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者与思者--一位在海外漂泊的华裔诗人及其现代汉诗书写

"汉诗"作为"汉语诗歌"的缩略语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凸显出强烈的民族感和文化寻根意识."诗是记忆的语言编码",这是隐藏在马来西亚华裔诗人林幸谦诗歌文本中的诗学思想.文化身份的缺失是林幸谦诗中最为惆怅的歌唱,他的汉诗写作是马来西亚本土文化、台湾文化、香港文化、西方殖民文化、西方后现代文化、西方后殖民文化与东方中国文化传统的多元互文,所以其诗中的文化含量特别大.在海外汉诗的书写空间中,中国是一个宏观文本,并且这个文本就是一个宏观隐喻,诗的书写则是一种诠释中国的隐喻,这种隐喻是一种微观文本.     

赣南采茶戏"勾筒"创造性转化路径探析

赣南采茶戏"勾筒"是赣南客家人的文化创造,见证了赣南客家族群的生活、历史和时代更迭,又在现代文明冲击下遭受冷遇.为让这种优秀传统文化重获新生并得到传承和弘扬,应积极而深入地开展文化寻根以推动叙事文本的重塑;适时地将"勾筒"文化汇入到现代都市文化当中,以传统融入现代的思维推动其文化身份的蜕变,使其在城市文化发展中扩散影响...     

曲折中前行——作为政治策略的"孤岛"时期古装片

上海"孤岛"作为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夹缝中的灰色地带,一直以来都被冠以了一种特殊而又暧昧的身份标识,对于彼时彼地的电影生产与传播而言,更是一道令人称奇的风景.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孤岛"时期古装片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将民族主义精神巧妙地融入文本内核中借古喻今以抒发爱国精神.这种文本实践方式依托于"孤岛"特殊的文化气候,是在商业与政治的合力下生发的,并且由于政治、阶级和身份的差异使得包括"左翼"知识分子、"孤岛"影人以及电影商人在内的古装片生产群体在表述这一政治策略时有着些许价值判断上的偏差,但最终这种多方合力下的政治策略成功地在电影叙事中建构起民族主体性,由此形成了一种"想象的虚构".     

中国传统哲学的政治依附性与"中国哲学"的特质

"中国哲学"作为西语东来以后对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的表达,离不开本土思想文化在历史中的意义.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创生、传承的承担者--"士"人阶层的经济地位、社会身份、价值取向等所形成的"依附性"生存方式,对其所可能采取的思想文化态度产生重要的影响; "科举""文庙"制度的施行,强化、稳定了"士"人阶层在社会角色中的"政治依附性"特征. "士"人阶层依附性的生存方式以及科举与文庙制度的规制作用,使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为哲学)以"内圣外王"的治世之道为轴心,体现为以如何治世为学术宗的的政治依附性特质. "中国哲学"作为思想文化的这种本土化特质提示我们:"中国哲学"既不能简单化为几对范畴合逻辑的排列组合,也不能以西方哲学的问题模式套用在中国传统思想的资料上. "中国哲学"应该走到中国人的生活里,回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中,以本土的现代意叉从中国思想文化历史的"旧魂"中,才可能引出属于中国的哲学"新魂".     

"异乡"与"故乡":粤剧在新加坡的传播偏向研究(1842—1912)

1842—1912年粤剧在新加坡的传播是西方现代文明扩张传播与华夏传统文明传承发展的一次碰撞.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传播具有空间偏向,粤剧的海外传播是近代西方文明扩张的间接产物.航海技术是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媒介体现,是具有空间偏向的传播媒介.粤剧作为航海运输工具的"内容",实现了空间传播.而作为媒介的粤剧本身具有口头传播偏向和时间偏向,消解了西方文明传播的空间偏向,实现华夏传统文明的异域传承.粤剧口头传播偏向限制了粤剧仪式的传播范围,将参与群体划定在有限的物理空间内,不利于华人社群的扩大.但与此同时,作为地方剧种,粤剧的口头传播偏向强化了华人社群内部的一致性,在有限的地理空间内强化华人社群的集体意识.粤剧是华夏传统文明的组成部分,具有华夏传统文明传播文明时间偏向特质,表现为对神缘和地缘关系的倚重.粤剧在以方言(地域)为单位的华人社群进行展演,延续了祖籍地的地方特色,传承了祖籍地的历史脉络.西方现代文明传播的空间偏向形成了粤剧的"传播通道",华夏传统文明传播的时间偏向孕育了粤剧的"传承脉络",二者相互交织,形成粤剧在新加坡的传播时空网络.     

