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为学”观

朱熹关于为学的论述颇丰。他认为做学问的人一定要在究理、读书、居敬上下功夫 ,而治学的方法计有六条 :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及居敬持志。朱熹的这一读书治学的经验对我们当今的求学者依然有借鉴经验。     

工夫·情调·境界——朱熹对“茶”的理学诠释

朱熹对“茶”的诠释,主要涉及茶事、茶诗及理学。从“茗饮瀹甘寒”的茶事看,朱熹借茶修身,以严肃工夫落实“变化气质”。从“茶烟袅细香”的茶诗看,朱熹由茶入理,以诗化体验抒发生命情调。从“一个道理”的茶理看,朱熹以“茶”敞开“理一分殊”,以“至严”之礼敞开“至和”之境。     

朱熹整理文献探讨

朱熹以理学名世,但同时又是著名的古文献学家。文章认为其整理与研究古文献的目的是为了理学教育,重义理而不废考据的治学态度在当时独树一帜,在古文献学领域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局限。     

大学之道——浅析孔子治学思想

孔子,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他通过毕生的教育实践,对我国乃至世界教育事业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一些教育理念至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本文就孔子治学之道、教育纲领、大学人才培养的程序和教育之道进行了简单的论述,希望能唤起人们对大学之道的思考,使当今大学能够在社会的急功近利中始终坚守其道。     

颜元的书院教育及其现代价值

宋明时期的书院教育在其发展的末期沦为科举考试的附庸。17世纪后期的启蒙教育家颜元,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倡导一种习行经济的书院教育,并对书院的治学内容、培养目标、为学方法进行了一番改造,其事物之学的学说体系对当代社会的教育理念仍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朱熹教育哲学思想浅论

朱熹的教育思想与其整个思想体系是密切相关的。认为朱熹教育思想的主要根据是自然的天人之学,教育的出发点是差异性原则,教育目标是习俗伦理的习得,其教育观念也因此显示出整个思想体系方面非存在思维的特色。     

朱熹与张栻、吕祖谦互动述略

朱熹与同时代的思想家张栻、吕祖谦等围绕共同尊奉的儒家经典,在治学方法、道德思想和政治目标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讨论。20世纪及以前的学者对朱熹同时代学者的研究大多着眼于朱熹对他们的看法,此外这些学者倾向于将朱熹刻画成独特的思想家,同时对其天才式的思想表示赞扬。即使有学者对朱熹思想体系表示不满,也仍倾向于反映朱熹对其同时代儒者的批评。20世纪90年代出现一个重要的转折,东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与朱熹同时代的儒家,并具体结合时代背景对他们开展研究,学界不但对朱熹同时代的儒家给予了更高的评价,而且还认为他们对朱熹及其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求学与做人并重论——河南理工大学(古路坝时期)教育思想研究之二

国立西北工学院成立后,视教育质量为办学生命,确立了"公诚勇毅"之校训,形成了严谨治学的校风。本文分析了求学与做人并重提出的原因,探讨了求学——学理、实践、经验三者并重的教学理念,阐述了做人——工程师精神之培育的训导方针,指出了该校通过人格教育、通识教育和严格的专业训练,使该校成为战时大后方培养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的摇篮。     

小学与哲学：论朱熹蒙学思想中的儿童哲学

朱熹的存世文本中可以挖掘出朱熹的儿童观。这种儿童观在《小学》、《童蒙须知》、《近思录》和《朱子语类》中得以体 现。相比较古代教育中枯燥的师训弟背的教育模式,朱熹更为重视问答式与陪伴式的教育方法。这与李普曼和马修斯所主张 的philosophy with children的儿童哲学理念较为类似。于是,我们发现这种风靡各学术圈的教学法,竟然源自中国已有的 哲学精神。进而,挖掘朱子理学中的儿童哲学思想,便具有一定的可能性。需要明确的是,探讨朱熹的儿童哲学,既要尊重儿 童哲学的发起者李普曼对儿童哲学所下的定义,亦要挖掘朱熹儿童哲学的独有特色。朱熹的儿童哲学需要包括教师主导、价 值引领等方法论层面,也包括天理意识的本体论、格物致知的知识论及修身至德的伦理学面向。综上,既可回答朱熹儿童哲学 存在的合理性问题,亦可为中国儿童哲学的研究开辟一条可行的新路。     

朱熹穷“理”三清山——兼论《读书有感》诗的哲理内涵

南宋淳熙三年(1176),朱熹登游怀玉山脉主峰三清山后而作的《读书有感》诗,不仅是宋代哲理诗的名篇,而且是朱熹“穷理致知”治学的一个明证。这首诗写成于儒道学术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后一年,表明朱熹的理学思想从此而飞跃飚升,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本文从《读书有感》诗的写成年代、朱熹穷“理”三清山的史实和朱熹理学思想飞跃的契机动因三个方面加以论证,以揭示朱熹“格物穷理”哲学思想核心的确立与完善的“顿进”过程。     

