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朝与北元—蒙古诸部关系的演变看明人的蒙元史学编纂

有明一代,随着明朝与北元—蒙古诸部关系的演变,明代学者的蒙元史学著作也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明代前期,明朝采取恩威并举的外交策略,与此相应,出现了贯彻和反映这一策略的《元史》。以《元史》修纂为中心,出现了诸多续补、改编、补正元朝史事的著作,推动了明人蒙元史学的发展。明代中期,以"土木堡"之变为节点,明人的蒙元史学编纂发生了由战记史学作品向边镇志书的转变。明代后期,随着女真势力的崛起,明人的记述重心又发生了由"九边"向"东事"的转移,对相关蒙古诸部的记载往往附着在对女真的记载之下。     

试论明朝初期明廷与北元和女真地区的政治关系

明朝初年,明廷与北元和女真各部之间的政治关系错综复杂。洪武时期、永乐时期、正统以后三个时段尤当引起注意。此间涉及了辽东被纳哈出占据,明廷降服纳哈出的过程;蒙文、蒙语在各民族交往中的作用;明廷、阿鲁台、卫拉特蒙古贵族之间的斗争;阿鲁台、脱脱不花、孛来、毛里孩对三卫和女真地区的经略。明廷在女真地区建立的众多卫所及女真诸部的发展壮大等内容。明廷与北元的长期对抗战争是满族得以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     

承前启后 开拓创新——唐代典制史著编纂述论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处于重要阶段的唐代,是典制史著编纂的开拓和创新时期,成果卓著.其编纂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编纂特色,均对史书体裁和史学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并对后世典制体史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例”的特色

文章从客观历史进程和史学发展两个视角，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例”的特色，认为由于特殊的历史形势和史学的发展状况，“史倒”呈现出走向独立的过渡趋势，反映出浓厚的正统意识和门阀士族的名教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史学走向独立的进程，为唐初史馆撰写前朝正史奠定了基础，也为刘知畿撰《史通》提供了材料，还为后来历代皇朝修史树立了典范。笔者由此得出结论：史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深受所处时代的影响，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或许可进一步深化我们的认识。     

《殿粤要纂》的形成及其史料价值

《殿粤要纂》是一部专记明朝广西军事防务的著作，它是明代广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斗争的产物。它的再现和出版，对我们了解明廷在广西的军事布防，明廷对广西政局的驾驭手段以及广西少数民族分布、迁移、融合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汉代是经学繁盛时期 ,又是封建正统史学形成时期。经学与汉代史学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经学发达给汉代史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影响了汉代史家的知识结构 ,决定了汉代的史学思想 ,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促进了史著体例的创新。经学对汉代史家的治史目的与治史方法也有着深刻影响。考察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可从中体察汉代史学的发展特点 ,进而认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谈清代汉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

清代,汉学对史学有重要影响。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的观点在思维模式上是相同的。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使史家克服了以往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宋儒所重视的《春秋》笔法和正统论,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折射出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发展时,已很少再执著于“天理”、“心性”这种纲常名分标准来评价历史事物。当然,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也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     

盛唐时期的史学研究

史学的发达和在整个学术体系中地位的突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盛唐时期国力强盛,文治武功显赫一时。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也可圈可点,无论是史学理论创新、官修史书的编撰,还是前代史学研究,乃至地理书、姓谱之学、行政法典及目录的编纂方面,都成绩斐然,影响深远。     

近代正统论的嬗变及其对历史编纂学的影响

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的步伐不断加快,西方的历史编纂理论、体裁体例等开始输入到近代中国,客观上成为推动中国历史编纂学向近代化转变的重要标志。正统论作为传统历史编纂学的重要理论,在近代出现了颇为有趣的演变,即在前期（1840-1860年）仍受到史学家的关注,并在具体的史书实践中得到贯彻;从1860年到新史学思潮兴起前,一些史学家已经认识到正统论的不足,开始质疑正统论的合理性与权威性,希望将正统论的消极作用从历史编纂中剥离开来;新史学思潮兴起后,正统论遭到近代史学家的尖锐批判,并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探索近代正统论的演进路径及其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影响,对于我们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历史编纂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它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古代不仅有丰富绚烂的史书体裁、体例,在历史编纂理论方面也有颇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后者是支撑中国历史编纂学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     

略论明代九边军费管理的列衔问题

明代九边军费管理中的道员、通判和同知本身不属于边镇内编制,而是归属各地方系统管辖,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列衔制度。这一制度的设立是明代特殊的管理体制所决定的。列衔制度典型地体现了各管理机构间既合作又制约的关系,对边镇军饷收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宋元史学的正统之辨

宋元史学的正统之辨王晓清（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正统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传统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围绕正统的界说、区别以及内涵等问题，传统史家出现了长期争呜。宋元时期正统之辨形成了一股社会思潮，这既是当时民族矛盾激化在政治生活中的反映，也是史学...     

