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现实主义"的中国接受

从20世纪的中国文学角度看,"现实主义"的中国接受历经了从写实主义到现实主义的两阶段,现实主义的文学确认有助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进行,而现实主义的政治独尊则显现出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偏至,现实主义的中国发展只有脱离政治化的负面影响才能走上文学自主的更新正轨.     

为"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学"正名

该文从中国文学的发展实际出发并结合语言符号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及相关称谓进行了论析,认为它们的"能指"所表示的共现复合不具有惟一确定性和不可再现性,无法明示该时期中国文学之特质,宜用"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学"来指称该时期中国文学.该指称同时蕴含着一种理论模式和一种历史视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编纂皆有重大意义.     

探寻"流行"之精魂--读马树春新著《中国当代流行歌曲的文学阐释》

对"流行歌曲歌词"的研究一直是中国"流行文化"研究的空白,马树春凭借丰厚的学术底蕴,以一个当代学者敏锐的学术神经,以一个文学评论家的独特视角的《中国当代流行歌曲文学阐释》捕捉了"流行歌曲"之精神和灵魂.     

重谈"重写中国文学史"

上世纪 80年代末 ,有人提出“重写中国文学史”的主张 ,“重写”遂成为中国学界的热点话题。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看到了许多重写的《中国文学史》 ,从中仍可以看到“重写”中存在的理论盲点 :即主要从政治历史及文学本体的角度思考“重写” ,并没有看到今天文学史最大的问题所在。重写的文学史依然是某种“话语霸权”影响下的产物 ,是“残缺”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应补上“现当代文言文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这两个残缺 ,这不仅是文学史写作的需要 ,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需要。我们的目的是要倡导“多元共盛”的观念 ,“多元”才是催生文学繁荣的标志     

"亚现代性文学":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智性选择

在现代性文学和传统性文学之间,存在着一种“亚现代性文学”,即“中国民族性与世界现代性结合的文学”。它体现为以鲁迅为代表的有意进行中西方文学结合的创作实践;由林语堂所开启,张爱玲、王安忆等人所继承发扬的现代都市文学;以周作人、余秋雨等为代表的文化性文学和以萧红、郁达夫及后期余华、阿来等当代作家为代表的个性化文学这样四个方面。“亚现代性文学”是中国新文学自身发展的智性选择,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的价值观和读者的审美诉求,具有独特的美学品质。     

论中国文学的"悲秋"主题

“悲秋”是中国传统文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主题。借助蟋蟀、蝉、柳等自然景物与生活景象的描写,或表现逝者如斯的生命感怀,或传达死亡断灭的人生感伤与人生愁绪的无限感慨,而对“悲秋”主题的超越则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悲秋”主题。     

深入探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进程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传入中国,在中国文坛引起了较大的轰动,使人们以全新的角度去审视文学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化进程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推动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奠定了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拓展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视野,突出了女性文学的新视阈与新风貌,对女性意识和女性文本的独特关注,也促进了中国女性写作的繁荣和发展。     

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和文体资源

本文探讨了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复杂关系。认为基督教进入并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精神和形式上的重要资源。现代作家借鉴了基督教思想和《圣经》的文学价值 ,并创造性地加以文学表现和转化 ,从而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丰富而独特的意义世界和话语方式。文章还进一步比较性地探讨了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 ,同中国传统文学与佛禅和道家 ,西方文学与基督教联系的相似性和差异性问题。由此提出建立中国文学的现实性与终极性 ,民族性与人类性价值相互统一的美学意义和必要性。     

《周易》与中国美学"常""变"生化观

中国美学强调文艺审美创作"常"与"变"的相依相成、相生相化,认为"常""变"是相对相向、相依相待、相互转化、相互统一、互为一体的.因此在中国文艺美学看来,文学生成的开端即终点,终点即开端,文、史、哲相通圆融、相互构成.注重文学审美创作的会通变化、与世推移、求新务新,是中国文艺美学的民族特色,也是中国文学的独特走向.     

