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仪式权力运作与乡村社会秩序构建——以黔东南苗族D村鼓藏节为例

民间仪式始终在国家与传统两种力量的交织下进行,并渐变为一种权力资源符号影响着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从民间仪式中的权力关系入手,以黔东南苗族D村鼓藏节为分析个案,关注民间节日的运作与传统力量对维持村寨生活秩序的重要作用。对传统与国家两种制度模式在村寨生活中的关系作一探讨,认为民间传统力量在构建乡村秩序中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制度要素而存在。     

碎片化的信仰——论民族民间信仰中的“文化化”建构

以民族民间信仰为研究对象,并结合丽江地区的东巴信仰展开重点分析,就其所嵌入的现实关系、权力结构和信仰建构进行梳理。认为从传统社会继承出来,经历现代性的冲击,在地方权力、经济精英和信仰精英共存依赖的"民间信仰文化化"建构中,不同群体对信仰资源形成不同的攫取,以信仰、器物和仪式的统一整体出现的民间信仰遭遇肢解,"文化化"的表象背后潜藏信仰碎片化的逻辑。     

民间信仰与社会变迁——以双江县一个布朗族村寨的祭竜仪式为例

竜神是布朗族的村寨保护神,竜神崇拜和祭竜仪式是布朗族社会中十分重要的一种民间信仰,影响着布朗族群众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蕴涵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它一方面满足了布朗族群众祈求平安幸福的美好愿望和心理诉求,另一方面也起到了维护村寨的道德秩序、凝聚民族向心力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在现代化进程中,曾经被视为"封建迷信"而遭到批判和禁止的布朗族祭竜仪式在经过短暂的断裂之后迅速复兴,并逐步参与到国家的活动中,充分展示了民间信仰面对社会变迁和国家力量所表现出来的极强的适应性.这种传统的复兴与再造实质上是国家权力、民间精英以及民众生活动力等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     

清代鄱阳湖区民间信仰文化及其当代建构——以江西历史名镇吴城为例

清代江西吴城民间信仰神灵众多,主要有万寿宫许真君信仰、睢阳庙张令公信仰和顺济龙王庙龙王信仰等。解析吴城民间信仰文化,有助于探讨民间信仰文化中的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有机互动,认知和了解吴城民间信仰神灵的主要社会功能。由此,以民间信仰文化为视域,建构吴城当代文化发展的主要路径为打造吴城民俗主题生态园、庙会民俗文化节和建设吴城历史展览馆,符合时代新发展理念。     

凝聚与认同:民间信仰在村落共同体意识建构中的功能——基于对临沂大裕村送火神民俗仪式的考察

民间信仰作为村落民众共同的情感寄托,是村民之间情感交流的重要凭借,也是约束乡村村民生活的有力规范,缘起于个体,逐渐蔓延扩展,最后发展为村落民众的共识,并形成了一套不断完善的仪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绵延传承下来.民间信仰源于乡土社会,又维系着乡土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送火神"仪式作为一种民间信仰方式,有着繁琐的程序、悠久的历史,承载着丰富的民间文化,对维系村落关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信仰及其仪式对村落的发展和村落文化的传承以及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     

信仰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建构——中国社会“信仰关系”的人类学分析

从杨庆堃的"制度宗教"、"扩散宗教",到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教体系"等研究论著,皆说明宗教研究在中国总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至于宗教"信仰"在中国的问题可能更有争议。中国宗教是信仰的权力建构,是一种以神人之伦为基础的权力关系的建构。信仰对于中国人而言,常常是指以神人—人际交往关系为基础,涉及天下、国家、道德、民间社会的重要概念。中国宗教及其信仰具有一种独特的整体性,但其"信仰—关系"乃以神人交往、人伦要求为基础,伴随着家族、伦理、国家及其权力关系而逐步建构起来。因此,中国宗教中的神人交往及其信仰,常常呈现出一种个人信仰与家族、伦理、国家、权力之间重叠与互动的整体关系,进而使信仰关系与各种社会权力纠结为一体。     

信仰关系与地方行政权力的互动——以广东南镇基督教与民间信仰关系为例

不同类型信仰间的互动与其关系构成,是一个区域规则、资源网络运作的结果,其中行政权力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关系变量。本文采用一个微观的视角,把信仰关系问题纳入到区域社会经济文化互动网络,通过田野调查,对该地区十五年前的一次民间信仰与基督教冲突事件进行梳理,分析在事件的起因、发展和解决过程中,行政权力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及其与地方信仰关系构成之间存在的关联与影响。文章认为,行政权力直接介入调配信仰关系固然效率很高,然而要建构一个良性的地方信仰关系,坚持法治,提供一个公正、平等的信仰间互动、实践的公共空间,或许更为可取。     