明代江南的役田、义田与宗族

明代江南常州、苏州等府苦于赋役征收过程中的重赋“虚粮”,设置役田应对。无锡顾氏、华氏的事例说明,设置义田与役田不仅是为了完役,也是为救济族人。义田与宗法关系的讨论集中于江南地区,唐顺之提出了义田起于大宗之废的观点,王樵特别强调义田统理族人的作用,王世贞认为义田使得社会公平。明代士大夫设置义田,也源于儒家宗法观念中余财归宗、不给资宗与“博施济众”仁政思想。明代士大夫设置义田也是效仿范仲淹,正统时杨荣与成化弘治时期徐溥、陈宗鲁、华守吉义庄较早设置,模仿者不少,士大夫对此互相激励。徐溥义田事例,导致明廷给予义田明确的政策,影响深远。明代江南义庄是作为宗族建设一环出现的,成为宗族制度的重要有机部分。     

《四库全书总目》明代翰林别集编纂标准的衍变

《四库全书》所收明代翰林别集经过多次筛选,比较《翁方纲编纂四库提要稿》《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四库全书总目》等三个编纂阶段的提要内容,会发现《总目》在编纂进程中,对明代翰林忠节之气的批评逐步加强,并试图将明代翰林的政治、道德、文章统合在中正平和为代表的圆融的文学观念之中,从而确立《总目》的正统批评观.     

明朝对“达官”的管理与优遇

自永乐朝始,明廷对于来自境外的"归降者"有意识的封授武职,赐予汉姓,安插于军卫,从而形成了特殊的"达官"集团。为了安抚、拉拢"达官",使之能真正融入明朝的制度体系之中,明廷在授职、支俸、承袭、生活待遇诸多方面给予了其超过汉官的待遇。明廷对"达官"的优遇措施增强了这一特殊群体的政治认同感。"达官"历经明代军制的多次调整,却保持不变,充分显示了明廷对这一群体的肯定与信任,也是明朝军事体系包容性的体现。     

嘉靖“议复河套”述略

明代中叶,南倭北虏,为祸孔棘。尤其是自明正统以来,北元蒙古部落入据河套,不时寇掠诸边,成为危害明朝政权的心腹之患。嘉靖二十五年(1546),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曾铣条上复套之议,内阁首辅夏言襄赞其事,给予了全力支持,后因种种原因而归于失败。虽然议复河套功亏一篑,赞决其事者又罹杀身之祸,但此一重大事件对明朝的政治、军事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十六国、北朝政权的史学及其历史意义

在十六国与北朝时期,各少数民族在北方先后建立政权,迭相兴替。多数政权受汉代以来历史文化的影响,开始进行官方的记史、修史活动。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传统史学的政治功能与文化魅力,促使北朝官方史学机制走向稳定发展。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学建设,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谱写了新鲜、丰富的篇章。而更重要的是,史学文化与历史观念的融合,成为民族大融合最具催化作用的因素。     

明代卫所军城的修筑、空间分布与意义

明代卫所军城是在继承原有城市的基础上,依托卫所制度建立的军事性城镇,主要分布在北边、沿海和内地民族聚居地区。卫所军城初兴之时,以军事功能为主,但随着历史的变迁,人口构成的异质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功能也发生分化,其中部分卫所军城叠加了行政、经济和文化功能,演变成综合性城市。明代卫所军城的设置不仅对于明代政治、军事和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明代城市以及清代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王袆的史学思想

王(?)是明初重要的史学家,在史学思想上很有独到之处。其特点是受金华儒学传统影响,重经学而不废史学,讲求经世致用;他曾在修正欧阳修正统学说的基础上,批评正统问题论述的“妄”与“偏”等弊端,提出所谓“四绝四续”的正统论,并贯彻于他的史学代表作《大事记续编》的具体叙述中,对历史做出自己的理论诠释。王(?)的史学思想,虽基本仍未跳出传统儒学观念的藩篱,但也有不少积极的内容。王(?)的史学思想对明初的史学特点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     

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史学正统论研究综述

正统论是中国史学史上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史学观念,是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历史哲学。文章对学术界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史学正统论研究进行了概括和总结,主要从正统论的起源问题、“正统”的概念和内涵、正统论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正统论研究的几个热点时段等进行了详细的爬梳和整理。最后,对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看法。     

土尔扈特等部的东归与卫拉特蒙古史学的发展——几篇土尔扈特汗、诺颜的"世系谱"

1771年,土尔扈特等部从伏尔加河东归故土,给故乡带来了新的生机,同时,清朝统治也从此影响着他们的史学传统.通过对几篇18-19世纪"土尔扈特系谱"的研究,可以取得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初步认识.随着历史的发展,卫拉特史学从对清朝"输出"历史知识开始向"接受"清朝官方史学知识转变:使用了土尔扈特东归后清朝分封后的冠名;系谱更多表现的是贵族阶层受清朝皇帝册封的历史;编纂体例受到清朝表传体例的影响.这些转变说明,土尔扈特蒙古人被纳入清朝藩部体系后,其史学意识无形中已被打上清朝官方史学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