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牟宗三对"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解读

在《易传》中天人相通带有道德和理性的色彩,"生生"是天的特性,也是人的特性,落实于人就是人主体性力量的存在,牟先生指出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正面的意义",即人通过道德实践而上达不已之"天命"与《易传》的整个体系符合。但是《说卦传》中"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天命"的本意更接近"命运"的意味,牟先生将"至于命"界定为"道德实践无法跨越的界限",也可以说是敏锐而忠实的。进一步对比《孟子》"天命"观,其内涵既有命运、命限的意味,又有道德的内容,并且是笼统的用"命运、命限"含摄"道德之正命","天"或"天命"并非全善。综合"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两方面内容,其与"尽心知性知天"有其一致性,牟宗三先生对两者比拟自有其一定的道理。总的来说,自孔子到孟子至于《易传》,"天"的神性和不可知的因素被逐渐的削弱,人主体性的强调和自信成为主流。     

论孔、墨鬼神天命观之异同

孔子、墨子之学在春秋战国之际同为显学，但分歧很大。在鬼神观上，孔子尊礼崇祀，却避谈鬼神有无；墨子则明显坚持鬼神实有，赏善罚恶。在天命观上，墨子坚决反对命定论，而孔子有时讲天命，却是在负面事情发生后的一种感叹，并非是消极的命定论者。孔、墨之学在上述两方面本质上是同大于异的，而墨子所竭力攻讦的，其实是被孔门后学改篡了的儒学     

告子:首言“食色性也”的先秦思想家

"食色性也"如今已是国人耳熟的哲理名言,但未必知道此语源出告子,而由孟子在自己书中用作辩驳对象才得保存.近年来,随着郭店楚墓竹简出土,其中《性自命出》一篇与告子言说多有相符,使研究者对告子在先秦思想史上的地位有新的认识;然而坊间把"食色性也"张冠李戴到孟子头上,甚至写进了某些大学教材.[1]于是笔者撰此短文,以示纠偏.告子与孟子是同时代人,在诸子百家中应该也算一家,可惜早已失传,只是汉代赵岐在给《孟子·告子上》作的注中说:"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称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尝学于孟子,而不能纯彻性命之理.论语曰:子罕言命,谓性命之难言也.以告子能执弟子之问,故以题篇."[2]近人杨伯峻根据《墨子·公孟篇》曾议论到告子,认为告子"似曾受教于墨子",并引梁启超《墨子年代考》云:"案《孟子》本文,无以证明告子为孟子弟子,恐是孟子前辈耳.墨子卒下距孟子生不过十余年,告子弱冠得见墨子晚年,告子老宿得见孟子中年."[3]梁、杨考证有理.     

试论孟子的天命范畴

<正> 近年来,理论界对孟子哲学思想的评价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笔者认为,全面深入系统地探讨其天命范畴,是正确评价其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就这一问题谈些看法。一天命是孟子哲学的核心范畴。他继承、发展了前人的积极成果,剔除了天命人格神含义,赋予天命以自然之天、社会趋势之天命、伦理之天命的含义。在自然观上,孟子的“天”一是指日月星辰、四时、云雨等自然现象及其发展的某种必然性;二是自然万物产生的根源     

孟庄命论比较

“命”是孟子哲学和庄子哲学中的重要范畴。孟子从传统的天命论出发,将命规定为“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庄子从道论出发,将命规定为“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其共性在于“命”对于人和物来说都是一种不可知晓、又不能把握的必然性。孟子以其自我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和对人格精神的高扬,实现了对“命”的超越。庄子则以“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和无待的逍遥之游实现了对“命”的超越。两者的致思趣向不同,但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孟子与先秦儒家性命思想

作为一种对人的价值的思考,先秦性命思想所探讨的核心是道德问题。性与命是思考的两极:命代表着外在与一,性接近内在与众。西周性命思想以天命的形式将人的价值建立在道德之中。后来的思考者致力于将天命与人性融合,这一努力有两条思路:一路以《中庸》、《易传》为代表,倾向于以天命融合人性;另一路以《论语》、《孟子》为代表,更倾向于以人性融合天命。孔子的"仁"学开创了后一条思路;孟子出,以心善论性善,并把"仁"的力量推向极致,从而将此思路完成。     

