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的心态与行为

由唐至宋,中国封建社会从社会结构到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势必影响到封建地主阶级的精英和代表——士大夫阶层。科举制逐渐上升为读书人入仕为官的主要途径,不断地净化着官僚队伍,使官僚队伍成为典型的士大夫阶层。展示这一阶层的心态与行为,从而为正确评估他们的历史活动提供参考,是本文主旨。 一 探讨宋代士大夫的心态与行为,不能不首先考察宋代社会的历史发展。     

北宋经筵中的师道实践

依托士大夫阶层实行全面文治,是宋代政治文化最重要的特点,也是促使宋代儒学高度发达,士大夫阶层政治主体意识、精神自觉意识同时高涨最重要的推动力.在此基础上,宋代儒学最终发展出一套独立于政统的道统观,成为此后中国政治哲学中的重要观念.揆诸历史,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复杂的过程."师道"观念经中晚唐至宋初的古文运动,逐渐在儒家学者思维世界中渗透,而在宋真宗、仁宗两朝渐渐完善起来的经筵制度,使得士大夫依凭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优先权,逐步取得对君主的教育权,并将道德规范加于君主权威之上.在士大夫以道自任的基础上,形成道统脱离政统而自足的契机.     

“富贵山林”与“六一风神”——对欧阳修散文艺术风格的一种文化心理阐释

对“富贵之乐”与“山林之乐”的分辨和讨论在宋代成为士大夫普遍关注的问题.这一话题既与“富贵”、“山林”所代表的两种不同文学体式和风格有关,也和北宋士大夫独特的精神风貌和处世心态相联系.欧阳修对“富贵之乐”与“山林之乐”的论述在宋人中较有代表性,欧阳修对二者的基本态度影响到其文学创作风格.“富贵山林,两得其趣”的人生追求和“六一风神”的独特审美内涵之间有着内在一致.这种关联较为典型地反映出北宋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士大夫阶层的独特价值取向和人格特征.     

从“唐韵”到“宋调”:江西诗派对中国美学传统的改变

江西诗派几乎改变了中国美学中的艺术传统.本来,单纯的艺术因素在中国诗歌中并不占据首要位置,但由于黄庭坚等人以“点铁成金”为纲领的江西诗论的影响,宋代之后中国诗歌的艺术逐渐自觉追求一种基于文化素养和睿智思力之上的艺术美.这种艺术美代表了中国士大夫阶层的一种独特艺术品味,这就是与“唐韵”不同的“宋调”.     

士大夫集团文化性格的完成与文人画的产生

士大夫在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中兼具政治集团与文化艺术创造集团的双重特质。士阶层出现了儒与侠的分途后,单纯意义上的古代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出现。而士大夫的以道自任的文化性格也开始肇端。秦汉时期学士、文吏的分途与混一,造成了政治集团与文化创造集团合一的世族阶层,士大夫双重特质的构架开始产生。科举制度产生后,士大夫全体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仰禄之士",文化性格中的体道与忠君的矛盾更加深刻,科举也强化了士大夫作为文化独占集团的特征。随着宋代士大夫之政、士大夫之学的空前统一,士大夫集团的文化性格最终完成,而文人画也由此肇端。宋代士大夫之学也决定了后世文人画的一些基本美学特征:即在美学终极目标上体道、艺术立场上强调士气、艺术操作层面要求传神而忽略形似。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人文理想主义精神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阶层所继承,并在新的内涵上形成知识分子的新操守,中国文人画在近现代完成了创作主体的转变,继承传统文化价值是当代中国画发展的重要课题。     

宋代士大夫货殖经营之风探源

自宋代开始,士大夫从事货殖经营的活动日益突出,货殖经营之风愈益渗透到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之中.宋代士大夫货殖经营之风的盛行,不仅与宋代商人地位的提高有关,也与宋代士大夫的贫困化和平民化紧密相连;宋代浮薄华侈的社会风气和士大夫义利观的转交,则为宋代士大夫从事货殖经营提供了肥沃土壤和文化心理机制.     

从家训看宋代士大夫阶层治家方式的变化

宋代是古代中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引起社会变革,而社会变革通常都会导致人们价值观念的更新变化.在宋代这样一个处于变革的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变化与发展,其家训思想也必然会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由此所折射出的宋代家庭生活观念也会随之演变.从家训内容上,也可反映出当时士大夫阶层治家观念和方式方面产生的变化.其主要表现为观念的更新,更加侧重于“治家”;家庭治理方式具备了体制化、人性化、经济化及实用化的特点,等等.由此考察该时期士大夫阶层治家方式的变化及形成原因,是很有意义的.     

梦欤觉欤

梦与觉在《庄子》成为一个问题:“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这《齐物论》中最后一段著名文字经由讨论梦与党的关系,结穴于“物化”观念的提出。     

宋代士习奔竞原因的多角度考察

士习奔竞是宋代士大夫政治中存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其形成大体有以下方面的原因:士大夫阶层投机性政治心态的作用;传统官场文化的影响;宋代选官制度方面的痼疾;制度运行中产生了变异.     

宋代士大夫政治规制下的后妃参政

宋代后妃参与政治,取得了维护赵宋统治,安定政治局面的积极意义.出现这一政治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宋代所推行的"士大夫政治".在宋代后妃参政活动中,士大夫始终参与,密切监控,主导进退;全面规制与掌控了这一过程的诸多方面.宋代后妃参政整体意义上的积极意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成功的一个方面.     

