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初探

刘勰是我国古代的一位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虽然留下的文学作品不多,但他却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博大精深”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在这部巨著中,它总结了自《诗经》、《楚辞》以来的历代创作经验,建立丁系统的、自成体系的文学批评理论、创作理论和美学理论。     

《汉书·艺文志》为何不录《楚辞》

本文以探讨《汉书.艺文志》为何没有著录《楚辞》入手,梳理了《楚辞》一书的结集过程,探讨了《别录》与《楚辞》二书完成时间的先后,认为刘向写《别录》在先,结集《楚辞》在后,所以《别录》中没有收录《楚辞》,班固因袭《七略》既成体例,故不录入。     

《诗经》、《楚辞》龙凤文化审美

中国龙凤文化源远流长。在西周至战国时期产生的两部伟大诗歌总集《诗经》和《楚辞》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龙凤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诗经》的龙凤多单独描写 ,《楚辞》的龙凤则多在一诗中对举描写 ,体现了南北文化融合的鲜明特征。《诗经》、《楚辞》中的龙凤意象都具比兴与象征作用 ,而《楚辞》则更多了一分南方巫文化的神秘色彩。《诗经》和《楚辞》共同奠定了中国龙凤文化的优良传统。     

《离骚》与屈原之集——以《楚辞》成书研究为中心

《离骚》是《楚辞》中最瑰丽、最重要的一篇抒情长诗,被誉为《楚辞》之祖。而汉后诸籍,也常将《楚辞》径直称为“离骚”。历代研究者认为,此种现象为艺术上之假借。但笔者通过对《楚辞》的成书过程的考查和对有关历史资料的重新爬梳,认为“离骚”一词,不完全是用借代的手法以篇名来代指集名,而可能是一部真实存在之集名。且《楚辞》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之过程,并在汉代逐步完成了由个人别集向地域流派总集的转变。极其可能的是,在汉初刘安时已经存在一部名日《离骚》的诗人别集,并一直沿用《离骚》之名,直至《楚辞》最后成形即刘向编辑《楚辞》。     

汉代楚辞学述略——《楚辞学史》之一

楚辞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从现存典籍来看,最早评论楚辞是汉代。刘安奉诏作《离骚传》发其嚆矢,司马迁撰《屈原列传》、刘向编纂楚辞专集奠定基础,王逸著《楚辞章句》集其大成,形成了楚辞研究史上第一个高潮,开楚辞学之先河,掀开了楚辞学史光辉的一页。     

洪兴祖《楚辞补注》体例说略

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是继王逸《楚辞章句》后又一部重要的楚辞学著作,它汲取和保存了王逸之 后宋以前楚辞研究的主要成果,在内容和注释体例方面均有不少独到之处,在楚辞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 价值。     

屈原作品考

屈原,名平,战国末期楚国人,是我国文学史上有影响的第一位诗人。他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作了一种新诗体——楚辞。其楚辞作品当时没有编辑成册,只是到了西汉刘向搜集整理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卷,定名为《楚辞》。但刘向所编《楚辞》早已散佚,那么究竟屈原的作品有多少亦不可得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屈原的作品有二十五篇,但未标出具体篇目。东汉王逸在《楚辞》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他自己的《九思》一卷,合为十七卷,为之作注,改名《楚辞章句》。其篇目为:一、《离骚》,二、《九歌》,三、《天问》,     

读《九歌·山鬼》——一个花雨缤纷的人物形象

有些研究《楚辞》的,好打边鼓。边鼓是可以打的;但打鼓还是以打在点子为。《楚辞》是文学名著,我们对《楚辞》进行探索,以《楚辞》还《楚辞》,应从分析艺术形象入手。     

《涉江》非屈原作说辨惑——兼谈对有关屈赋真伪之争的拙见

屈原是我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在政治上失败之后,写了许多不朽的诗篇以抒愤明志。他的诗作因为用的是楚声,故世称“楚辞”。对楚辞的研究在西汉即成为专门学问,产生了不少楚辞作家和研究楚辞专家。这种写楚辞、研究楚辞之风,至东汉而不衰。西汉大学者刘向受诏校理旧籍,根据所掌握的丰富资料,继《诗经》之后,编辑成我国另一部重要的诗歌总集—《楚辞》。刘向校书,著有《别录》。向死,其子歆也是西汉大学者,受诏继承父业,撮取《别录》的指要著《七略》。东汉大史学家班固撰修《汉书》,又删《七略》之要而成《艺文志》。《艺文志·诗赋略》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此二十五篇必在刘向所编辑的《楚辞》中。东汉王逸穷毕生的精力研究楚辞,即用刘向所编辑的     

明代《楚辞》评点叙论三种

评点是极具民族特色的一种批评形式与文化现象,明代是评点发展中的勃兴与繁盛时期,而明代天启以后则是明代《楚辞》评点的繁盛期。通过叙论表明,这一时期的张凤翼《楚辞合纂》、潘三槐注《屈子》和黄廷鹄评注《诗冶》之《楚辞》,体现了明代天启以后《楚辞》评点多元化的色彩,不仅具有多方面的文本价值,而且也反映了其时《楚辞》评点著作相互影响的大致情况。     

戴之麟《楚辞补注疏》评介

戴之麟是民国时期湖北钟祥的著名学者, 与赵鹏飞、关云门合称为"钟祥三怪"。戴之麟著有《楚辞补注疏》稿本12册计70余万字, 填补了《楚辞补注》专书研究近800年的空白, 在楚辞学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意义。戴之麟及其《楚辞补注疏》在楚辞学史上都有其不应忽视的地位。文章对《楚辞补注疏》的优点与不足进行了分析。     

