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散文的艺术境界

韩愈散文的艺术境界邓小军四川师大中文系一、新古文之性格及新古文与新儒学之关系韩愈所倡导的中唐古文暨儒学复兴运动，实际是一场以新儒学为体（根本精神），以新古文为用（表达形式）的文化运动。韩愈的思想，并非晚周原始儒学的简单复归，而是具有哲学、文化、历史的...     

试论北宋儒学的演进与韩愈地位的变化

宋代是中国思想史上急遽演进的时期 ,此期的韩愈研究在此特殊的背景中展开 ,深受主流学术思潮变化的影响。庆历前后 ,由于石介、欧阳修的大力提倡 ,韩愈受到普遍的尊祟。嘉、治平以后 ,随着儒学的进一步深入 ,对韩愈的讨论更为热烈 ,这种讨论由浅入深 ,涉及到儒学中一系列重要问题 ,如道统、心性论、文道关系等 ,许多重要的学者都参加了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宋代儒学是通过对韩愈儒学的批判完成自身建构的。     

复调交响：再论《新唐书·韩愈传》与北宋古文运动之关系

在北宋儒学复兴与“崇韩”思潮的时代背景下，《新唐书》用正面叙写和侧面烘托两种方法，着意将韩愈树立为有唐“一代文宗”,对其形象进行了多方面的美化与提升。这种建构性书写与同时期古文家们对韩愈的推崇一样，本质目的乃是借“崇韩”来重建以儒学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秩序。但在文学评价层面，《新唐书》主要称颂的是韩愈“陈言务去”的创新精神，对其古文并未多加措意，不宜作为北宋古文家文学观念的代表。受列传撰者宋祁个人求新好异之文学观念的影响，《新唐书》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评价，实可视为其时另一种“崇韩”声音，与所谓“古文运动”共同构成了北宋文坛儒学复兴主题下的复调交响。     

继承旧道统 创立新儒学

儒学是韩愈思想的核心。研究韩愈的儒学思想对全方位地把握韩愈,评价韩愈的成就具有决定意义。本文试图从韩愈对孔孟儒学道统中人性思想与建立在人性思想上的仁政为核心的思想的继承,在继承孔孟这一儒学道统的基础上,创立新儒学的深刻内涵,韩愈新儒学与孔孟儒学比较及韩愈新儒学的现实意义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对韩愈作定位性的认识。 一 《旧唐书》卷一六○《韩愈传》云:“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大历、贞元之间,文士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此论切合韩愈     

浅论宋明理学心性论述的发生及其对儒学的改造

理学心性论是沟通哲学之体与伦理之用的重要组成。它凸显了道德规范向道德实践转化的主体性,是儒佛的双向融合的新阶段。以重新发现的心性为平台,理学基本实现儒学复兴。     

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儒学道统谱系的衍变

"道统"由中唐时期的韩愈正式提出,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内容。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儒家道统观有了更为深入的发展,从尧、舜到韩愈的儒学道统谱系正式确立了。随着这一正本清源过程的完成,儒家思想的脉络基本理清,正统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衍生出皮日休的"师儒道统",陆龟蒙、朱阅、林慎思的"融合道统",司空图的"致用道统",牛希济的"文章道统"等,不同的道统谱系反映了唐末五代十国儒学的时代特征。     

韩愈文学的评价(上)

韩愈是中国八世纪末九世纪初的杰出的古典散文学家,这是过去早就毫无异议地肯定的了。现在是不是还可以这样肯定呢?我们以为是可以而且是应该的。只是这里先得说明:现在肯定的意义,和过去肯定的意义,已有本质上的区别。过去肯定韩愈的文学,往往和肯定韩愈的儒学联系在一起,似乎韩愈文学的成就,应该归结为韩愈儒学的成就换句话说,没有韩愈儒学的成就,也就没有韩愈文学的成就。所以他们认为韩愈文学的作品里,虽然还有若干篇未免“戾孔孟之旨”,但大部分可以说是能做到皇甫湜所谓“扶经之心,执圣之权”的了。这种空洞地含混地把韩愈的儒学     

本体·心性·工夫——"北宋五子"到朱熹的理学范式建构

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继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后的又一重要理论范式。相较于汉唐儒学,这一新范式的显著思想标识就是偏重形上之维和内圣之维的开拓,从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等各层面深化儒家义理精神。就理学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建构以及理气心性的圆融而言,"北宋五子"和朱熹之学对儒家这一理论范式的建构具有奠基性的意义。邵雍的"先天之学"和周敦颐的"太极"说,是为儒家道德精神确立形上依据的一种重要尝试,代表着理学思想的滥觞,不仅如此,周敦颐的"诚"论还一改汉唐儒学宇宙论的铺排,开始了儒家心性本体化的思考,由此重新开启了儒家的"内圣"之维。张载的气本论哲学是儒家本体论建构的真正开端,而其划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主张则是理学范式下典范性的心性论成果。二程"自家体贴出天理",奠定了理本论哲学的基础,而其"性即理"的论说则昭示着他们对理学本体论和心性论的打通。二程后,朱熹通过注解"四书",建构了综合"北宋五子"、圆融理气心性的理学体系,而这也标志着儒家理学这一新理论范式的确立。     