"礼""俗"之际--宋代丧葬礼俗及其特征

自古以来,丧礼就是中国最为隆重的礼仪之一,宋代也不例外.就现存资料来看,宋代士大夫阶层提倡实施规范的丧葬礼节,并为此不懈努力,他们不仅继承总结先秦以来儒家的丧葬制度与理念,而且也依据宋代社会的实际状况加以改进完善,进而形成为一套较为系统的"礼法".这些礼仪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有些甚至成为朝廷颁布的政策或法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礼法"未必完全符合两宋社会现实,因而民间丧葬之"俗"便成为庶民百姓约定俗成的惯例.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却也相互协调,进而共生共存,这是宋代丧葬民俗的总体特征.     

宋代经学与诗学关系论考——兼谈理学对词论之影响

宋代士大夫优厚的政治待遇、良好的文教氛围、积极进取的儒者精神以及边境之患的社会现实赋予宋人经学与诗学别样之风采.就经学对诗学之影响而言,要者有三:一是宋代经学致用与心学心性观念的两极融通,直接影响了宋代诗学讲求义理与平淡融合的诗风;二是宋代经学对于人格道德的约束与对哲思体会的强调,促发了诗歌讲求“言之悟”与“理之趣”的诗学主旨;三是宋代经学在学术言说方式与诗学文体上面有着交叉之处.而且,宋代理学对词的影响导致词有着从艳情到诗化、由诗化到雅化继而经学化的转变轨迹.宋代经学与诗学之关系对后世经学与诗学之发展极具借鉴意义.     

宋代士人的生存环境及其处世心态——兼论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宋代立国之初 ,即实行崇文抑武的政策 ,裁抑武臣 ,优渥文士 ,高其官职 ,厚其俸禄 ;同时 ,改革并完善科举制度 ,扩大科举取士的名额 ,士人的仕进之路大为改善 ;而城市和商业的发达又拉动了社会文化 (特别是俗文化 )的消费。于是 ,文人士大夫的享乐意识膨胀 ,纵情享乐之风炽盛。与之相应 ,文学创作中“感士不遇”这一传统主题被淡化 ,而“艳科”词却在世俗享乐之风的刺激下繁荣起来。但是 ,宋代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强化 ,又束缚、压抑了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和精神。为缓解这种压抑和束缚 ,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社会文化背景下 ,文人士大夫将社会责任的承担与个性自由的追求进行重新整合 ,既重外部事功 ,又重内在修养 ,勇担道义与随缘自适并行不悖。相应地 ,宋代文学中的忧患意识与享乐意识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宋代禅宗僧团戒律的社会结构初探

宋代禅宗僧团戒律的社会关系包括僧团内部、统治阶级、士大夫阶层以及清众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僧团戒律在统治阶级的立法作用下出现了明显的向宗法社会靠拢的倾向.这一世俗化倾向说明戒律具有强化身份认同的作用,可以为协调社会关系,维系社会的整体平衡服务.     

论晏欧体

晏殊、欧阳修所共同构成的晏欧体,是北宋士大夫词人的初祖,晏、欧共同具有“以诗为词”、“诗人之词”的一面,从而保证了词体有别于诗的独特风格;欧阳修首次对柳永实现了接纳,接纳的原因主要在于欧阳修不同于晏殊的人生态度;晏、欧作为北宋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改造艳科之词而为士大夫词。以诗为词的尝试,深致的情感表达,构成了晏欧词体士大夫化的具体内涵。     

宋代文化政策宽明原因新探

宋代文化政策之宽明,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由多种历史条件交合作用而形成的。首先是宋以前中国多元文化格局及宽明文化政策历史传承的结果;其次是宋代抑武重文集权措施之偏倚所造成;另外,“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使士大夫思想自由、精神独立,对皇权进行约束,是宽明文化政策之保障。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

宋代政治架构 ,一言蔽之 ,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是理解与认识宋代官僚政治体系的关键。皇权、相权、台谏之权 ,构成宋代中央政府中的三角 ,三者互相限制 ,又互相倚恃 ,形成“共治”架构。宋初完善法制 ,提倡依法办事 ,奠定了“共治”架构的稳定基础。而中唐以来社会思想的发展 ,为“共治”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有宋一代 ,最能体现“共治”架构的 ,是宋仁宗朝 ,故有“庆历之治”的美誉。剖析宋仁朝政治 ,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共治”架构。     

时代迁易与宋代士大夫的观念转变

随着时代变迁,宋朝社会文化形态呈现出与前代社会不同的特．点。生活于这一社会环境的宋代士大夫阶层,其整体观念也发生了嬗变。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以“立德”作为个人成圣立贤的人生价值观、务实有为和“仕以行道”的入必参政现、工商皆本的经济观,以及忧念天下、体国恤民的忧患现,从一定意义上说,都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     

“上海叙事”的现代性法则——以王安忆长篇小说《天香》为中心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天香》以晚明士大夫阶层的家族史为写作对象,以“顾绣”为历史蓝本,书写了“现代性”这一语境在传统中国的发端,并深刻地检省了“现代性之萌芽”的后果及其问题.《天香》超越了先前的“上海怀旧”、主张“自律”的现代性,首次反省了明季清初资本主义萌芽这一“被遮蔽的现代性”,进而实现了器物美学与历史美学在科技史语境下的对接,并从文学与历史的双重视角揭橥了“现代性”实现于中国的艰辛曲折之路.     

论宋代官德教育

伴随着宋代以科举官僚为主体的文官政治的高度发达,以及更加注重道德修养和自我约束的理学思想逐步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官德教育在宋代得到统治阶层的高度重视。士大夫阶层之家训著作大量涌现,以家教的方式宣扬忠君爱国、清正廉洁、慎重交友等为官准则;大批名宦重臣总结为官之道的官箴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以告诫官员关注民生、务实戒虚、勤政清廉为其主要内容;以砥砺官员名节、激浊扬清为目的的社会舆论——"清议"十分盛行,对宋代官德教育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宋代官德教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思想深刻,在教育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较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