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诗歌“浪漫”与“唯美”共存的艺术特质

徐志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常常被划分为浪漫主义诗人,其精神世界的多维特点,其文艺思想和诗歌艺术中的唯美主义因素却少有学者论及.本文从徐志摩“浪漫”与“唯美”对接的文艺思想、由“浪漫”向“唯美”嬗变的艺术风格、既“浪漫”又“唯美”的诗歌主题、“恶中见美”的唯美主义表现艺术等4个方面,论述其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质.     

虚假的真实——“文革”的伪现实主义诗歌简谈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与当代中国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文革”留下了一批包括诗歌在内的精神化石.遗憾的是“文革”结束已近二十年,可对“文革”诗歌的系统研究还没开始,流行的文学史著作对之或片言只语几笔带过,或干脆避而不谈,这是极不正常的事情.为文学史的重写与对历史的负责,现在是“抢救”清理这批精神化石的时候了.说起“文革”诗歌,我想也该归属在现实主义艺术范畴之内.如果将之置于它发生的特定历史情境下考察会发现,它的许多篇章也都出自于诗人的心灵与对生活的热爱,反映着现实的某些本质,具有真诚的一面.可当时过境迁回过头再观照它时又会发现,它是建立在“文革”错误运动基础上的一种文化现象,所以不管当时诗人们怎样热情真诚,因基础的盲目而带着一种“伪”的倾向与痕迹.检视一下“文革”时期的中国诗歌文化,是一片被世界遗忘的闭锁荒原,没有创造性的诗人诗作、在缪斯的精神浅滩上,陈列着一具具枯槁僵硬木乃伊似的艺术躯壳,一件件政治斗争“作坊”中批量铸造的产品.毫不夸饰地说,那种感情虚假、内容空洞、艺术雷同的诗歌,是标准件生产的假大空艺术,是急功近利任人蹂躏的娼妓艺术,非诗化、非人化、非艺术化的艺术.那么这种伪现实主义诗歌的表现及发生动因又是什么呢?我想可以从下     

杨万里与南宋“晚唐诗风”的复兴

晚唐诗风在北宋初期曾风靡一时，后在诗歌复古运动的冲击下，才渐告消歇，但到南宋中后期，诗坛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过程，久已销声匿迹的晚唐诗风又重新兴盛，且欲取“法席盛行”的江西诗派而代之。在晚唐诗风的复兴过程中，杨万里起了领军作用。杨万里初学作诗，本从江西派入手，但随着江西派诗歌流弊为越来越多的诗人所不满，杨万里本人也从自己尴尬的创作处境中痛感到江西诗法对诗人艺术创造力的扼限，于是脱出江西诗派，转而提倡与江西派诗歌审美趣味迥然不同的晚唐诗风。他不但提出“去词”、“去意”而求“味外之味”，以及“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等系统的诗歌理论，为晚唐诗风的复兴极力张本，而且以其诗坛盟主的身分有意识地引导当时的诗人在创作上趋同于晚唐诗风，以此扩大反江西诗派的阵营，彻底转变当时诗歌的流向。所以，“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划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     

司空图“味外之旨”的意义指向与文化蕴涵

司空图“味外之旨”说所涉及的不是诗歌意境的特点,不是读者再创造的问题,不是反常合道的艺术手法,更不是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关系。从唐代的整体文化背景和诗歌理论发展的脉络出发,从司空图生平和思想的实际出发,从“味外之旨”诞生的具体语境出发来分析,“味外之旨”中的“旨”就是道,“味外之旨”也就是味外之道。它体现了司空图融道入味,结合滋味说与明道说的艺术追求。     