城市民间信仰仪式的声景建构——以福州“游神”活动为例

民间信仰是传统社会生活模式的折射，城市是现代化生活方式上演的舞台，城市中民间信仰仪式的声景建构，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观念之间矛盾与共生的体现。论文从福州民间信仰仪式中的“游神”活动入手，来探讨城市化环境下，传统民间信仰仪式声音景观的建构与变迁。一方面，在快速流动的现代化社会中，民间信仰仪式的声音空间被重塑，城市“噪音”为其塑造了新的声音基调，信仰仪式活动中民间艺术的传统性逐渐被削弱；另一方面，新的声音和新的“传统”不断诞生，丰富着城市的多元声音景观，而民间信仰及其孕育出的传统音乐文化，则是城市地方声景和文化记忆塑造中不可或缺的根基。     

国家的在场与家族共同体的消亡--以摩哈苴彝汉杂居村为例

本文以摩哈苴彝汉杂居村为例,探讨在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建设中,摩哈苴家族共同体在国家权力与地方传统的互动中消解的图景:国家"经济暴力"的利民性下沉造成了家族生产共同体的缺失,国家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下沉造成了家族仪式共同体的消亡,国家"话语霸权"的渗透性下沉造成了家族象征共同体功能的失落.也就说明,在"有国家的社会"中,特别是在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建设的背景下,国家与民间社会家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你进我退,你退我进"的弹簧式张力关系,而是国家在社会中始终占据主导性地位.     

“宗教生态”，还是“权力生态”——从当代中国的“宗教生态论”思潮谈起

当代中国宗教发展的社会实质,不仅仅是宗教生态问题,而是宗教信仰与社会权力的关系。其问题的深层,则是当代中国的权力生态问题,而非局限于基督教与民间宗教信仰的互动关系。当代中国宗教的发展及其宗教信仰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实际上是一个权力生态、社会生态问题。就当前中国社会变迁的趋势来看,重祭“华夷之辩”的旗帜,急于引申华夏传统以建构正统的信仰方法,实际上是忽略了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的宗教信仰之公共性与社会性。就其本质而言,与其说要给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一个发展的空间,不如说,如果要解决当代中国宗教信仰存在与发展的矛盾关系,关键在于开放宗教关系,还宗教与信仰的社会实践自由,给宗教信仰一个公共实践、公开交往的社会空间。从当代中国宗教信仰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我们可以梳理出权力生态及其国家定义的信仰等社会学问题。     

道教对藏汉交界地区民间信仰的影响——以洮州龙神信仰为例

自明以降,在藏汉交界的洮州地区形成了以常遇春为首的地域性民间信仰体系——十八龙神信仰。道教在明王朝加强对边地的控制与治理、试图将符合国家意志的民间信仰置于国家信仰体系的大背景下,积极融入到对洮州龙神信仰的改造过程当中,全方位地参与了龙神信仰的构建,使最终定型的十八龙神深深地烙上了道教的印记,龙神日常的祭祀活动亦由道士负责,道教的斋醮科仪也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向系统化、组织化发展的龙神信仰的祭祀活动与仪式之中,对洮州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半官方化:明清乐山赵昱信仰的双仪式结构

古代地方政府在信仰的操作上具有强大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将国家正统礼仪和民间信仰仪式改造为半官方祭祀仪式。明清乐山赵昱信仰的半官方化过程,展示了在特定的地域环境和历史情境中,地方政府对地方神灵格局的分配安排、宗教神灵在地方的意义转换、官方与民间信仰的互动影响等。地方政府通过列入正祀、更换神像、官民同祀、表述神话等途径,构造出儒家人鬼祭祀与地方神祭祀的双仪式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嘉州赵昱信仰的影响力、兴盛程度与衰亡趋势。信仰的"半官方化"现象极其复杂,其内涵在地方知识与流动状态中得到体现。     

社会多重性视野下的民间权威——以河南省路村的田野调查为例

通过对中原地区一个普通村庄河南省路村民间权威人物个人生活史以及近年来路村举办庙会、兴办集市和重修关帝庙等事件的详细考察,首先分析了路村民间权威生成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及人情与面子等因素.其次引入社会多重性的视角,探讨路村村落多方力量交错的权力关系格局以及从中所体现出的民间权威的有限性和两重性等特征,从而揭示了路村“社会”内部的复杂性,不仅加深了对改革开放之后中原农村民间权威的认识,而且深化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反思性理解.最后讨论了国家与社会交接面的问题,指出在改革开放后的路村,将国家与农村社会勾连一起的,更可能表现在同样具有双重身份的民间权威人物、村干部和从路村走出去的县市干部的错综复杂的结合而形成的权力结构或关系网络上.     

