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财税体制改革的法治逻辑及法律调适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等一系列现代化治理目标。探究这些目标可以发现,新时代的财税体制改革过程,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秉承着内在法治逻辑,并伴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不断调适的过程。     

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

针对"法是怎么适应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命题,以1978年以来的"第三次法律革命"为时代背景,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历程予以回顾,按照理想类型的方法可归纳出"社会管制""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这三种国家治理模式。"拨乱反正"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制"模式,强调法治的价值启蒙,以"压制型法"为手段、追求政治领域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制度设计,以"自治型法"为手段、追求经济领域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实践关切、以"回应型法"为手段,追求社会领域的共建。中国经历35年的现代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就,但仍没有完全实现现代法治建设所追求的"法治秩序","社会治理"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理念。     

依法治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

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环。积极探索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蕴含与实践路径,乃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中提出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从社会学视角来看,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种以设区的城市区域为空间范围,以党委、政府、群团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自治组织、公民为社会治理主体,以党建、法律、道德、心理、科技、民规民约为社会治理手段,以社会治理理念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重点内容,以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为行动目标,以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制度目标的整体性社会发展过程。在实践层面上,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就必须践行市域社会治理的理念、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理念现代化,就必须践行"铸魂""民本""协同""融合""服务""创新"六大理念。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就必须坚持"一建五治",坚持党建引领,坚持自治、法治、德治、心治与智治并举。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提升风险防控、舆论导控、群众工作、破解难题、资源整合、信息处理等...     

法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实现路径

法治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结构关系角度看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特征、题中之义和重要标志;从法治实践看,推进法治的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法治对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途径、重要保障和基本方式。通过法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主要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正确处理法治和其他治理方式的关系;打造一支素质过硬的政法队伍。     

中国共产党政党法治建设:历史进程、基本经验与时代要求

政党法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的关键之举和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政党法治建设的历史发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政党法治建设阶段;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法治建设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政党法治建设历史进程中积累了宝贵经验,主要包括:在思想认识上明确政党法治建设的战略地位是前提条件,建立健全一整套科学有效的政党法规制度体系是核心要求,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是关键环节,真正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作用是根本保障,在全社会范围内努力培育与建设法治文化是重要条件支撑。在全面依法治国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法治型"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政党法治建设的时代要求,也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政党法治建设历史发展问题得出的基本结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党的建设制度发展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由政党、国家与社会三个主体性要素构成,其中政党具有领导功能,社会主义原则与"党建国家"的路径使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中更是起到了核心推动作用。这就意味着党的建设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反过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也对党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随着国家治理体系逐步走向定型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提出,法治与制度建设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由此决定了党的建设也必须在制度化以及根据新的要求进行制度改革上同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党的建设制度发展应该从政治结构空间和要素结构空间两个维度入手,推动党的领导制度、党的执政制度、党的治理制度以及党内管理制度等四方面的改革与发展。     

坚持和创新“德法双治”治理范式

在治国理政的方式上,德治与法治是两个主要手段。纵观中外历史发展,只有实现法治与德治的协同互补,才能形成良好的治理体系,产生好的治理效果。古代中国奉行"德主刑辅"的观念,坚持德法并用,实行"重德轻法"的治国方略。这一治国方略曾产生积极影响,但也有着明显的缺陷。当代中国要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德法双治"、德法相济,构建和实施"德上法下""循法成德"的新型治理范式。     

法治中国视阈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法治中国建设,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为此,就必须把国家治理体系、治理方式的变革纳入法治的轨道,通过法治中国建设,构建政府、市场、社会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支撑、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并且通过法治中国建设,切实提升国家治理主体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公共事务的能力。     

论社会主义的规则之治

法治是规则之治,是供治者选择的国家治理方法之一,表现在国家治理运行状态上的特质就是"治者从法"。"从法"而治的国家所"从"之"法"不同,其法治的性质也就不同。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的本质区别是法律的性质不同。社会主义不是自发产生的,社会主义法治是预设前提的法治。要保证法治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就必须保持法律的社会主义本质,并不断给法律输入社会主义精神。现代法治是宪法之治,而宪法之治的基本要求是遇"事"询"宪",依"宪"制法。立法是最重大的国家治理活动,法治国家的最基本特征是依"宪"立法。为了保证法律依"宪"而生,国家应当建立立法的宪法依据阐释制度及合宪审查制度。     

法治与德治结合:一项高屋建瓴的治国方略

△"法治"与"德治"并重并用,才能治理好国家△必须科学对待传统文化中的法治与德治思想△实现法治与德治结合应有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要加强法治和德治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关系探析