朱熹的“理”:“所以然”还是“所当然”——以李相显、唐君毅的观点为中心

民国时期出版的李相显《朱子哲学》对朱熹的所当然之则和所以然之故分别作了阐述,尤其强调在朱熹那里,所当然之则比所以然之故更为重要。同一时期唐君毅发表的《朱子理气关系论疏释》以及后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更是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并且认为,只有从当然之理入手才能说明朱熹的"理先气后"和仁之理以及生生之理。这些观点既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从逻辑的所以然之理入手诠释朱熹的"理",但又认为朱熹的"理"实际上混同于伦理的当然之理,也不同于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主要是所以然之理,因而减杀了其道德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李相显、唐君毅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对于今天深入研究朱熹的"理"以及所以然与所当然的关系,建构朱熹的哲学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朱熹和柏拉图:"理学"和"理念论"思想之比较

朱熹是唯心主义理学的集大成者,"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他以"理"作为哲学本体,建立起一整套庞杂的理学本体论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是古希腊哲学发展的产物,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朱子的理学和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进行比较可看出有许多相同和相异之点.     

教授治学问题研究综述

受教授治校理念的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探索教授治学的新途径,教育主管部门也通过立法积极推动教授治学.国内许多学者对教授治学现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尤其在教授治学的意义、困境以及路径方面的研究非常深入,这些成果为大学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借鉴.教授治学不仅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理念,同时也反映了大学的组织特性和管理方式;教授治学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根本要求,在治“学”的范围上不仅仅局限于教授个人治学方面,而且也应当参与、主导一些与学术事务相关的行政管理;教授委员会是实现教授治学的有效载体,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大学学术权力充分发挥,同时也提高了大学的科学、民主化管理水平.     

青埂顽石·神瑛使者·通灵宝玉·贾宝玉四者关系新论

曹雪芹借用朱熹理学体系中心、性、情等理论构建了贾宝玉的身心宅体：人由理与气和合而成,贾宝玉跟脖子挂的通灵宝玉结为一体,其中贾宝玉是气聚而成之形体（肉体）,通灵宝玉是不灭之理。性是理,性是心之不动,是心之静;情是性之用,是心之动;性、情、心三者实为一物,则通灵宝玉即为心。心之不动是为性,青埂顽石是也;心之动是为情,神瑛侍者是也。所以,通灵宝玉、青埂顽石、神瑛侍者三位一体,是为心;套上外在的气聚之形,共同组成了《红楼梦》中脖子上挂着通灵宝玉的贾宝玉这个＂人＂。     

陶行知教育理念的特色精神

陶行知作为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在继承传统治学理念的同时,又借鉴西方实用哲学,形成了自己富于时代特色的科学民主精神、实践创造精神、协作自立精神和终身学习的教育教学理念。     

援"理"入医,医"理"圆融——以朱熹等中医哲学思想为例

中国哲学与中医学的"互动"突出体现在医学与理学的彼此促进、互相发明上.朱熹是引医入"理"的代表;朱丹溪、赵献可等是援"理"入医的代表.理学对医学的影响不仅仅是理学概念之医学"植入",更关键的是理学治学方法在医学上的运用.援"理"入医、医"理"圆融,是五大因素的共同作用.     

西南大学学风状况调查及对策研究

学风是学校文化传统、办学理念、精神面貌的集中反映,是学校治学精神、治学态度和治学原则的综合体现,文中在对学生的学习态度、教学态度、学习环境等方面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学校学风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促进学风建设的建议,为加强学校学风建设,促进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提供理论指导和现实依据.     

朱舜水治学理论初探

朱舜水的治学理论重在讲究师道、重视为学和以作文验其所学。师道即为人之师须治学垂范 ,以达“传道、授业、解惑”之目的。为学即讲究读书之原则与方法 ,博览群书 ,以进入治学之境界。以作文验其所学则是强调亲身实践 ,以检验治学之效果。朱舜水的治学理论是我国古代学术园地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村小校园文化:让“精·气·神”飞

正文化建设乃一个学校发展魂之所在面对"学校文化与学校气质"话题,眼前时常晃动着曾经工作过的苏北农村乡镇的几所小学的校园文化景象。柳新实验小学是一所老牌的省级实验小学,学校秉承朱熹"恒之一字足以破天下万难"之"恒"字精神。他们的集"运动、健身、审美"于一体的呼啦圈操成为铜山区学校阳光体育运动的一张闪亮的     

《诗经·陈风·泽陂》主旨考辨

《泽陂》主旨主要有八种观点,《毛诗序》和朱熹之说影响最大。这些分歧主要缘于历代学者对此诗产生的历史时代背景、诗歌主要兴象——蒲、荷的兴义,"卷"与"俨"两个关键字等问题有不同认识。结合诗文本的上下逻辑关系剖析,得出结论:在引喻成风的《诗经》时代,蒲荷相依的实景,引发了诗人人不如物的悲情;卷、俨二字,形容"美人"容貌美好、仪态庄敬。诗歌表达了男女相悦之情。朱熹从诗文本出发,其结论可从。《毛诗序》评此诗"男女相说,忧思感伤焉",符合诗文本,但其将此诗与陈灵公史事联系起来,则拘泥政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