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存在——“隐逸派”

“隐逸派”是“五四”落潮后,在周作人退隐实践的引领下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以周作人为主将的“隐逸派”文人都经历了由“入世”到“出世”的心理转变,他们在隐逸道路和隐逸人格上的相似性促使他们创作出了具有隐逸味的文学作品.     

儒道“隐逸”思想之比较研究

"隐逸"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个独特的理论现象。其中,尤以道家和儒家的"隐逸"理论影响最为深远。二者因为出发点的不同,体现在其"隐逸"理论中各有特点。道家"隐逸"思想是建立在其"无为而治"、"齐物"、"逍遥"理论基础之上的;而儒家"隐逸"思想是建立在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理论基础之上的。道隐与儒隐虽殊途,但都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设论”系列看汉代文人隐逸心迹

汉代文人的隐逸心迹往往会投射到文学创作之中,"设论"是汉代文人常常用来"发愤以表志"的文体,其中蕴涵着比较明显的隐逸之志。通过这类作品,可以看到,从东方朔、扬雄到崔寔、蔡邕等,由于外部环境的压力及个人际遇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在心理上经历了一条从"身仕心隐"到"离世绝俗"的隐逸之路,表现出由儒趋道的渐变。     

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考论

钟嵘《诗品》品陶,谓其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定位在六朝并未得到确认,对其评价,多为“隐士”与“田园诗人”.这和陶渊明的特殊隐逸形态有关.陶渊明辞官归耕,不入莲社,与佛道关系疏离,少在征辟之列等,表现得“不合时宜”,与传统隐士行径相悖.这种对隐逸潮流的抗拒,实际上正是他“真隐”的表现.陶渊明开辟了一条将隐逸生活艺术化的道路,他将隐逸诗创作与田园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诗中少“隐”多“逸”,是一种心境旷放、隐逸生活诗意化的表述.陶渊明引领了隐逸诗形式上的重大变革,将其转变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表达,建构了独特的隐逸精神空间,提升了隐逸诗的影响,为中国隐逸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士”之“穷、达”矛盾及其文人题画诗的儒家情怀

1.在以往的文人画研究中,人们多注意了庄禅的影响,而很少提及儒学;"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是中国古代人文知识分子("士")之优良传统,这主要体现在儒家精神;中国古代之"士"素有"穷"、"达"、进、退之德行化追求;2.源初意义的水墨"文人画"是士人隐逸的产物,是知识分子"兼善天下"受挫失败而"独善其身"的选择,庄禅是他们的本色。但出世退隐而"君子固穷"之"士"却始终郁勃着入世"兼济"之情怀。因此有相当一部分的文人题画诗即在表达着"诗以言志"的人格修身与"兼济"梦想,其根深蒂固的儒家情怀天地可鉴。     

“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精神

宋代的隐逸文化丰富多彩,各种隐逸文化类型至此而趋于完备。但宋代士大夫文人最崇尚的隐逸形态是居官而犹如隐的“吏隐”,并因此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隐逸文化精神。他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定位,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处世心态与行为方式:既与现实政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又努力摆脱“政统”的羁縻、控制,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既不放弃世俗的享乐,又能在物欲横流的世俗社会人生中努力守护、经营自己的精神家园,不为外物所役,求取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成就自己的闲适生活和诗意人生。     

唐代文士隐逸生活述略

唐代许多文士有过隐逸的生活,而隐逸生活的动机目的多有不同,所以他们的隐逸方式与具体的隐逸生活内容也就显得多种多样.既有终身隐居的,也不乏亦官亦隐或一段时期隐居的.他们中有的修身养性、苦研道经、采药炼丹,有的游山玩水、躬耕玩赏于田园别业,又有读书习业以待时而出者,也不乏教授生徒、著述传经以为隐逸生活者,可谓多姿多彩,颇值得关注与探讨.     

中国古代山水隐逸文学中“渔”的意蕴

渔,本是人们普通生产劳动的一大内容.但在中国隐逸史上,以渔为隐成为一种隐于水的方式.“古来贤哲,多隐于渔”(刘克庄《木兰花慢·渔父词》),由于中国士人对隐逸的崇尚,历史地赋予了“渔”以深厚的内涵,而历代诗人作家把这种深厚的内涵转移给文学,在山水隐逸文学作品中对“渔”歌吟不绝.因此“渔”遂成为传统的文学题材,并且为古代山水隐逸文学蓄积了一般题材所难以具备的丰厚底蕴,创造出一般题材所不能替代的意象和意境.     

论唐代园林与文人隐逸心态的转变

唐代以前,士人隐逸多出于对抗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全身远祸的需要.他们或远离尘世,采取苦行僧式的山林之隐,或栖迟园林、寄情山水,以此抒发内心的苦闷.唐代相对宽松温和的政治环境,使士人们不必用隐逸来对抗社会.文人们可以在社会与自然、政治与田园以及自我的精神领域内找到一种平衡,产生和谐的心态,从而完成文人隐逸心态的转变.唐代是园林建筑史上富有艺术才情的时代,其清幽澹雅的文人园林展示出这一时代独特的隐逸情韵.唐代城郊园林的大发展,调和化解了仕与隐的矛盾,为唐代文人的"吏隐"提供了实现的途径.     

