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议禅思潮及王莽禅汉的儒家仁政礼治文化背景

王莽禅汉,是西汉后期泛滥开来的"天下不私一姓"禅让思潮的直接结果.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走向实用,灾异天谴说与五德始终说弥漫,从而成为禅让思潮此起彼伏的思想根源.王莽选择禅让,屏弃居摄与篡逆,是受先秦儒家仁政礼治思想的深刻影响.王莽因藉思潮,促成禅让,开启王权专制制度下禅让政治的先河.     

礼制改革与王莽代汉

礼制改革是整个王莽改制中的最重要的部分,这是王莽"文取天下"的关键所在。其将五等爵制与郊庙礼制制度化的过程就是实现政权和平转移的过程。由此可见,王莽之礼除了是对儒家古制的追求,更是为了达到禅汉目的。其中一些制度虽然在王莽一朝没有得到彻底实施,但却成为禅让"心法"传替了下去,并不断地被后来者补充完善,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和平演变的主要依据。     

《唐虞之道》的历史与理念--兼论战国中期的禅让思潮

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主张实行禅让制度,系统论证了禅让制度的实质、历史依据、理论依据以及实施办法.在三代以前古史传说时代,禅让曾是真实的历史事实.战国中期出现的禅让思潮,有其具体的社会背景.战国中期以后的历史上,禅让没有成为现实.但它代表人类的一种崇高理想,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唐虞之道>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篇珍贵文献.     

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

权力的掌控与人力(人口)的掌控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演变的两个关键,故破解中国古史分期之谜和正确认识古代社会性质,必须由此切入。权力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者,高踞于社会任何群体、阶级、集团之上,直接决定历史发展的走向和社会的性质,因此掌控了权力就掌控了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而权力之所以能够发生上述作用而显得法力无边,其关键和首要条件又在于掌控了人力,人力掌控实为权力之源之本。据此剖析中国古代历史,则先后经历了"无君群聚"社会(太古至夏以前)、"王权众庶"社会(夏商西周至战国时期)和"皇权吏民"社会(秦至清)三个时代。第一时代经历了"兽群""姓群""氏群"三个阶段,既为历史文献、文字学所说明,亦为近代考古成果所证明。王权与"众庶"构成的有机统一体,为第二时代社会结构的主体和主要矛盾关系;皇权与"吏民"构成的有机统一体是第三时代社会结构的主体和主要矛盾关系,尽管地主(由"皇权地主"与"吏民地主"构成)与农民关系也是这一时代的重要矛盾之一,但不可能超越"吏民"与皇权矛盾关系而成为主要矛盾。从第二时代到第三时代,权力掌控从专制集权多元性、层级性、分散性的相对掌控,到专制集权一元性、全面性...     

论皇帝行使权力的类型与皇权、相权问题(上)

学术界一般把封建时代皇权、相权理解为彼此消长的关系,故有皇权加强、相权削弱说与相权加强、皇权削弱说。本文挖掘了一个既为人熟知,但又未受到应有注意的古代关于皇权与相权的理论问题,并从它的产生、发展的根源、过程和特征的新角度,对专制时代的皇权与相权问题作出了新的解释。文章认为,皇权在本质上无大小,而相权却有盈缩。作者力躅建立一种新的权力观念:将权力的大小与权力的行使方式分开,将权力之争与意见之争分开,将个人权力与帮办机构分开。     

中国禅让制度是母系社会高辛女皇择婿制度

禅让制度是我国尧舜时代部落联盟民主选举制度.本文从母系时代婚姻制度出发,探究尧舜时代禅让制度的本质.结论是:从帝喾到尧舜时代,中国还处于母系社会阶段.在当时部落联盟中,高辛部落占据主导地位.高辛部落的女首领是部落联盟的女皇,免、舜等因被女皇选作女婿而登上帝位.从浅层意义上说,禅让制度是部落联盟民主选举制度,从深层意义上说,禅让制度是母系时代高辛部落女皇择婿制度.     

“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吗?——秋风先生的“儒家”论评说

本文对秋风先生的"儒家"论即"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提出质疑,对他所谓的封建制的"宪政主义记忆"、董仲舒的"宪政主义革命"以及秦汉之后的"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做了深入分析,指出"限制绝对权力"必须"回到儒家"去之荒谬与不可取。     

试析中国和平崛起中的软权力因素

中国和平崛起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它是中国综合国力全面提升的过程.其中,软权力既是推动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因素,也是衡量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数.它是硬权力的重要补充,具有硬权力所不能及的特殊作用.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离不开对软权力的培育和运用.     