现代中国市民小说的市井意识

现代中国市民小说创作充满了浓郁的“市井意识”,已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如何正视中国市民小说的这些特质及其独有的某些形态、深入到具体的历史情景中去而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概念和范畴来定义和分析现代中国市民小说,应是文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中国制造"与"中国设计"

“中国制造”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中国知识产权的重要课题。中国“入世”以来越来越多的外企抢滩中国，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制造业---“中国制造”的快速致富，同时也使外企在中国土地上大获利益。“中国制造”与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走向，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而“中国设计”既是中国知识产权的重要内容，又是“中国制造”发展不可或缺的积极因素。设计就是创新，一个没有设计的国家，将永远不会走在发展的前列。     

"文化中国"概念溯源

"文化中国"这一观念的最早提出者是以温瑞安为代表的马来西亚"华侨生",最早将其引入学术研究领域的学人当推韦政通,将其发扬光大并成功运用于学术实践的实系傅伟勋教授,杜维明则是"文化中国"论说在英语世界的弘扬、宣传者;张岱年、方克立、郭齐勇、陈卫平、胡治洪等一批学者则是"文化中国"理念在国内学术界的提倡者.     

多民族“中国”的构建:司马迁《史记》的“中国”观

司马迁《史记》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虽然有指称"一国之中心"、"中原"、"华夏汉族"和"文化"等涵义,但主要的还是用来指称国家政权。书中称夏、商、周国家政权为"中国",包括夏、商、周国家政权控制的各族人;虽然也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为"中国",但后来所称"中国"则包括楚国,并出现秦国以"中国"自居的现象;称秦汉为"中国"则包括秦汉国家政权管辖的各族人。书中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还用来指称"九州"和"十二州",将"中国"与"九州"、"十二州"、"天下"、"五服"、四海之内联系起来,也不是用"中国"单独指称华夏和汉族。书中不仅将华夏汉族说成是"炎黄子孙",还将少数民族说成是"炎黄子孙",构建了范围更大的多民族"中国"。这种多民族"中国"的构建,既是司马迁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对中国多民族凝聚为"中国"的历史总结,也与儒家的"天下观"和"大一统观"密切关联,更与司马迁生活在西汉大一统时期强调"大一统"的现实需要分不开,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街头政治"给我国带来的启示

"街头政治"已成为美国推行其"美式民主"、拓展其势力范围和在别国建立亲美政权的有效工具,并在"颜色革命"中起到重要作用.给我国今后的思想意识,民主法制,和经济建设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中国模式”及其普适性初探

“中国模式”是国外学者对中国发展的一种认知态度,自提出伊始就争议颇多。它的提出某种意义上具有挑战美国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嫌疑,有可能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另一托词;它只看到了中国改革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而忽视了其中应汲取的经验教训。“中国模式”仅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现实国情。     

试论构建以人为本的“中国模式”

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中国模式＂,尚有待进一步完善,主张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贯彻到完善＂中国模式＂全过程,从而形成以人为本的经济模式理论,可简称为＂人本模式论＂。进而对构建人本模式的要领作了概括,并着重就构建＂人本模式＂的首要问题——经济观念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问题作了分析,同时简述了人的发展与人的需要的关系。     

论Me广告

Me广告是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的广告现象,它在推销商品的同时,传播一种与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不全相同的观念——个人自由和自我价值。Me广告以青少年为目标受众,其诉求策略、表现策略和倡导的价值观,一方面反映了改革开放环境中成长起来、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新生代青少年的需求和审美情趣,同时也对广大青少年的思想意识乃至我国的传统文化系统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简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在理论体系上,主要体现为继承与开放、创新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及实践性相统一;在制度安排上,主要体现在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协调,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有机统一;在实践上,主要体现在目标的坚定性与手段的灵活性、过程的渐进性相适应。     

《红星照耀中国》中的“红色中国”

埃德加.斯诺进入苏区后,"红色"在其个人词库中的语义内涵发生了很大转变。这一点直接反映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红色中国"形象的形成与变化过程上。对这一个案的研究,将充分展现"前理解"和词汇语义弹性在形象建构过程中的复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