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组织化”抑制“割据化”:1911年-1949年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背景、范式和展望

"割据化"的政治权力结构阻碍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社会辅垫。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如何有效地组织国家政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因此,"组织化抑制割据化"也就成为贯穿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基本线索。在这个基本线索中,"政党—国家"模式构成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范式。"政党—国家"模式以国家主义政党为载体,依靠政党的"组织化"力量,以"一党执政"的政党结构与"政党—国家"一体化的党政关系为主要特征。这种政治现代化的范式有利于自上而下的政治整合,克服"割据化"的政治权力格局,从而维系国家政权的统一。但是,这种范式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也表现出客观的历史局限性。     

论建国初期党的单位化组织理念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化理念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理论。这一理念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的领导方法和执政方式。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基层社会又体现出单位化走向,并最终形成为单位制度。一般认为中国社会的单位化始发于1950年代中后期单位制度确立之后。文章认为早在单位制度形成之前,基层社会的重组已然体现出一种单位化走向,新政府成立以来的城市社会实际上是一种单位化的重组。     

“后乡土时代”中国乡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困境及应对

后乡土中国乡村组织化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较前虽已有所发展,但仍处在起步阶段且已陷入到发展不足境地。造成这种困境的主因：发展上的政府性对民间性的攘夺;内部治理上＂一股独大＂操纵了＂一人一票＂;运行上＂重组建＂与＂轻管理＂;资金供给上的＂难贷款＂与＂贷款难＂的困境。而要走出此种困境至少需要做到：政府角色的清晰化和官员行为的厘定、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和社会资本拓展、农村内生金融体系的建立与形成,以及对社会成员合作教育的注重与开展。诸多因素耦合而成一种内在驱动力,浸润并改变着农民的品质和态度,促进农村组织化的深化与发展。     

农村再组织的政治学解读

中国农村的组织体系曾经历过数次演变,中国农民曾被高度组织起来,但现在却处于一种低度组织化状态之中,现实的困境告诉我们:中国农民必须再一次被组织起来.摆脱流行的经济学分析框架,我们倡导农村再组织建设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目前农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它对农村的政治发展同样意义深远.     

组织化水平与规模效益——农民组织化与“三农”问题的解决

本文主要分析了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重要意义;根据农村近年的实践探索,指出了提高农民组织化的形式;最后针对如何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提出了对策。     

组织成长:新农村建设新载体的构造

组织成长是新农村建设的新载体,针对农村小农经济色彩浓厚的特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提高农村经济发展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农村组织的成长。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大力推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扶持和发展新型经济组织。贯彻和实施《农民合作社法》,赋予农村组织法人地位。在尊重利益多元的基础上,促进民间组织的成长。     

集体行动中的“准组织化”及策略应对

本文讨论对象是当前中国集体行动中较为普遍的一种组织形态—“准组织”,试图在对经验观察与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归纳出关于“准组织化”集体行动的组织形态、行动策略以及由这些策略互动所型构的行动轨迹的具有理论分析意义的一组命题.而且,在同中国集体行动研究以及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中的组织理论展开对话的同时,也为引导集体行动走出“组织化”与“制度化”的双重困境提供了一种组织类型学的知识基础.     

大学评估运动:“组织化动员”的概念、特征与悖论

针对我国大学独特的评估运动现象,本文提炼出"组织化动员"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界定。作者分析归纳了大学"组织化动员"式迎评的八项特征,评析了这个十分矛盾又独特现象的三重悖论,指出深入挖掘和分析"组织化动员"背后原因的意义。     

分布式社会的再组织：基于传播学的观点——社会深度媒介化进程中协同创新理论的实践逻辑

随着新传播时代的到来,人类生活的自由度空前提高,实践半径不断扩大,社会圈层逐渐打破,传统的组织关系正在弱化和解构,呈现出分布式社会的鲜明特征,由此,如何实现社会的再组织化便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显然,新媒介正在以新的连接、新的标准和新的尺度构造新的社会,实现社会的再组织,这是社会深度媒介化的典型特征,而传播技术在这个深度媒介化进程中扮演着“核心序参量”。因此,在社会深度媒介化进程的“连接与再连接”中如何构建“自组织范式与多元共治”协同创新的演化路径是其中的关键,而“以人为本”既是未来传播时代不变的底层思维,更是检验未来媒介化社会能否协同创新、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价值标准。     

百“化”来自一“化”

我们常说,要在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必须实现工业化、集体化;要使我国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现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化学化,自动化……。然而所有这些“化”又从何而来呢?万“化”归宗,不外乎是一“化”,卽:革命化。革命化——人的革命化——人的思想革命化,作风革命化,方法革命化,这是使旧中国变为新中国的法宝,也是使落后的中国变为先进的中国的法     

市民社会理论视域下的回族宗教组织研究

市民社会是黑格尔分析社会秩序结构时使用的重要范畴,市民社会理论为社会秩序的建构在国家与家庭之外,引入了一个社会的向度,用市民社会理论对回族宗教组织进行分析,从而为回族聚居区市民社会的建构提供一个发展的路径,其前提条件是回族宗教组织的现代转型.     