文章分类学与当代文学资源建构意义下的"史传传统"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描述了史传"作为古代历史散文总称及史学理论归纳"的观点并由此产生了传统文章分类学下小说文体的分类问题;而刘知几<史通·叙事>的"四体说"阐述了史传作为"文章叙事模式和由此显露的叙事诗学",对史传所含"春秋笔法"的叙事规定则完成了文章分类学意义下对"史传传统"的最终指认,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国小说与史传传统间的文章学渊源关系,并为当代文学中的小说文体研究提供了文学资源的逆向回溯可能.     

"身份"问题的介入 --略论"主体身份"视角对美学研究的可行性

"身份思考是一种强调思考行为"主体身份"的思考方式,美学家们在认识美学对象时将自身的特定身份介入进去,能历史地反思美的具体存在所具有的特性,弥补传统美学研究中的大一统性的缺陷,"主体身份"视角介入美学研究是可行的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新移民文学的崭新突破--评华人作家张翎"跨越边界"的小说创作

华人作家张翎的长篇小说,在题材选择、语言、叙事手法及其对原乡和异乡的认同态度等方面,展示了当代海外新移民作家在突破历史与现实、中西文化传统、原乡与异乡边界上所作的探索.这种"跨越边界"的努力,反映出作者崭新的历史、族群和文化观,对于海外华人文学研究有着深刻的启示.     

"庶人"考论

在秦汉时期的国家制定法中,"庶人"是介于"公卒、士伍"和"司寇、隐官"之间的表示阶等身份的概念.庶人在经济和定罪量刑方面享有与公卒、士伍同等的权利,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庶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庶人"身份可以因出生或者刑徒、收人、奴婢通过赎、免、赦等方式获得.庶人中的成年男子通过傅籍取得士伍以上的身份;已婚女子因"比夫爵"也脱离庶人身份.如果说西周时期庶人曾经大量存在以至于构成一个所谓的"平民"阶层的话,至于泰汉时期,由于推行普遍傅籍制度,庶人已经成为一种过渡性身份,不再构成一个阶层.     

宋人"诵诗"现象刍议

"诵诗"现象出现于先秦时代,当时其含义只是一种特殊的诵读方式.在宋代,"诵诗"作为一个特殊诗学话语,它的主要含义是一种特殊的阅读和传播方式.它不仅具有强化诗歌传播的作用,还有促进诗歌创作的作用.宋代"诵诗"作为一个诗学现象,不仅与宋代诗歌创作者与传播者身份合一有关,也标识着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的主体性的凸现.     

“村转居”社区的治理模式

"村转居"社区是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与中国独特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相结合的产物,它已成为承接各类新增城市人口的重要空间。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这类社区在居民特征、治理需求、治理资源、治理传统等方面,与原来的农村社区以及成熟的城市社区都有鲜明的差异,因此,其治理模式的选择面临着多种可能性,"自治为主"、"管治为主"和"共治为主"都是可能的选项,其中治理传统的继承水平和社区重建的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村转居"社区的具体治理模式。     

新文学的"严肃性"与当下文学的"后严肃性"

本文通过重新阐释朱自清提出的"新文学"的"严肃性"这一概念,深入分析当下文学的诸种形态对这一概念的超越,进而探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脉络,并对其与当下的"新世纪文学"的形态差异作了考察,认为当下文学已经超越了"新文学"的基本历史框架和传统,进入了一个"后严肃性"文学的时代。     

林白:一个惊恐的"边缘"女人

林白是一个有强烈的"边缘"自觉的女性作家.孤立地以某种女性特征来观照林白及林白的写作是远远不够的.林白的写作,是她作为一个"边缘人"的恐惧的文字传达.     