《楚辞》英译本之描述研究——兼谈平行语料库在《楚辞》英译研究中的运用

《楚辞》丰富的文化内涵及语言自身的复杂性成为英译的巨大障碍。本文首先描述了《楚辞》的英译历史,简要评述了现有《楚辞》英译研究的不足,认为目前国内外译界对《楚辞》英译文本的研究还十分有限,存有可以拓展的多维空间,而平行语料库应该是《楚辞》英译研究中值得借鉴的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本文借助自建《楚辞》平行语料库,结合语料库的定量研究法与翻译研究的定性研究法,以《楚辞·离骚》植物词汇为个案,对不同译者的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探讨原文与译文及译文间的差异性,为我国《楚辞》英译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     

西学东渐与《天问》研究的嬗变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入华,出于“知识传教”的目的,以学者身份进入中国,接触并引用《楚辞》传教,并以天主教教义解读《楚辞》,乃至译介《楚辞》以推寻教义,从侧面推动了《楚辞》的传播与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宇宙体系与天文、地理知识为中国学者解读《楚辞》提供了新材料与新视野,明代万历以后部分《楚辞》研究著作中已然渗入西方天文学理成分,清代《楚辞》研究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一时期注家或援引西学以证己说,或广征材料以备参详,明清之际楚辞学新变建立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基础之上,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果。     

高丽、朝鲜王朝时期《楚辞》之受容

《楚辞》在韩国三国时期传入朝鲜半岛,被当时文人所广泛传诵。现存韩国诗话及诗歌中记载了朝鲜半岛在高丽、朝鲜王朝时期诵读《楚辞》的风气。韩国古代文人不仅借诵读《楚辞》来抒发自己的忠君爱国之心,还将屈原的精神与楚辞的形式、风格融入诗歌创作之中。此外,韩国古代学者在《楚辞》的考证、注释等方面也有所建树。     

“云中君”乃爱神

《云中君》是楚辞《九歌》中的一篇祭神辞。那么云中君到底是什么神?很多专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著名的注家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说云中君“谓云神也”。他这一看法为后来各朝楚辞注家赞同。但细细从本篇文字来分析,把云中君定为云神似乎有点不妥。同朱熹的观点有微妙分歧的有宋朝的洪兴祖,他在《楚辞补注》中说:“云神,丰隆也,一曰屏医”。他这一观点并不见新,其实早在东汉,王逸就在他的《楚辞章句》中注曰:“云神,丰隆也,或曰屏医。”王、洪二氏仅一字之差。可惜的是王、洪二氏都未深究下去,如     

《文选》本骚类作品八篇小序的文献价值

向来治骚者所据版本主要是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对补注本王逸的《楚辞章句》各篇小序中的矛盾与牴牾之处,治骚者已有所察并有所论,但由于资料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尚有待深入。从《文选》本骚类作品八篇小序中,可见补注本《楚辞章句》的版本问题;《文选》原本录有王逸《楚辞章句》的八篇小序,尤刻李善注本则基本保留了其原貌的文献价值。补注本《楚辞章句》中矛盾牴牾的原因,主要是多篇小序非出于一人之手,因而,《楚辞章句》成书之后,还存在一个不断增补的问题。     

王逸、朱熹、蒋骥三家《楚辞》训释原因初探——王、朱、蒋三家《楚辞》注本比较研究之一

在古代,传统训诂学的范畴包括经、史、子、集各大部类的典籍,《楚辞》归属于集部。两千多年来,有关《楚辞》的研究专著和注本有数百种之多,可以说,这些研究专著和注本产生及其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楚辞》训诂学史,它构成了传统训诂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因此,从训诂学的角度对历代《楚辞》注本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比较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它至少可以使我们搞清楚这样几个问题:用训诂学的原则和方法对集部书进行训释的特点;不同时代的不同作者对《楚辞》训释的异同;历代《楚辞》注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传统训诂学与《楚辞》训诂学之间的关系,等等。     

从日中比较角度谈日本学者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

日本学者家井先生继承赤冢忠先生的学说并加以批判性、实证性的发展 ,从而对《诗经》的《风》、《雅》、《颂》以及“兴”提出了新的理解。石川三佐男先生在楚辞研究中 ,采用了把战国秦汉时期长江流域、楚地等出土的考古资料与《楚辞》诸篇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前所未有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开拓出仅靠文献资料和文献学不能进入的领域。石川先生的《楚辞》研究 ,是以他在二松学舍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时 ,在赤冢忠博士指导下所学到研究《诗经》、《楚辞》的方法为基础的。石川先生的研究与赤冢忠博士和其他楚辞研究者的方法截然不同的是 ,他运用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 ,并特别重视长江流域和楚地出土的考古资料。     

阮籍《咏怀诗》和《诗经》《楚辞》的关系

本文探讨了阮籍的《咏怀诗》和《诗经》、《楚辞》之间的渊源关系,认为《咏怀诗》继承了《诗经》、《楚辞》的讽刺精神,发展了《楚辞》的象征艺术,同时也注入了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主体精神。     

《楚辞章句》校证（三十四则）

利用《楚辞》及王逸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结合通行的《楚辞补注》以外的《楚辞》本子及相关的传世文献相佐证,可以对今本《楚辞补注》中所见王逸《楚辞章句》部分“倒、脱、衍、讹”的错误内容进行合理性的勘正,从而有助于《章句》的进一步校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