青海黄南藏族村落祭神仪式分析

通过研究仪式进而理解宗教是人类学研究宗教的重要路径。地方守护神信仰是藏族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本文作者通过对青海黄南藏族村落守护神祭祀仪式的田野考察,并深入仪式背后,将仪式与村落人们具体的生活关联起来,对仪式展演及其结构、仪式中的人神关系、人神交流方式以及仪式对村民生活所具有的功能与意义进行文化阐释。     

多层次信仰：一个蒙古村落传统民俗社会的维系——在珠腊沁村的田野研究

这是一项关于蒙古民间信仰的田野研究,在具体操作层面上,选择了一个民间信仰比较密集的蒙古村落--珠腊沁村,从村落的角度对多层次信仰问题提出了实证研究的结论珠腊沁村多层次信仰结构与村落民俗社会的多层次组织结构产生了紧密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不是因行政社会手段巧妙设计而成的,而是从村落形成之初在习俗中自然形成并世代传承下来的,是珠腊沁村信仰民俗传承世界的结构.     

姆基颇灵魂意象物性表征的社会文化意涵

彝族支系姆基颇族群的民间信仰以“万物有灵,灵魂不灭”为核心理念。在与灵魂信仰相关的各类仪式中,姆基颇将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包头、净水以及鸡蛋等物进行三位一体组合,用以表征灵魂意象,其实质是体现人们对安全、饮食以及繁衍生息的根本诉求。这些象征物在仪式中反复出现,成为姆基颇对灵魂观念理解与阐释的通属意象物,由此达成了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的统一,构成了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认同以及彼此之间的稳固联系。     

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功能及调适研究——以武陵民族地区为例

民间信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调适尤为重要。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由于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进程,各民族成员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一整套民间信仰体系,少数民族民间信仰及其仪式具有整合社区、教化民众、心理抚慰、文化传承等功能。科学认识这些功能并加以调适,有利于发挥民间信仰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积极作用。     

从巫到神灵:对孟津长秋村“大神”信仰的考察

孟津长秋村"大神"信仰形成的历史久远,信仰圈以村为核心,包括周边一些村落。长秋村对"大神"的信仰形式包括初一、十五的平日祭、一年一度正月十八的"大神"生日祭和遇旱灾、瘟疫等灾难时抬"大神"出游的"夸关仪式"。"大神"在和长秋村的民俗环境下产生,并由弱势信仰逐渐发展为强势信仰。"大神"的原型其实就是古代的巫。随着历史上巫术与道教的结合,巫逐渐上升为道教神灵。除"大神"信仰外,长秋村村民还信奉佛教、道教等。这种无明确宗教意识的多神信仰特征,这也是我国民间信仰的基本形态。     

身份与功能交互下的民间信仰景观——以青海西宁湟中县扎麻隆凤凰山为例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文化带动旅游,旅游搞活经济”的模式在全国已经成为常见的经济形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许多新建的、基于神话和民间信仰打造的旅游景观,与当地居民及海内外香客对民间信仰宗教化的理解,以及国家的宗教政策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作为一处旅游景观,扎麻隆凤凰山的九天圣都筹建于20世纪末,现已成为区域内闻名的民间信仰道场。扎麻隆凤凰山身份与功能的交互与矛盾,以及扎麻隆村权力格局对其影响无疑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现象。     

我国妈祖信仰研究现状分析

自宋以降,妈祖信仰圈与祭祀圈逐渐扩大,对东亚历史与现实均有重要的影响。与此相关,学界对妈祖信仰开展了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除了传统文献资料的整理汇编以及由此展开对妈祖身世、起源的考证外,近年来新兴学科不断介入,其研究主旨在于以妈祖信仰为媒介,分析妈祖信仰在国家认同中的作用,进而透视国家力量和民间社会的关系。文章从妈祖信仰的文献资料编撰、妈祖信仰研究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以及权力话语在妈祖信仰中的在场三个方面入手,梳理妈祖信仰研究的历史,并对未来妈祖信仰研究进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