为主要内容,集中体现了＂以债权实现为中心、兼顾程序利益保障＂的基本理念。韩国的经验为我国民事执行威慑机制的完善提供了诸多启示：在制度形式上,应以增强条文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作为首要任务;在制度内容上,在加强执行威慑功能的同时,还要兼顾当事人程序利益之保障。     

裁判请求权与小额诉讼程序的构建

在现代社会 ,裁判请求权是民事司法的最高理念。为保障小额纠纷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 ,许多国家设立了小额诉讼程序。我国有必要建立专门的小额诉讼程序 ,以充分地保障每个人都能够平等地享有裁判请求权     

美国民事执行中“债务人审查听证”制度及其借鉴意义——兼谈解决“执行难”的一个新视角

美国民事执行中的"债务人审查听证"制度是为让判决债权人发现判决债务人财产所设置的一项制度。作为当事人主义在执行阶段的反映,该制度具有判决债权人较大程度上的参与性、被审查主体的广泛性、审查过程的严肃性和法律后果的重要性等特性。这一制度对我国的民事执行制度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对于解决"执行难"问题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日本股东代表诉讼程序保障机制及对我国的借镜

《日本民事诉讼法》及《日本商法典》对股东代表诉讼的程序保障可分为事前保障与事后救济两个面向。事前程序保障方面,由于未起诉的公司及股东为判决效力所及,股东有知悉诉讼系属及参与诉讼的权利。若当事人不愿作出诉讼告知时,法院可依职权作出诉讼通知。日本法的实践表明,课予诉讼当事人、公司作出诉讼告知或公告通知股东的义务,比法院职权通知效率更高。事后救济方面,日本法规定了再审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及诈害再审之诉,后者对公司及其他股东的保障较前两者更为有利。我国公司法与民诉法未来的实务及修法中,应规定原告股东对公司有诉讼告知的义务,而公司对股东有公告、通知的义务。且宜将诈害诉讼作为申请再审的法定事由之一,并保障诈害再审之诉在制度设计与机理功能上与第三人撤销之诉相辅相成,彼此促进适用。     

建立民事附带上诉制度的理性思考

中国民事审判更加注重对民事诉讼当事人双方权利的平衡救济，但是,先行制度的设计存在的却不能满足这种需要，有必要从立法上予以完善，建立附带上诉制度，给被上诉人以程序方面的救济，使二审更能体现对双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