时代主题的转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转型——关于实践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的现代形态构想

世界历史的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向了和平与发展,随之而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从充满战争与革命色彩的理论体系转为反映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气息的理论体系。文章强调实践唯物主义是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哲学。文章提出唯物史观要立足于当代的社会现实,以新的观念对自身的基本规律作出新的阐释     

南北朝皇朝递嬗与社会主要矛盾

皇朝递嬗是社会诸矛盾总爆发的结果,最能凸显的社会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在中国古代皇朝递嬗的三种方式中,被“吏民”起义直接推翻者乃因皇权与“吏民”矛盾所致容易看清,而“禅让”和被强邻并吞这两种方式表面上看似乎是统治者之间矛盾所致,但实质上仍然是由皇权与“吏民”之间矛盾所决定的。南北朝时期,后两种方式尤为集中,无论北周并吞北齐还是南朝宋、齐、梁、陈的“禅让”,其根本原因皆然。北齐由强而弱、北周由弱而强并终于灭齐,源于两者对待“吏民”的态度和政策差异：北齐中后期统治者过度征敛“吏民”,激化了皇权与“吏民”的矛盾,从而削弱动摇了其统治基础和力量,而北周则注意调整、缓和皇权与“吏民”的矛盾,从而强化了其统治基础和力量。南朝宋、齐、梁、陈的“禅让”,均根源于皇朝中后期统治者对“吏民”的过度压迫剥削,从而打破了皇权与“吏民”矛盾统一体的平衡和稳定,旧皇朝内部新起的权势者则采取措施缓和与“吏民”矛盾而赢得“民心”并夺权上位。皇朝递嬗所凸显的南北朝社会的主要矛盾乃是皇权与“吏民”之间的矛盾。     

信息公开与权力平衡:新时期中国政府有效监督的现实路径

公共监督制度是民主社会保证偏好一满足模型得以良性运转的基础性保障制度.信息公开不充分以及由此导致的实际监督权不对称是中国政府公共监督制度失效的重要原因.有效监督公共权力以信息公开为前提条件,以权力平衡为制度保障.通过体制改革实现政务信患的公开和公共权力的制衡,已然成为中国政府制度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鉴于此,构建信息公开机制和权力平衡机制是新时期中国政府有效监督公共权力的现实路径.     

略论科学发展观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 ,从此 ,发展处于时代极其重要的位置 ;传统发展观再也不能应对时代发展的严峻挑战 ,科学发展观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诞生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论晚清皇权的终结与民初共和的肇兴

晚清时期皇权的终结与民国初年共和体制的肇建,是中国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皇权作为一种功能性的存在,在中国主要有专制主义与制衡主义两种模式。前者于乾隆朝已宣告终结,后者在嘉（庆）道（光）朝以下成为主导模式,且因其不可避免地要与现代化运动接轨,故而具有了地主阶级自由化的属性。鸦片战争后,皇权的功能受到了莫大的挑战,慈禧顺势利导,使皇权一时得以稳定。迨其去世,皇 权重新回归于满人贵族掌管的乾隆朝专制主义模式,并很快消逝于革命的烈火之中。皇权已逝,共和肇兴,地主阶级权力结构关系继续运作,遂有袁世凯模式的出现,同时出现的还有资产阶级自由派设定的分权主义结构关系的宋教仁模式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所设想的孙中山模式。但由于孙中山设想的革命进程并未能够真正启动,因而没有在民初政体权力结构运作中产生作用,一时起作用的是袁世凯模式与宋教仁模式的联合与折中,所以民初的“共和”政体,实为地主阶级自由派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共和”行政,而并非所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的“民国”或“共和国”。     