“温柔敦厚”辨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述语或命题,怎样进行历史的、唯物的分析,还其历史的地位和辩证法;怎样从复杂的历史现象中一分为二地区分出有价值的理论因素,批判其封建糟粕。这仍然是文学理论批评者和美学史家今后的任务。如“温柔敦厚”便应该如此。经过历史的考察,不难看到,“温柔敦厚”这一诗歌理论命题,具有两种不同的内涵,即诗歌的道德内容和审美内容;具有两种不同的原则,即诗歌的伦理原则和艺术原则。因为任何的一种艺术,诗歌包括在内,不可能与道德伦理截然分开,更不可能没有艺术方法,而二者是又分开又联系的。反映在理论批评上也往往如此。正如中     

古典诗词的“造境”

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有关“意境”的诗论颇多,如“意与境会”、“思与境偕”等等。近代学者王国维则把“意境”视为艺术美的极致:“词以境界为上,有境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在诗词创作中,中国历代文学家、诗人把创造意境(以下简言为“造境”)作为一种艺术追求。“因为艺术的最重要的一方面从来就是寻找引人入胜的情境,就是寻找可以显现心灵方面的深刻而重要的旨趣和真正意蕴的那种情境。”     

论“诚斋体”对南宋诗风的转关作用

杨万里是宋代诗坛扭转风气的诗人,其“诚斋体”是建立在对“江西诗派”批判基础之上的一种崭新诗体。它“新”“奇”“活”“快”的诗歌特色及“向自然和生活要诗”的诗歌创作途径极大地影响了南宋诗坛,为南宋诗歌迅速摆脱“江西诗派”的诗风笼罩,走向现实人生起了关键作用。由于他早年学习“江西诗派”,所以“诚斋体”对它的反拨也就格外的明显,特征也就格外地突出,在诗坛上的地位和作用也就尤为独到。     

汉语新诗的“雅化”及其前景

从古代汉诗的发展路径来看,一种样式能不能最终达到高峰水平,取决于能否走出初创时期的相对粗糙,逐步实现自身“升级”。诗歌不管涉及何种题材,往往都不停留于原生状态或世俗水平的逼真表现,从内涵到形式都是最为倾向于“雅化”的文学样式,“雅化”因而成为汉诗“升级”的必然选择。抒情为主的艺术与叙事为主的艺术是一种互补关系,而非互相排斥、互相替代的关系,这种非“同质”关系,决定了所谓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由小说、影视艺术等取代诗歌为不可能的假想,信息化时代为诗歌艺术创造了重要机遇。     

“诗的史”与“史的诗”——“七月”诗派综论

这是一个与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同步前进的诗歌流派.它的历史行程像战争本身一样艰苦卓绝,它所构造的艺术天地,又像战争时期的社会生活一样丰富厚重.作为一个文学艺术流派它在诗坛上坚守的时日之久,它的诗人队伍之壮大,它的艺术实践、理论探索与社会现实的联系之密切,以及它的美学追求之开阔与坚定,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全部艺术活动,构成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一部“诗的史”与“史的诗”.这个流派就是“七月”诗派.     

简析司空图《诗品》的“景”“象”“味”

一中国古代文论偏重审美欣赏,《诗品》的“品”字本意就是品味即欣赏之意,欣赏出来的感受就是诗歌理论。古代文论家总是把诗歌的审美欣赏看作是一种复杂甚至艰难的精神活动。司空图说:“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与李生论诗书》)。这里所说的“难”,就是指欣赏之难。之所以说“诗之难尤难”,是因为中国古代诗歌是高度提炼、高度含蓄、极有韵味的艺术。司空图是位高明的     

古典诗歌含蓄美的形态探析

古典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支奇葩,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极为珍贵的组成部分,其含蓄美的艺术特征与中国传统文化乳水交融,相辅相成,经久不衰。文章通过对含蓄美的艺术表现形态探讨,以期更好地认识、传承和弘扬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美。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王船山“诗”“乐”关系论

王船山“诗”、“乐”关系的主要观点是：“诗”、“乐”密不可分,“诗”须协和于“乐”,“诗”、“乐”合一,因“诗”起“乐”,于“乐”用“诗”。他揭示了诗歌艺术的审美本质和文体特征,体现了其对诗歌艺术审美理想的独特追求。     

