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劭《人物志》的才性品鉴法

主要从四个方面分析中国古代人才学系统性理论著作刘劭《人物志》的才性品鉴法:一是《人物志》人物品鉴的现实针对性;二是其人才分类对传统阴阳五行思想的吸收与借鉴;三是用列表分析的方法对《人物志》按德、法、术三种标准分出的十二种人才类型进行比较分析;四是其具体的人才考察方法。     

才性论中的“清”观念——以《人物志》为中心

《人物志》一书虽然主要讨论的是人才的鉴识、选拔、使用等问题,但作者刘邵在研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对人的才性问题多有精微的辨析,其中蕴含着尚＂清＂的审美观念,清气、清雅、清朗、清介、清节等概念分别对人的气、质、形、神、德等方面作了描述,在人物品鉴中表现出一定的审美取向。梳理《人物志》中的＂清＂观念,对于了解古代才性论的特点以及作者的审美意识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刘劭《人物志》中的逻辑思想

刘劭的《人物志》一直以来被当成是一部人材学著作,而该书中所渗透的逻辑思想却不太受重视。笔者将谈谈《人物志》中隐含的“名实观”、“论辩思想”、“推论方法和分类形式”等逻辑学思想。     

转型时期的才性理论─—刘劭《人物志》研究

中国古代以“才性理论”为核心的人论与文论，于汉魏之际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此时期思想界对人之关注与研究，其理论重心逐渐由“伦理”转向“心理”，由对正统儒家整体性道德规范的恪守，转向对个体气质、性情、才藻、智能的崇尚。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刘劭《人物志》具有精典意义及丰碑价值。     

《人物志》的价值及历史意义

《人物志》是曹魏时刘劭所著的一部人伦鉴赏的专著。该书主辨人材,以外见之符,验内藏之器,分别流品,研幽摘微,并推演出专门的方法,遂成一学。本文除对《人物志》作一定的评介外,略考其学源,同时还对该书的学术价值及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贡献作一定分析评价。     

试析刘邵《人物志》的人才学说

刘邵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他著的《人物志》是流传至今的我国第一部人才学专著。他认为 ,通过九种表征可以发现一个人的性情、气质和心理。根据人的德行和才能素质的差异 ,刘邵认为人才有“兼德”、“兼材”和“偏材”之分 ;根据人的专长、流派和职业 ,还可将人才分为十二类 ,即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等。关于人的素质 ,刘邵不仅论及人的德行、才能、学问 ,而且还注意到人的性情、心理。为了知人善任 ,刘邵提出了一套鉴别人才的办法 ,即“八观”和“五视”。在人才任用问题上 ,刘邵认为君和臣的职责不同 ,各自所要求的才能也不同。君主以善于用人、听纳和赏罚为能 ,臣属则以自任、能言、能行为能。     

试论《人物志》中的儒道名法兼综思想

刘劭的《人物志》内容兼综儒道名法各家思想,博采众长。《人物志》以儒家“中庸”思想为主流,对道家思想则采取了援道入儒的方法,为此后的玄学家提供了新的思考模式。针对当时名实不符的情况,刘劭在《人物志》中引入名家思想,具体而详尽地厘定了名实问题,并借助法家思想使《人物志》得以升华和深化。     

刘劭《人物志》的人才测评思想

刘劭字孔才,三国时魏国思想家,广平邯郸(今属河北)人.他博多学识,著作宏富,其<人物志>一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人才心理学专著.该书吸收、借鉴并发展了前人的人物品评理论,其中人才鉴别理论对今天的心理测评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借鉴意义.     

魏晋南北朝人才思想中的杂家色彩分析——以《人物志》与《颜氏家训》为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两汉定儒学为一尊的思想禁锢被突破,思想界儒、道、名、法诸种学说互相渗透,形成彼此会通的复杂面貌.<人物志>与<颜氏家训>"不专为一家之言",是魏晋南北朝思想领域中涉及人才问题的两部极有特色的著作,其人才思想中均具有较浓的杂家色彩.但总体而言,<人物志>兼儒、名、法、道,儒为其道德指导原则,至于思想方法及内容上则以名、法、道居多.<颜氏家训>兼儒、名、道、佛,其中儒家是主流,其余则为支流.二书"兼综驳杂"的杂家风格的形成,源于三个方面的因素,即其作者刘劭与颜之推的广综博学和对前人丰富思想遗产的继承以及当时较为宽松的社会现实环境.<四库全书总目>将二书列入杂家,确有其理由.     