中国封建政制的权力监督与制约几点评估

皇权、相权与察权是中国封建政制的三项基本权力。三权之中，皇权至上至尊，相权与察权为皇权所派生，是实施皇权的工具。这种不平衡的三权结构，是中国封建政制的基本特征，也是其根本缺陷。当相权与察权不仅受到皇权的监督制约，皇权亦受到相权与察权一定程度的监督制约，即三权比较协调，存在某种制衡关系时，便是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封建盛世。但是，在中国封建史上，更多的情况是皇权的独断而无制约，因而朝纲紊乱，政治昏暗，导致无数次农民起义和周期性的王朝更迭，通过封建朝廷权力的重组，使失控的皇权有所扼制。这是对暴虐、腐败的绝对皇权的绝端的制约。二千余年的封建统治也积累了权力监督与制约的某些有益经验。     

明清之际封建与郡县之辨再探——权力、利益与道德之间

封建、郡县之辨,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一个特别重要的议题,涉及古代国家权力与资源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界限的问题。既然郡县已经成为秦汉以来牢不可破的国家政体,那么其弊端也时时显露、为害。在缺乏新的政治哲学资源的时代,对于郡县制度"其专在上"的反思与批评,就只能借助于封建的话题来进行。这是封建论在不同时代时时被提起的历史背景。明清之际,宋明理学尤其是其"公私、义利之辨",成为了新的政治文化资源,深刻地介入对政治理论的塑造与影响之中。明代末期的义利之辨对明朝以皇权为核心的利益集团的批判,既包含深刻的学理,也有着惊心动魄的现实斗争因素。在晚清建立权利、自治等现代政治观念之时,封建、郡县之辨又成为中国近代革命伦理得以建立的重要思想资源。     

魏晋南北朝禅让模式的文化背景

<正> 禅让,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改朝换代的基本形式。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这是一个很特殊、很有趣的历史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自然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政治背景,而其主要之点是这一时期皇权的衰落、世家大族势力的上升。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禅让的不断出现与成功,还有一定的思想文化背景。具体地说,就是自先秦以来的各家学说,有不少可为受禅者利用的思想资料,受禅者及其支持者抓住人们的文化心态,加以宣扬,给禅让的合理性提供理论根据,适应了禅让之际的政治需要。周代以来带有“民本”色彩的天命观和仁政学说,毫无疑问是禅让中最有力的思想武器。自     

魏晋南北朝禅让模式及其政治文化背景

某个朝代的后期,土地高度集中,政治极端腐败,导致民不聊生,流离失所,农民起义因之爆发;在推翻旧王朝的过程中,农民起义的成果被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所窃取,成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在新建王朝的后期,上述过程又会再度出现。一个不太短的时间里,这被公认为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基本模式。然而,揆诸史实,若干王朝的建立,并不是遵循这一模式。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模式基本上不存在。除了三国时的蜀汉东吴、西晋之后十六国割据政权以及北魏是乘分裂之机凭军事实力建立之外,其他各朝基本上是采用和平移交政权的禅让模式,象初期的汉禅位于魏、魏禅位于晋,以至后期的北周禅位于隋,等等。魏晋南北朝为什么如此盛行禅让的改朝换代形式?这是个有趣的历史现象,很值得探讨。魏,晋等王朝的创立者,在他们走向权力中心的初期,各人情形千差万别,但在最后阶     

西汉儒家知识分子对皇权的抗争

西汉初年,儒家的总体趋势是为汉代大一统政权服务,也体现一定的抗争精神:发挥天下为公观念以批评皇位传子的事实,宣扬汤武革命的合理性以警告统治者。西汉中期,这一抗争精神有了新的发展:从哲学上对皇权作出限制和对统治者提出禅让的要求。西汉后期,儒家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公观念为依据,发挥天命无常的思想,对皇权提出猛烈的批评和严重的警告。西汉儒家知识分子对皇权的抗争,对此后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王莽改制失败原因新论

<正> 王莽是中国历代最高统治者中一位难得的具有理想的特出人物。他是在稳操皇权之后,因“惬小汉家制度”,意在优化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才不顾“贵因循而重(即难)改作”的施政传统,毅然决然进行改制的。王莽对汉制有因有革,他的行政作风乃至许多经济政     

论明代监察制度对皇权与相权的制约

朱明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取消了宰相制度。但随着内阁的创立,内阁大学士又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为了制约皇权与相权,明朝建立和完善了监察制度,赋予监官特殊的权力。他们不但监督文武百官,还“封驳诏议”,使皇权不再是没有制约的权力。在明代,纠正皇帝的错误、制约相权、倒阁、弹劾大臣成为监官的传统,许多人表现出奋不顾身的直谏精神。这成为明王朝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