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感的生成机理及表征

本文从德育学视域诠释了社会责任感的内涵与生成机理,并进一步阐明社会责任感的特征表现,即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前瞻性与追溯性的相联,规约性与自觉性的并举,整体性与层次性的兼顾,超功利性与关护性的结合,以及地域性与时代性的共融。     

社会结构紧张视阈下网络谣言的生成机理及应对理路

网络谣言是网络民意的畸变呈现,对社会正常运行和秩序维护具有明显的挑战和破坏作用。网络谣言频发的根源在于风险社会的全球性与我国急剧变迁结合所共同产生的社会结构紧张,具体涉及政府、媒体、民众等多个方面。因此,各级政府对待网络谣言,不单要在社会结构调整上下功夫,还要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及时公开信息,打造“透明政治”;还应从政府、媒体及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人手,进行分类型、多角度的综合处置,以此实现对网络谣言的有效应对和控制。     

社会风险的结构及治理途径

弄清社会风险的结构及其特征,是探索社会风险有效治理途径的前提和基础。在一般意义上,风险是由风险源、主体和损失性后果三个要素构成,风险的产生是基于这三个要素之间建立的某种因果联系。社会风险是指社会损失的不确定性,它包括所有自然的、人为的风险源。我们可以从风险的三个构成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上寻找社会风险治理的有效路径和策略。     

社区治理绩效损失:生成机理与矫正策略研究

城市社区基层自治的制度设计是我国基层民主治理的一个重要实践.城市社区治理机制的研究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城市社区自治是一个多元协同治理的典型.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治理水平和能力将决定着社区治理的整体绩效.文章深入解构XZ市某社区的治理功能失调的案例,提出了社区治理绩效损失的理论模型,基于绩效损失的理论视角,文章分析了不同的治理主体在该社区治理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行为、过程和结果,并分析了社区治理主体行为与绩效损失的内在联系,讨论了城市社区基层治理功能衰减、弱化的内在诱因.借助该社区治理绩效损失的生产和选择过程,帮助人们在绩效损失的视角下全面理解我国新建社区在自治的治理机制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在分析社区治理绩效损失生成机理的基础上,提出有效规避基层社区治理绩效损失的对策建议,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新的"抓手".     

“自上而下”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机理及其运行逻辑--一种历史维度的考察

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以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为基本特征。无论是皇权政治下的地方自治,还是威权政治下的社会空间,或是有限民主政治下的参与治理,政府自上而下的权能都一以贯之。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由权力的唯一性和集中性构成的一条主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自主力量的成长,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开始受到多元社会主体的抵制,未来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将有更多的选择。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善于倾听、主动回应、用足制度并适时创新。     

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与治理

现代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人为因素作用的结果。人类的过度实践及非理性的发展方式,市场经济、现代化和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政治异化和低能,社会治理失效及全球化等是最重要的风险源。要有效治理风险,增强人类生存的安全性,必须改变传统的实践观和发展方式,再造政治和提升政治能力,保证科技、经济、社会的有限发展与合理发展,优化社会治理,加强制度建设,建立风险治理责任机制和风险的复合治理结构。     

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的逻辑与挑战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健康码治理为分析样本,从结构、功能、价值三个层面揭示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挑战。结构层面,应急管理体系为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破除了制度性障碍,但同时也加深了权责失衡的风险。功能层面,技术赋能在资源整合、模式维持、目标实现、系统适应等方面迎合了重大风险治理的客观需要,但技术工具适用范围有限且不能解决技术相关问题。价值层面,技术赋能的理性追求与风险治理的善治导向具有一致性,然而效益至上的工具理性难以突破理性吊诡的困境。为此,应建立健全技术赋能制度体系,在制度理性规范下更好地发挥技术赋能的功效。     

论我国政府应对风险社会的全球治理策略

伴随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社会风险也日益全球化,并日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全球化增加了风险的来源,并将风险放大。现代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不可计量性及治理局限性导致政府治理风险的失灵。风险的全球性迫使各国政府寻求新的解决方法,风险的全球治理就是其中的一种解决方法。我国政府的全球风险治理方略应包括三个方面: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多中心全球风险治理体系、建立以政府为核心的风险治理全球协商机制、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科学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     