文学“民族性”的二元性与流动性——关于鲁迅民族性观念的思考

(一) 研究文学艺术的民族性与文学艺术进步的关系,是文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范畴。鲁迅认为,地方色彩、民族色彩是增加艺术美感的一种因素。他说:“地方色彩也能增加画的美和力”。由于地方色彩(也指民族色彩),可以强化艺术美的素质,因此,鲁迅认为艺术美应当保留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特点。鲁迅在对陶元庆的绘画艺术进行审美评价时说:“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又说,陶     

中国新诗的“现代”潮流

现代主义作为中国新诗的一种艺术方式 ,由于文学对于社会使命的过多承载 ,一直处于边缘和支流的地位。但艺术发展的审美要求 ,又使具有独特审美方式的现代主义诗歌表现出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它一方面作为一种艺术因素 ,渗透在作为主流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之中 ;另一方面又在中国历史进程的某些“间隙” ,形成三次跳跃性的发展。第一次从二十年代李金发肇始 ,经过三四十年代的戴望舒、西南联大校园诗群到“九叶派” ,为现代诗走向成熟塑形 ;第二次是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 ,这是一次由诗和美术发端而广及文学艺术各门类的完整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 ;第三次是八十年代由朦胧诗发难而呈现出多样形态艺术发展 ,在进入后现代中与台湾、香港、澳门年青一代诗人汇合。曲折的发展呈现出现代诗在中国的特殊运动形态 ,和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化改造。     

“诗佛”的诞生:一种诗歌美学境界的标举

中国古代诗史上拥有“诗佛”称号的诗人并非王维一人,然而只有王维成为现代研究视野中唯一的”诗佛”.王维被令人视为“诗佛”不是出于“诗中之佛”的宗教膜拜心理,而是由于其“诗中有佛”的独特审美境界.现代学者对王维诗歌艺术的体认建立在明清诗论的基础之上.古今论者共同参与了王维“诗佛”说的建构,当今的王维“诗佛”说进一步确立了王维诗歌的美学意义和诗学地位.     

兴而致情,情生诗歌——论中国传统诗歌美学创作主张

艺术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吟咏性情”,而情的生发又离不开“兴”。兴而致情,情生诗歌是中国古典诗歌中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美学主张。由兴致情的诗歌艺术主张实际上代表着中国审美艺术创作中一种颇具积极意义和艺术原创价值的理论,这种艺术创作主张也不单单地局限于诗歌艺术领域内,实际上它已扩展到整个艺术领域中,成为一种较为健康扣有生命活力的艺术创作方法和艺术欣赏方法。     

艺术美并不“高于”自然美

从古希腊哲人开始,人们便触及到艺术美与自然美的关系问题,但对艺术美与自然美在价值高低上作出比较,实际上很难得出最后的结论.为此,后来出现的艺术美“高于”自然美(生活美)的说法,其实并非一个科学的命题.艺术美与自然美作为不同性质和形态的美,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谁“高于”或者“低于”谁,而是“不同而互补”的关系.     

论“诚斋体”形成的诗学渊源

“诚斋体”是对杨万里诗歌主导风格的界定,其生成因素是多方面的。从诗学渊源看,江西体、晚唐体、俳谐体是形成诚斋体的三个重要因素。杨万里博学广取,分别对这三种诗歌风格进行了扬弃与重组,构建了别是一家的“杨诚斋体”。     

艾青诗论中“真”的价值体系建构研究

艾青对诗歌理论“真”的内涵阐释,一方面从现实真实、艺术真实、思想真实三者辨证关系入手进行观照,另一方面从价值判断上进行拓深,将真、善、美即诗歌的现实来源、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三者有机统一起来,较为完整、系统地建构了中国现代诗歌理论关于“真”的价值坐标体系,为我们研究诗歌,特别是对当今诗歌发展与创新提供较为丰富的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