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在于推进制度治理。制度治理蕴含着“规则之治”的法治精神,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是国家治理法治化。国家治理法治化的载体是一国法治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我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要牢牢坚守“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这条根本红线,确保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终极目标;要始终把握住“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特征,将各项举措有机联系起来,确保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工作的价值方向。     

论法治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意义与价值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国家治理体系以法治为基础,国家治理能力以法治为保障,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法治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以宪法和法律法规为规则载体的法治体系作为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他国家制度协调运行的保证。法治所体现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价值导向,是国家治理体系发展所必须依存的规则。法治本身所特有的组织管理、规范校正、惩戒救济、激励引导功能可以协调平衡不同治理主体的思想观念、利益取向等方面的差异和冲突,借助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引导,整体性地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防范政治风险的实践历程与重要经验

政治风险是政党主体在社会革命与国家治理中引致的各类风险要素综合,包括政权风险、制度风险、政局风险、意识形态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等基本样态."新革命""新中国""新时期""新时代"坚持党的领导,坚定政治信仰,严肃政治生活,严守政治立场是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防范政治风险的重要经验.新时代防范政治风险须处理好"内与外""存与变""防与攻""治与制"的内在逻辑关系,在优化党内生态中统筹国际政局,在减少风险存量中控制现存变量,在谋求防范先手中善用应对高招,在推进风险治理中彰显制度优势.     

论新时代法德结合共治之道

法德相互结合与法德兼治、共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的治国理政之道。法治与德治虽然都是国家的治理方式,但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作用与功能,二者各存其局限性。只有把法律与道德各自的功能有机结合起来,以法律调整人的外在行为,以道德教化人的内心,二者相互辅助、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做到内外兼治,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和社会。从历史和实践维度观之,法德结合共治既是中外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价值。要真正实现法德结合共治,方法与有效路径有三：第一,发挥道德教化的功能,使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相结合;第二,以法治承载道德,以法治保障道德;第三,强化领导干部在法治与德治中的关键作用。     

制度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与指向

制度问题是国家治理中的根本问题,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是实现制度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是一个在深化改革中不断完善和逐步定型的过程。确保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权利,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价值指向;民主既是一种国家形态,又是一种国家形式,从根本意义上说民主就是国家治理,与国家发展状态和国家命运有机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民主与法治不可分割,制度现代化与法治现代化相辅相成,统一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部实践。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政府责任论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政府责任可从概念、关系、方法三个角度进行厘定与考察。就政府责任的概念而言,其包括行政宪制责任、行政治理责任、行政行为责任三个在结构与功能上内在关联的复合层次,最终统一于行政法治。就"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而言,"共建共治"要求这三元治理主体之间应互动协同,政府责任体系必须置于治理格局之中,通过化解诸多法治风险予以重构。就政府责任的落实方法而言,应遵循"责任法定"的基本原则,依归法治方法,使政府既能回应蕴含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中的责任嬗变,又不失蕴含于依法治国方略之中的行政法治本色。     

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原因和途径的探析——以十八届四中全会为背景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之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中共中央从时代要求、理论要求、实践要求出发提出的,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我们必须正确认识依法治国,从树立法治信仰,增强法治观念;维护宪法权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坚持以人为本,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等多个方面来探析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途径,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落到实处。     

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概念与功能

在建设法治中国的时代进程中,推动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形成和发展,无疑是当代中国地方党委、政府依据国家法治发展的大政方针所作出的重要法治决策与政策安排,是由党委、政府组织实施的一项开创性的法治事业。法治建设先导区域乃是国家法治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展示了国家法治发展的未来趋向,这不仅是实施国家法治发展战略的"试验田",而且是贯彻区域法治发展战略的"先行者",体现了鲜明的法律政策目标,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样本或示范的意义。推动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形成与发展,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全局与重点的关系、国际与国内的关系,进而充分发挥法治建设先导区域的功能作用,创新区域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区域社会治理能力,激发区域社会创造活力,深化区域法治创建,优化区域法治环境,进而展示法律政策的内在根据和功能取向。     

当代中国纠纷解决的三种话语及实践探析

引入"话语"概念,"道德话语""政治话语""法律话语"可以作为当代中国纠纷解决的三种话语。"道德话语"是以中国传统思想为指导、以儒家伦理中的"礼"为中心建构起来的、强调实质正义的话语体系;"政治话语"是由中国共产党缔造的、为了一定政治利益和政治目标并经历了共产党建设到国家建设演变历程的话语体系;"法律话语"是以保障现代社会"权利—义务"关系为核心、以国家制定的法律规则体系为导向、强调程序正义的话语体系。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三种话语指代了三种不同的合法性生成系统,并呈现出"显性分化"与"隐性冲突"两种相貌。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探寻三种话语之间的关系协同与权威配置。只有符合中国本土文化的法治建设,才能持久运行,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