第一次"文代会"与新文学传统的规范化阐释

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文代会"),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史观,确定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文学史叙事线索,派生出一种新的文学史系统。"文代会"对纷纭复杂的文学史现象作了梳理,其中许多重要的观点和结论对现代文学史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中国文艺生产与管理体制的形成,是以"文代会"为发端,并由此获得理论支持。"文代会"显示了一个特殊年代对于文学传统的理解力,同时也表现出难于超越的历史局限性。随着时代变迁,"文代会"的思想、观念和概念有些已被摒弃,有些则在文学史书写中延续下来,甚至存留在"集体意识"之中,至今还影响着人们对新文学历史的"想象"。本文试图从几个最有影响的概念作为切入点,考察这一带有界碑性质的史事。     

逻辑之心和直觉方法——《近代唯心论简释》打通中西哲理的连环套?

贺麟先生《近代唯心论简释》一书的要害在"逻辑之心"。"逻辑"的根在广义的数学,但不限于形式推理,而有自己的直觉"心"的搏动。这直觉心或直觉方法的特点是既能直观到真理,又同时直观和自觉到这真理之真性。所以活的逻辑必与直觉法相互需要。由此才能理解贺先生谈论的"心与理一"的真意,看出其非普遍主义倾向和某种现象学的见地。宋儒的哲理活动得力于其直觉方法,既有陆象山的内向方法,又有朱熹的外向直觉法。黑格尔辩证法也有直觉法或辩证观的引导,不然就会失其灵魂之眼。由此,贺先生打通西方哲学的主流传统与后现代阶段,让中国人能够即逻辑即直觉地与之沟通。     

论先秦汉魏至六朝文学“抒情”概念的发展演变

本文围绕"固精"这一文化传统,考察其流变,认为汉代之前文学抒情均受其节制,而六朝文学形成抒情性特质,乃与此一先秦两汉以来悠久传统的断裂有着直接关系,为研究六朝文学特质,开辟了新视角和新思路.     

被尊为“经”乃《诗经》之幸

<诗经>被尊为"经",当代学人多认为是<诗>的不幸.其实,<诗经>之被尊为"经",凭借其崇高的政治地位,影响社会,影响文学,对<诗经>的传播与影响来说,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好处提高了它的诗学价值和地位;把"中国诗学"融入我们的民族精神,形成民族传统,铸造了中华民族勤劳、朴实、温柔敦厚的民族性格;抒情诗歌成为我国文学的主要样式;奠定了民间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     

论诗的审美标准--兼评"第三代诗人"的诗与论

当今诗歌,否定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不关心社会,反意象,消解诗意,审美标准迷失、混乱,尤其是"第三代诗人"的诗与论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应建立诗歌共同的审美标准,以有利于诗的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诗歌的审美标准是一、真、善、美.二、内涵深厚、耐人寻味或热情激荡、动人心.三、诗家可读懂.     

对"灌输"教育的再认识

“灌输”教育曾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优良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却遭到许多人误解。实际上,“灌输”教育仍是当前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这是因为,客观实践还需要继续在思想道德和科技文化领域大力实施各种形式的“灌输”教育,把全民族的创新意识、科技文化素质、民族凝聚力和思想道德状况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处在信息社会。人们不可能离开各种信息的“灌输”,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形成主导价值观也离不开“灌输”。而且,“灌输”教育对于克服技术发展的负面效应也有重要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灌输”教育,还需要进行内容方式的创新。     

中国文学中的"水井"意象

“水井”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文化器物之一。特别是当它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作为一个文学意象而存在时,便被世世代代的文学作品挖掘出了广泛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中国文学中的“水井“意象古典到当代的流变,可以观照出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历朝历代的中国人文化思维和文化心理的演变,以及人们对生存空间、生存价值和生存的终极意义的无止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