王夫之天命观及其理论创新

王夫之在天命观上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在“何者是命”的问题上,认为天命可分为“德命”与“福命”两种;在“天怎样命”的问题上,提出了“日日有天命”的思想,并在“如何对待天命”的问题上提出了“凝命”和“造命”的思想。     

儒家哲学中关于“命”的学说

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命”是儒家自然目的论与自由意志观的核心范畴,是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的架构基石。儒家哲学所讲的“命”、“天命”,有命定论意义上的含义,更有自然目的论上的含义,两种含义很长时期里被并用,到朱熹时,才明确区分了二者的差别。儒家学者对宇宙人生的态度和理解,基本上就是他们对于“命”的看法     

释“知命”——孔子思想新探之一

孔子相信天命。《论语》中提到天命,或单称天,或单称命,或天命二字联用。不论单称或联用,意义部没有多大区别。如: 天生德与予,桓趡其如予何?(《述而》)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     

楚简《语丛》前三篇思想论析

一《语丛一》第１８简云:“天生百物,人为贵。”人之所以为贵,自然是与天生之百物相比较而言的。在此有几个问题需要弄清楚:天生百物,天何以能生百物？而人之所以为贵,与天命到底有何内在的关系,与诸物相比到底有何所以为贵者？天命是“天生百物”的生生之原,而天自身才是此生生系列所从出的根柢。天命自身即无即有,天命之纯命是一种创生的活动力,而天命之所命则是命物的内涵或结果,从天命之纯粹自身性到天命诸物的生生过程中,其中必然涵摄“物由亡生”的原理。不过纯从天命的直线性下落来看,它也只是一个生生的过程,物的形成则是其结果。天…     

由“分”而“统”——荀子天人观的内在逻辑

荀子在继承孔子天命观与孟子天道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天行有常"、"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天人观思想,并通过由"分"而"统"的内在逻辑将天与人的关系统一于一体。一方面,荀子以"职"为主线,在范畴上对"天"和"人"进行了"分",认为"天职"是"天道自然"、"天行有常";"人职"就是"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另一方面,荀子以"礼"为基础,论证了"礼"是天人之"统",认为"礼"既是天道之用,又是人道之极,是形上关怀与现实关怀的辩证统一。     

康有为与孟子思想比较

康有为在呼吁立孔教为国教的过程中对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十分推崇,并对其加以发挥。这使孟子的思想与孔子一样成为孔教的基本内容。康有为对孟子思想予以吸收和发挥的过程,也是对其予以改造和创新的过程。这主要表现为:将孟子的天命论演绎为隶天独立,将孟子的性善说演绎为天赋人权,将爱有等差的不忍人之心演绎为平等、博爱等。这使康有为与孟子的思想之间呈现出不容忽视的区别。     

“天命流转”的完美逻辑与道德心态——传统中国“命运”信念的社会学阐释

“天命”构想作为中华传统神圣信念之一，象征着经由“天—命”流转而被解释为传统国运与个体人命的变迁机制，促成中国人以正命、随命和遭命三种方式验证天命人心的道德流品。这种“天命、道德、命运”信念的基本内容，根源于“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周公定律”,内含天即人、德即天、心即理的完美逻辑，呈现为以“正命”或“命正论”为楷模的道德流动范畴，以德成天运的国命和人命的方式，转成“知识、实践和行为”为特质的道德心态，继而拓展为天人同德、上行下效的科举选官制度和家国运作机制，并对当下社会的价值秩序与道德心态产生影响。     

《尚书》的“卜不习吉”观及其与《易传》的关系

《尚书》“卜不习吉”观:纵向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天佑于一德”、“动罔不吉”——“敬修其可愿”、“卜不习吉”;横向上,“天命/天德”、“王命/王德”、“民命/民德”三位一体.这与《易传》纵向上本天道而立人道、尽人事而听天命,横向上广德广业、得正得位的卜筮观义理相通.以《尚书》与《易传》互参互证,对于阐明二书相关篇章的成书年代、观念结构及其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都很有帮助.     