论中国隐逸思想影响下日本作家的“隐”

日本作家在中国隐逸思想影响及渗透下,从西行到川端康成再到水上勉,从形隐到心隐,表现了对"隐"的接受、传承、变容,最终回归禅宗的隐逸本质。中国禅宗思想提倡"退",从菩提达摩到五祖,基本都是重视归隐、独宿、静坐、修禅。而到了六祖慧能把修行与人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领悟到真正的修行是在人间,衣食住行皆可以修禅隐逸才是"隐"的最高境界。     

"女性文学"还是"性别文学"--"女性文学"及相关概念辨析

与“女性文学”相关的概念有“妇女文学”、“女性写作”、“女性主义文学”、“女性意识”,它们既相互联系,又有各自的特定内涵。目前批评界对“女性文学”的理解存在狭隘化倾向,不能涵盖批评对象的范围,因而应在“女性文学”之外再加上“性别文学”。“女性文学”以女性作家创作、作品为对象,探寻其审美特性。“性别文学”则不管作家的自然性别,用社会性别理论对文学中存在的社会性别权利关系进行清理。     

论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与禅的“不可说”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不可说"的命题,这与禅的"不可说"不谋而合。本文从三个方面比较二者的言语观:什么不可说,为何不可说,如何说"不可说",以期探寻中西方哲学思想中"不可说"的本质。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从“感性对象”到“感性活动”:人的重新理解

费尔巴哈诉诸感性直观,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结果使人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抽象;马克思则立足于人的实践,把人理解为"感性活动",最终找到了通向现实的人的道路。从人是"感性对象"到人是"感性活动",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史上对人的理解的革命性变革,即在理解人的逻辑前提上从"抽象的意识"转向"现实的个人"、在把握人的思维方式上从现成论转向生成论、在考察人的理论态度上从直观态度转向实践态度。     

从理论依据和实施方法谈孔子的“因材施教”理论

孔子从"仁"、"性相近,习相远"、和培养"君子"的教育目的出发,为"因材施教"确立了理论基础.但具体的实施离不开一定的方法,如何认识人的差异及具体实施方法是"因材施教"成为可能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理论和方法的结合才能使"因材施教"成为现实.     

对“顿悟”、“体证”的哲学诠释

中国佛教讲"顿悟成佛",儒家讲"体认天理",道家讲"与道合一",儒、释、道三家在修行理论上都注重"顿悟"、"体证"。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作为三家最后标的之"佛"、"天"、"道"多有相似相通之处,都是一个既无方所、无质碍而又恒常遍在,既无形无象而又可为"天地根"的"本体"、"大全"。"本体"的非实体性,导致常规的认识方法,诸如分析、推理、归纳、综合等,都很难完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它;而"直观体证"则是人类在长期思维实践过程中,试图以一种突发、跳跃的方式去对"本体"进行直接确认和整体把握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缺乏严密的逻辑分析和科学论证,它认识或把握对象具有推测性,因而只是一种或然性思维,而非必然性思维。     

从"欲"到"德"——中国人性论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中国早期对人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欲"到"德",或者说从人的本能到人的本质的过程。孔子以前, "性"就是欲望、本能。当时的人性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以"德"御"性"和以"气"释"性"。老子和早期孔子开 始将"德"作为人之为人的内在本质。晚年孔子则进一步以"德"为"性",从而完成了对传统人性论的根本转化。这 实为义理之性之渊源、性善说之滥觞。     

“逻辑与罪”的“与”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与罪",其"与"究竟是"并列",还是"转入"?一般认为,逻辑是逻辑,罪是罪,"与"停留在陈列两端的平面上."逻辑"成为裁定"罪"的界限或尺度.但维特根斯坦又意识到,逻辑常常从外在的"并列"向内在"转入"了,即"逻辑"转入了"罪"--"逻辑罪".这是他毕生最难的划界.其他逻辑学家如罗素者流,则根本还无意识到不着边际的地步.     

国有企业建立"学习型组织"的途径

"学习型组织"已成为企业竞相采用的管理模式,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面对21世纪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应当认真分析国有企业管理的现状,建立新型的"扁平化"管理模式,激励员工的"自我超越"意识,培养企业的"共同愿景",建立"团队学习"机制,搞好"系统思考"修炼,持续提高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富裕社会”何以沦为非“和谐社会”？——兼评马尔库塞的“病态社会”科技异化论

以西方发达社会为参照,马尔库塞描绘了“富裕社会”的虚假美景,列举了其构成要素的非和谐症状,指出“富裕社会”呈现“病态”的根源在于科技的异化。“富裕社会”批判理论揭示的西方社会“病理”性特征,对我们预防技术理性的潜在的危险,消除“和谐社会”创建中出现的重物质、轻精神,重技术、轻人文的倾向,将具有积极的警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