组织化:农民工“虚城市化”到市民化的理性路径

在我国具体国情和制度背景下,农民工群体中呈现出"虚城市化"这一暂时现象,为消除这种现象,尽快完成农民工向市民化的转变,应该大力提升农民工组织化建设,它不仅能促进诉求机制的发展,塑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还能产生聚合效应。农民工市民化的组织化路径是在确立制度原则的同时,完善制度支持和组织载体建设。     

超越“精英主义”范式和“政府本位”理念——也谈税费改革何以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

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是社会各界关注较多的一个"热点"话题.走出困境的思路在于政府与农民社会关系机制的重构,确立农民的主体性地位,组建基层乡民社会的"中间组织",使之成为凝聚与表达农民自己利益的实体资源,;同时也借此实现"以社会制约权力",改变民众在与国家基层代理人博弈过程中的弱势地位,并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非规范性行为"进行抑制.     

新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民组织的关系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社会的发展以及农村社区建设的展开,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将逐步提高,这种组织化不同于人民公社时期完全由党和政府主导的组织化,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农民的“自组织”。在组织类型上,农民组织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各类农民组织的功能会大幅拓展;农民的组织身份也将多元化。组织类型的多元化、组织功能的复合化以及农民组织身份的多元化,一方面使得广大农民表达和实现自己利益的途径和来源多元化,自由空间在不断拓展,因而对基层党组织的依赖减弱,传统的党群关系模式面临新的挑战;另一方面,这也使得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面临一些新的领域和问题。在新的形势下,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民组织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模式,切实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带动其他各类基层组织建设”的要求。     

家政服务业的“非正规性”与发展策略

目前我国的家政服务业在总体上处于“简单劳务型”的初级层次 ,具有明显的非正规经济和非正规就业特征 ,但也出现了向“知识技能型”、“专家管理型”发展的趋势。从协调城乡发展的角度 ,笔者建议采取如下策略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加强教育培训 ,增加家政服务员的人力资本 ;采取组织化运作方式 ,改变非正规就业形式 ;政府扶持、社会支持 ,为家政服务业创造良好的外在发展环境。     

河北省农民组织化发展新趋势及支持政策——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例

分析了河北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出现的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合作形式丰富多样、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产业联系更加紧密、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出现联合化趋势、互助合作金融组织开始发育等新趋势,提出了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坚持多元化发展、健全农民合作组织的内部运行机制、健全农民组织网络体系、培育农民合作金融组织、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等措施。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困境分析——以机制问题为中心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较前已有长足发展,但仍处在起步阶段,且陷入到了"难发展"与"发展难"的境地.造成此种困境主因是其发展过程面临着"机制问题":生发机制上的政府性;内部决策上的 "一股独大";运行体制上"重组建"、"轻管理";资金供给上的"难贷款"与"贷款难"的困境.而要摆脱这些窠臼需要政府角色的清晰化和官员行为的厘定、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和社会资本拓展、农村内生金融体系的建立与形成,以及对社会成员合作教育的注重与开展.机制系统的健全将会凝聚形成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内在驱动力",浸润并改变着农民的品质和态度,促进农民组织化的深化与发展.     

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视角分析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功能

社会转型内在地包含了社会要素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和社会组织系统在结构上的改善。社会组织的数量和种类的多少可以反映一个社会的组织化程度的高低和社会组织系统在结构上的优劣。因而,社会转型在组织层面上总是与社会组织的数量和种类上的增长有直接的关系。由于企业组织与政府组织所承担的社会职能总是有限度的,这两类组织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张,因而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大地依赖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本文试图从社会转型的视角讨论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社会意义,同时从非政府组织这个切入点来讨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微观基础。     

“千万”、“万千”的词汇化和语法化

上古时期,＂千＂、＂万＂常作数词用,二者还可并用作位数词,后发生词汇化,成为一个并列复合词,表＂众多,许多＂义。唐代时,＂千万＂虚化为程度副词,稍后就产生了语气副词用法。其语气副词用法的产生是＂千万＂进一步语法化和主观化的结果。其同素逆序词＂万千＂经历了类似的词汇化和语法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