以天观命与以命观天——东西方天命观之比较

古代传统形而上学总是与人之本命相纠缠,本源问题欲寻找天命寓存之所。不管是中国的古代哲学,还是古希腊理智主义者,都认为天道和天命统一于仁体。当古希腊贤者认为,人为自然立法时,就形成了西方人特有的超越与反思的思维方式。古希腊理智主义对命的思考依存于知识谱系,由此开启了开显天命的技术大道。在他们看来,技术是命的座架,技术本身就涌动着人之天命的创造与开显。而中国古代传统认为命由天定,其核心思想是以天观命,其所倡导的逍遥与天命、逍遥与自由隐化于自然之中,而古希腊文明所倡导的自由由技术开显于自然之中。     

孟子天人合一思想中值得注意的两个问题

在如何理解孟子天人合一思想的问题上,有一些疑点需要认真辨析.本文认为,孟子虽然也多次谈到过有关环境的问题,但那多是受到农耕文化影响的结果,是由其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衍生出来的副产品.孟子天人合一思想主要谈的是道德境界问题,是成就道德达到人生最高层面后,一种与天地合并为一的精神感受,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天地境界、天人合一其实不过是对道德最高境界的一种特殊表示罢了.我们在讨论孟子天人合一思想的时候,应当注意这种区分,不宜将孟子有关环境的论述作为其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要部分,把孟子打扮成一个战国时代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也不宜将天人合一视为神秘主义.     

从孔子、墨子宗教信仰看儒墨学说的区别

孔子继承了以"天"比喻万物本源、最高权威的传统,时常提及"天命",但在孔子眼里,"天"已不再具有古代宗教信仰中鲜明的人格性。墨子则"尊天"、"明鬼",力行和宣扬"天志"、"义"等超然价值准则。孔子墨子宗教信仰的差异决定了儒墨学说的本质区别。"礼"教是孔子为当时混乱社会开出的一剂药方,然而"本于天"的"礼"却在"子不语怪、力、乱、神"中割断了与"天"的联系,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孔子由"畏天命"导向对"天子"、"君王"等地上权势的热衷和维护,走上"以人道为教"的"人治主义"道路。墨子则高举"天"的意志,强调神治,将其学说主张建立在"天志"、"明鬼"、"尚同"、"法仪"等宗教信仰的根基上。     

非儒和斥墨中的儒墨之同

墨子“非儒”,但所谓“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只是讥讽儒家在践履中不能真正贯彻这一原则,反因私爱而废尊卑。墨子所设定的和兼爱相对立的是巫马子唯“我”之爱的差等之爱,这与儒家所倡导的差等之爱截然不同。同样,孟子虽然批评墨子的兼爱导致无父,是为禽兽,但孟子的着眼点不在于兼爱的爱一切人的层面,而是基于卫护儒家学派的地位和孔子道统的卫道之辩。儒墨俱道仁义,同倡爱人,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博爱精神。     

荀子的伦理道德思想简论

荀子的学说,具有评判百家之言的综合倾向。这种倾向正反映当时为实现一个统一的大帝国造舆论的需要。荀子的伦理道德就是适应这种形势而产生。荀子对道德的作用、道德行为的评价以及道德修养等问题作了不少精辟的论述,也是一份宝贵的遗产。伦理道德的“源”与“功”关于道德来源问题,先秦诸子的看法是不同的。孔子认为.道德来源于天命,谓“天生德于予”。孟子继承这种观点,在《孟子·告子上》中提出了天爵和人爵的说法:“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皆人爵也。”     

王夫之天命观及其理论创新(下)

一、斥相命之术 既然上天时时处处都在命与人,"日日皆有天命",那么这个命就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王夫之从这一思想出发,反对那种根据一个人出生时的生辰八字悬断吉凶的术数小道.这是王夫之在天命问题上值得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