从《人物志》与《颜氏家训》看魏晋南北朝的人才观

本文根据《人物志》与《颜氏家训》中关于人才分类和人才成就观的论述 ,结合魏晋南北朝有关人才理论的流变轨迹 ,对比分析了二书的人才思想内容和特征。本文认为 :除了受时代环境影响外 ,个人经历、家族背景以及个人写作动机亦是影响魏晋南北朝人才观思想风貌和文化风格的重要因素。本文进一步指出 ,二书是中国传统官僚士人知人论世思想的产物 ,具有追逐世功和全身避祸的倾向 ,从另一侧面展示出中国古代人才理论的功利性和保守性特征     

《人物志》与《颜氏家训》才性观之比较

才性问题是中国古代人才思想中的重要论题之一，对其讨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高潮，而以刘邵《人物志》与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最具代表性。刘邵的人才思想虽受到了曹操“唯才是举”思想的影响，但更注重从名理学的角度探讨人的天赋素质与人德行、才能的关系，并坚持“学习有限论”。颜之推则对汉代以来“唯德是用”的人才观提出了异议，并强调后天学习对人自身发展的巨大作用。二人均主张“德才兼备”的选才标准，体现出了共有的批判性和独立思考精神。     

《离骚》与屈原之集——以《楚辞》成书研究为中心

《离骚》是《楚辞》中最瑰丽、最重要的一篇抒情长诗,被誉为《楚辞》之祖。而汉后诸籍,也常将《楚辞》径直称为“离骚”。历代研究者认为,此种现象为艺术上之假借。但笔者通过对《楚辞》的成书过程的考查和对有关历史资料的重新爬梳,认为“离骚”一词,不完全是用借代的手法以篇名来代指集名,而可能是一部真实存在之集名。且《楚辞》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之过程,并在汉代逐步完成了由个人别集向地域流派总集的转变。极其可能的是,在汉初刘安时已经存在一部名日《离骚》的诗人别集,并一直沿用《离骚》之名,直至《楚辞》最后成形即刘向编辑《楚辞》。     

由《燕行录》看清初朝鲜士人的华夷观——以李宜显《燕行杂识》为中心

明清时期,朝鲜与中国保持典型的“册封一朝贡”关系。但在传统华夷意识的影响下,朝鲜使臣对待清朝的态度远不像对待明朝那般恭谨虔诚,表现出异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们迫于满清的政治压力履行历年的朝贡义务;另一方面,基于“小中华”和“礼仪之邦”的文化优越感,他们又对文化底蕴相对贫瘠的清人持有排斥的情绪。康熙五十九年和雍正十年,朝鲜文臣李宜显两次以正使身份赴清,根据沿途见闻撰写了使行日记《庚子燕行杂识》和《壬子燕行杂识》。两部作品逼真摹绘了18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广阔图景,并将笔触深入士人群体的内心世界,再现了以燕行使臣为代表的朝鲜士人的华夷观,可作清代朝鲜士人文化心态研究之益助。     

《人物志》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人物志》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人才的专门论述,其中诸多观点对我们今天的学校道德教育乃至公民道德教育不无启发.当下的教育在道德教育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和纠正.教育体制和教育方式的转变,应该切实把课程思政化落到实处,使教育现实化、精致化,关注到每一位受教育者;要注意引导学生,给学生以良好的学习方法和途径,防止学生走弯路甚至走上歧途.     

论孙频历史书写的叙事调整——以《以鸟兽之名》等为考察中心

孙频是个不断寻求创作变法的作家。以《我看过草叶葳蕤》《松林夜宴图》等为界石,孙频有意识地走出了自我内心的封闭空间,以人物命运与时代的共振展现历史对人的型塑乃至围困,相比于早期的《疼》《盐》《裂》,此一阶段的小说呈现出更为宏阔的气象。而在近期发表的《以鸟兽之名》《骑白马者》等中篇小说中,孙频再一次调整了其介入历史的姿势,历史叩访主体逐渐清晰地凸显为个体之“我”,而“我”向空间化历史的叩访更呈现出反思历史和探究现实出路的双重意义。与此同时,在普遍滞重的当下历史书写中,孙频实践着走向轻盈的可能。     

《中华本草》化学成分命名法

介绍在《中华本草》编审工作中化学成分的命名原则以及几种常用方法 :植物学名定名法、衍生定名法和音译法 ,并对每种方法作了较详细的说明 ,为规范化的标准定名法提供了借鉴     

试论《金瓶梅》命名之深义

《金瓶梅》书中的女角色有几十人,重点描写的也有十余人,而作者却用其中的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人为书名,尤其是庞春梅仅仅是个丫头,确实令人费解。倘若弄清了这三个女人在小说的创作意图、主题及情节结构中的作用,便可看出作者选用她们为书名的深义。     

匠心独运 含蕴丰富——浅谈《红楼梦》的命名艺术

《红楼梦》命名艺术最突出的是它的人物命名,不仅与其身份、个性、命运遭际相一致,而且与整个红楼故事密切相关,成为作品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整体。而其书名、地名、物名等的命名,也都匠心独运,颇具特色。     

《玉篇》命名新论

南朝梁陈际顾野王所著《玉篇》是我国第一部以楷书为正体的字书。我们认为,诠释《玉篇》得名的思路理应落实在两个方面:阐释用做字书之名的"玉"的相关文化义;明确梁时及梁之前社会历史文化对顾氏以玉名篇的影响。如此双管齐下,才会相得益彰,找到其中语言文化交通的桥梁,才可能得出较为接近历史真相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