结构张力与情境诱发:网络谣言的生成及其治理

网络谣言作为舆论的一种特殊形态,并非偶然性的虚假信息流瀑,而是社会架构更迭中结构性张力的聚合与呈现。在社会学视野下,我国转型期语境下的网络谣言蕴含着“结构张力—情境诱发”的生成机理：风险社会境遇中的网络谣言,充当着个别人满足脱域性团结需求、缓释焦虑情感的工具;信息交互不畅态势下的网络谣言,扮演着实现畸形化信息突围的社会公器;利益张力格局中的网络谣言,充当着释放消极社会心态的重要出口;网络意识形态紊乱情形下的网络谣言,本质是民粹思维驱动下的极端行为展演;“文化堕距”状态下的网络谣言,是由直观化经验主义惯习勾勒的日常思维图景。消减网络谣言负面效应、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需要从善治思维起步,搭建面向网络谣言的国家与社会治理桥梁,将国家、社会、个体间的张力结构串联为协作默契的有机系统。     

论社会风险的秩序化治理与秩序化风险的合作网络治理

现代社会,尤其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中,风险总是无处不在.秩序化是传统风险治理的根本,国家是有组织的秩序化风险管理中心.由于秩序化内在的不完整性,其过程本身也会产生风险.此外,风险社会的来临也给传统的单中心统治国家风险治理模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惟有推动秩序化从传统的单中心统治走向现代的多中心治理,建构以政府为中心的第一部门、以企业为中心的第二部门及以非赢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为中心的第三部门之间的新型双向沟通的合作网络治理模式,才可以充分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共同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     

农户分化、风险策略与农业风险治理

当前的农业经营主体具有异质性的特点,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户普遍都面临同样的风险。而他们对风险的认知和采取的应对风险的手段和措施的不同,引起农户福利的差异并对农业经济效率产生影响。普通农户通常采用保守型策略应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一定的市场风险应对能力。治理理论强调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合作,农业风险的应对亟须从单一的政府为主导的管理转向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公共部门职责在于顶层设计,实时做好立法等制度供给,提高农业微观主体特别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风险意识,综合利用风险工具,提升风险应对能力。发挥政府—市场—组织在农业风险应对中的功能,有助于保障农户收入,推进现代农业的持续发展。     

风险社会的公共安全治理

当代中国由于巨大的社会变迁正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各种潜在的风险和灾难对人们造成的伤害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不安全,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凸显,社会对公共安全的需求快速增长。风险社会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就是把公共安全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向公民提供;政府可以是供给的主体或最终的责任主体,也可以把不同的环节分配给非政府的私人或组织去生产,形成由政府主导的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相互合作生产——供给公共安全物品的公共安全复合治理结构。     

科技伦理与社会风险治理

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无限滥用,是导致社会风险产生的价值根源.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使人类正面临着各种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积极应对这些社会风险,将其控制在个人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避免其转化为社会危害,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介入伦理价值的维度,确立和倡导科技伦理的价值规范,是有效规避和治理社会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     

风险防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新的重大任务

社会治理致力于构建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现代社会,本质在于对社会风险的防范与化解。我国业已形成的社会治理体系为创造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提供了制度保障,但一些领域一些地方被动应对矛盾的问题较为普遍,主动防范风险略显不足,未来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从矛盾应对向风险防范转变。更大力度注重风险防范,是主动适应社会风险发展趋势、弘扬重民生重教化等优良治理传统、破解我国社会治理现实困境的内在要求,有利于兼顾社会治理多重目标、提升社会治理整体绩效。强化社会治理的风险预防导向,要以社区治理、矛盾预防为重点,着力让治理理念更加普及,让政府兜牢治理底线,让人民成为治理主角,让治理的服务基础更加坚实,让财政的引导作用更好发挥,让教化传统得到更好传承,让数字赋能的效能充分释放。     

风险社会及其有效治理的策略

张成福、谢一帆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撰文指出,风险社会是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在社会科学界被广泛认同和讨论的概念之一。风险社会的形成,归根结底在于风险从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过渡。人口、资源环境、科学     

风险社会与全球治理

经济和技术的不断发展所带来的副作用使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一个“风险社会”,而当今全球化的力量正在不断地形塑出一个全球性的“风险社会”。这对于工业化和现代化以来的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基础上的风险管理制度提出了挑战,而“全球治理”由于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权力运行向度的多元性和治理范围的广泛性,为人们提供了一条管理全球化时代的风险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