心性之学与意义世界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理学,全在于它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学术思想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杨国荣认为,对心性和体性的关注,构成了理学的重要特点。心性之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存在和人与对象关系的维度展开了对意义的追寻。向世陵认为,宋代理学所创造的"成性"说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范畴,是儒学复兴的最重要理论标志;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使儒学在理论上真正获得了新生。孔令宏认为,宋明理学对道家、道教的吸收,丰富了儒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提升了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充实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宋明理学的纳道入儒与儒学的新发展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理学,全在于它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学术思想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杨国荣认为,对心性和体性的关注,构成了理学的重要特点。心性之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存在和人与对象关系的维度展开了对意义的追寻。向世陵认为,宋代理学所创造的"成性"说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范畴,是儒学复兴的最重要理论标志;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使儒学在理论上真正获得了新生。孔令宏认为,宋明理学对道家、道教的吸收,丰富了儒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提升了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充实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宋代理学话语的形成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理学,全在于它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学术思想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杨国荣认为,对心性和体性的关注,构成了理学的重要特点。心性之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存在和人与对象关系的维度展开了对意义的追寻。向世陵认为,宋代理学所创造的"成性"说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范畴,是儒学复兴的最重要理论标志;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使儒学在理论上真正获得了新生。孔令宏认为,宋明理学对道家、道教的吸收,丰富了儒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提升了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充实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从"继善成性"和"性善"说起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理学,全在于它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学术思想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杨国荣认为,对心性和体性的关注,构成了理学的重要特点.心性之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存在和人与对象关系的维度展开了对意义的追寻.向世陵认为,宋代理学所创造的"成性"说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范畴,是儒学复兴的最重要理论标志;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使儒学在理论上真正获得了新生.孔令宏认为,宋明理学对道家、道教的吸收,丰富了儒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提升了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充实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论儒学的当代性问题

本文对于儒学的当代性问题进行了概念和方法两个层面的客观分析 ,考察了当代复兴儒学的思潮在建构儒学当代性中的得失 ,提出了儒学在今后进行当代性建构中必须要做的几项工作。     

论韩愈经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韩愈在经学史上有独一无二的贡献,主要有:立儒家之道统、辟佛老之学说、开舍传求经之方法、尊《大学》《孟子》之经典。韩愈以上之作为对宋明理学的产生、发展提供了致思方向,为宋明理学在经典选择和理论构建方面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韩愈试图从经学自身的历史与经典中寻找自身发展资源,对后世亦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韩愈在中国经学史、中国儒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排斥与兼容——从韩愈的《论佛骨表》说起

“抵排异端，攘斥佛老”是韩愈复兴儒家正统教道的指导思想。他以儒家学说为宗旨，指出佛老的弊端，认为它们是“夷狄之教”，传承的儒家教道是维护封建秩序的理论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完整体系。他的排佛老是与维护儒学同时进行的。他力倡复古，对抗异端。将儒家所特有的仁义作为定名，“合仁义而言之”。韩愈的排佛老，是对前代各家每一阶段认识论上的总结。韩愈与佛徒道士者流的交往，体现了对立观点的学术流派之间的兼容与取舍，实质上是广泛地吸收了各学派的精粹。     

论韩愈的德育思想

<正>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河阳（今孟县西）人,他是中唐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极有影响的儒学复兴运动的倡导者,又是古文运动的公认领袖。他在思想与文学上的成就和影响,受到了后世很高的评价。苏轼称之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     

文儒的兴起：中唐儒学与文学的交融演进

九经正义的编撰标志着＂汉学＂模式的大总结,思想统一的气象表面上博大恢弘;安史之乱后,思想危机夹杂着政治危机,明经科的实用价值渐渐式微,以诗赋文才擅场的进士科风头愈炽,两者互相攻难对驳。证明文学价值的运动与渴求儒学新变的运动顺势并轨同行：儒学必须符合社会历史的客观情势并能为之服务,而非墨守九经正义的教条;文学必须面对时代新问题来轨物范众和经邦叙政,而非浮荡放纵不顾德行。儒学复兴的使命由韩愈自觉地担当起来,以文学运动形式别开生面地展开。一代文儒韩愈具有返本开新的方法意识,遵循时中法则和修辞策略,梳理出一条道统线索,在实践上掀开＂宋学＂序幕。     

儒家“心”的层次

现象学在精神上与儒家心性之学是有相通之处的,故以现象学的态度分析儒家的心性之学,既是现象学的发展,也是儒家心性之学的发展。"心"的建立与完成,经历了经验之心、先验之心、先天本心、与实践本体这四个阶段。实践本体的确立是真正意义上儒学的开始。     

朱子心性学与直感的判断力

自近代新儒家的开拓者们对宋儒学提出新的解释以来,学术界在一个关键的问题上存在着一个广泛的共识,即宋儒学对心性学的主张可以与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相当。因此,如果我们能利用康德的思想重新诠释宋儒学的话,必定能取得丰硕的成果,历史已经证明,牟宗三引康德哲学入中国儒学的努力是极为成功的。本文认为,将心性学与康德对道德的考察对接起来的做法,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激发了传统儒学的新活力,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忽略了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内容。本文的着眼点在于,不从实践理性入手,而是以康德的第三批判为工具再来思考宋儒的心性之学,看看是否更符合实际情况。     

论《性自命出》性情化的身体观

儒家的身体观的历史原型无疑是周代的威仪观,但威仪观诞生于儒学创立之前,威仪身体气象之形成并没有同时伴随着内在心性的自觉。孔子创立儒学,摄礼归仁,其身体观本于仁而达于礼,真正意义上的儒家身体观由此诞生。人性论在孔子思想中并没有充分展开,《性自命出》的性情论是儒学史上第一个系统的人性论,它把情设定为人性的内涵,它重视诗礼教化对心性和身体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其独特的身体观即性情化的身体观,成为孟子心性化的身体观的历史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