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湖南仓储研究

古代湖南用于赈灾救荒的仓储主要有常平仓、义仓和社仓3种,它们在设立地点、谷米来源、经办人员、所有权及管理发放制度方面都有差异,在饥馑之年多少发挥了赈灾救荒的社会调控功能。     

论清代湖南社仓的地理分布

清代湖南社仓的地理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无论在清代中前期还是在后期,长沙、衡阳、永州等三府一直是湖南社仓较为发达的地区;沅州、靖州、永顺府等湘西地区3府4厅,江华县、新田县、永明县等湘西南3县,浏阳、安仁、酃县等湘东地区3县社仓储谷规模较小;洞庭湖区虽然粮食产量较高,但也是社仓不发达地区,各县社仓储量均不高。清代后期,受战乱、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湖南社仓曾一度衰败。同治、光绪时期,湖南社仓因受到地方官府的重视而逐渐复苏。除湘西地区社仓未恢复外,其他地区社仓均取得程度不一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与官府的重视与扶植,对社仓的地理分布有重要影响。     

古代湖南仓储研究

古代湖南用于赈灾救荒的仓储主要有常平仓、义仓和社仓3种，它们在设立地点、谷米来源、经办人员、所有权及管理发放制度方面都有差异，在饥馑之年多少发挥了赈灾救荒的社会调控功能。     

隋末仓储与李密瓦岗军

历来叙述隋朝仓储的文章不少,评论李密瓦岗军的文章更多,但很少涉及两者关系.封建时代的仓储是封建赋税的集结,即向农民榨取的剩余产品的转化形式.隋王朝建立后,用均田制把农民重新编制在土地上,控制了大批直接受剥削者,这是封建赋税制度的基础.据推算隋炀帝大业五年,全国九○七万户、四六○○多万人中?,应有课户五四四万多户,课口六九○万至八二七万多人.按隋王朝规定,"丁男一床,租粟三石".因此,当时每年的租粟,大约在二○七○万石至二四八一万石之间.为了储藏这些物资,隋王朝除了原有粮仓外,相继建造了黎阳仓、河阳仓、常平仓、广通(永丰)仓、含嘉仓、     

唐代河南的仓储体系与粮食运输

唐代的河南是封建生产关系发展的典型区域之一,是唐王朝的主要产粮区.在河南境内普遍设立了太仓、正仓、转运仓等完备的仓储体系.由于仓廪制度的完备,使河南粮食运输发达,除地方性粮食运输外,唐代全国性的粮食运输主干线都是通过河南而得以实现的,河南的许多粮仓都担负着转运仓的职能.唐初以降,由于漕、陆运输干线的发展变化,河南境内的一些粮仓也随之兴衰.     

论王安石对宋代常平仓的改革及影响

常平仓是古代一重要仓储 ,王安石变法前未能很好地发挥其社会调控之实效。因之 ,王安石对其收入来源、支出方式、管理制度和运作办法等 ,进行了一番大胆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基本上克服了常平仓原有的弊端 ,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浅论清代陕甘地区仓储制度及其流变

清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总结时期，其赈灾救荒形式呈多样化、社会化的趋势。清代陕甘地区的仓储体系有其自身的特点与运作机制。它最大的特点是社仓由政府出资设立并经营管理的，其他的社会救助形式大多处于初创阶段，许多运作方法效法中国东南地区，社会救助功能相对有限，但这也反映了陕甘地区在这一时期与社会的整体发展趋势相适应。     

粮食融通仓:农户融资新途径

农户因缺乏不动产抵押物而面临着比中小企业更加困难的融资境地,它们往往为了筹措生产性投入所需资金而忍痛在粮食产品产出期以较低的价格出售该产品。借鉴城市现代物流与现代金融相融合创新出的用企业暂时滞留在仓储流通环节的原材料、产成品作为动产抵(质)押物实现融资的融通仓融资模式,利用农户暂不愿出售的粮食产品开展粮食融通仓业务,将为农户开辟出一条新的融资渠道。文章就粮食融通仓的基本原理及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两种具体的粮食融通仓融资运作模式。     

清代北京、通州仓花户对仓储的危害

清代北京、通州仓又简称京通仓,是存贮全国数百万石漕粮的仓储群,对京城皇室日需、官员俸禄、驻军供给、灾荒赈济、粮价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京通仓花户作为保障仓储运转且地位较低的下层群体,在清代中后期逐渐成为威胁京通仓仓粮足额的重要因素,他们不但掺假使诈、盗窃仓粮、私卖米票、科索旗兵、影射把持,而且与仓监督、胥吏、地棍相勾结,逐渐将国家粮仓变成堕落腐败的渊薮。     

论商品期货价格的均衡机制

期货市场的基本职能是在不同经济主体间转移商品价格波动的经济风险。均衡 商品期货价格的决定因素必然存在于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功能的机制中。均衡期 货价格是在与现货价格的互动中产生的,决定均衡期货价格的因素是商品的仓 储费用率和货币的利率。均衡的期货价格是满足储藏商品无风险收益率等于货 币储蓄利率的价格。储藏商品无风险收益率等于套期保值的储藏商品收益率减 去仓储费用率。     

从郭店儒简看封建伦常学说的逻辑发展

儒家之学,终为秩序之学。孔子奠其基,中经子思、孟子的丰满,后经荀子的批判,董仲舒的调和,最终成就了影响中国千年的封建伦常学说在西汉的确立。它们在维护封建社会整体与个体之间以及封建社会自我内在秩序的和谐稳定方面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其理论创制的逻辑在民族文化复兴的今天仍有其积极意义。     

侯外庐的中国封建社会史研究

侯外庐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涉及的问题包括封建社会确立的依据、中国封建社会的起讫时间、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封建社会的演变与解体以及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等。他指出,体系化的制度形式——法典是判断封建制度最终确立的主要依据,土地国有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虽然前后期土地经营的方式有所改变,但是国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简析封建法制的发展

中国的封建法制作为封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社会状况,更是封建制发展的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到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脉络。     

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一个主要依据的质疑--重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一段著名论述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即"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当前我国流行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把这一论述理解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表现为亚细亚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依次更替,并把这种理解作为它的一个主要依据。我们认为,这种理解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因为它与马克思在同一时期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的大量论述存在明显矛盾,从《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的内容来看,马克思并没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而只提出过"三大社会形态理论"。     

南诏社会性质新探

本文基于史料及前人已有研究 ,认为对南诏社会性质的认识 ,很难就所谓“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的片面阐释就得以完整说明。指出其社会性质函盖了国家的初始形态、准军事制度的主导地位、城市封建领主制出现、奴隶制的发展、封建等级制的兴起等五个特征内容     

从《画皮》看封建社会女性的命运悲剧

在中国男权封建社会中,由于受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女性不仅丧失了自由,而且失去了尊严。文言小说《画皮》刻画了画皮与陈氏两位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虽然她们的经历遭遇不同,对待世事的方式各异,却共同体现了在封建社会作为女性的悲哀,由小说《画皮》也可见男权与女权的斗争。     

家国同构与贾府家族文化

《红楼梦》文本中,宁国府弥漫着浓烈的道教气氛,是道教在现世中的象征;荣国府充满着强烈的儒教氛围,是儒教在人间的折射。儒教、道教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占主体地位的文化,儒道并举,儒教为主,道教为辅,统一于中国"家天下"的封建文化体系,共同塑造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民族性格和文化心态。贾府家族文化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凝缩;贾府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由家文化到国文化,由贾府到中国封建社会,家国一体,这就是《红楼梦》的家国同构思想。     

秦汉时期炎黄崇拜的神人转换

秦汉时期的炎黄崇拜因藉政权变革的需要，具有神人分离转换的历史特征，秦朝主水德，上接周统，炎黄崇拜神性失落并几近绝迹，汉高祖初称“赤帝子”，旨在灭秦；复称“黑帝子”，旨在汉代周德，否认秦朝的正统地位，炎帝始为汉神，终遭冷落，文帝，景帝时期推行黄老政治，黄帝从天庭回到人间，转化为远古无为而治的圣君，汉武帝炫耀文治武功，祈求长生永命，主土德，封禅泰山，黄帝顿成遗授神策，羽化登仙的天帝，司马迁原始察终，整齐史故，其《史记》涵蕴宗黄大一统思想，黄帝成为华夷诸族的民族共祖和中华文明的肇始人君，王莽借助和平政变手段篡汉称帝，主土德，鼓吹尧帝禅舜，王氏代刘，黄帝又成了刘、王帝室的血缘初祖，，汉光武帝远承汉高祖“赤帝子”神话，主火德，旨在复兴汉室，炎帝崇拜重新抹上天命色彩，秦汉炎黄崇拜神人分离转换的轨迹说明，秦汉时期并无真正意义上的神权，神权只是皇权缘于自身政治需要而随意玩弄的谶纬道具，这既是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显著文化特征，也是中西封建社会判若鸿沟的主要思想标志。     

民国时期甘肃自然灾害的治理及其局限

防灾救灾工作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政府行为与社会工程.民国时期,甘肃自然灾害频繁,危害惨重.国民政府采取诸如发放赈济粮、款、以工代赈、修渠建库、植树造林、建立居养设施、防疫治病、仓储积谷等赈济灾民的救治措施,加上民间慈善团体、教会和传教士的治灾救荒,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但是成效并不显著,也未能达到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目的.其局限性在于未能建立防灾救灾的基本制度;科学知识极端缺乏,借助科学技术防止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严重不足;未能建立相应的社会救助体系;农业生产水平十分低下,群众性生产自救能力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