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

中国的革命词语有一个从俄式革命话语到毛泽东革命话语的演化过程.后者在延安时期通过对一系列词语重下定义,面对底层群众和精英分子,构建了一套整体性的、具有巨大覆盖面的革命话语系统,从而占据了近代中国的道德制高点.中国的革命词语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产物,今天时代环境变化了,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浪潮每天都在改变着中国和世界,面对前人留下的思想和文化遗产,需要探索新的思路.     

浅析梁启超的"道德革命"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惊世骇俗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塑造了具有“独立自由、进取冒险、利群爱国”的新民形象，试图从改造旧的国民性的角度来挽救中国近代的民族危亡，并提出了“道德革命”的思想，认为“道德革命”是实现“新民”的重要途径。道德革命的思想是在我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提出来的，通过深入分析梁启超的“道德革命”思想，笔者发现它对于我国目前社会主义转型的道德建设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一、“道德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粱启超从理论和现实上为“道德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了论证。首先，梁…     

当代中国的遗产问题——从"革命"到"守成"的世纪转变

"革命"和"守成"是考察近现代直至当代中国的遗产问题历史演变的两个重要变量,由此出发,可以解析近现代直至当代中国的遗产问题在百年历史进程中涉及到的"遗产的兴起"、"革命的历程"及"守成的复归"和"历史的逻辑"等相关方面,从而对近代中国自辛玄革命到"文革"和"申遗热"所体现的世纪转变及其社会影响和文化原因作一详尽的勾勒.     

关于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

就像政治学说史不同于政治革命史一样,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史主要是阐述近代伦理学说的演变、发展,而不是讲道德变革史。伦理学说是人们的道德生活、伦理关系和道德品质的理论表现,其中也有关于道德革命的学说,但不是讲道德生活的变革过程本身.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引起人们道德生活的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反映在伦理思想、伦理学说中?近代不少思想家倡导道德革命,提出近代伦理学说,是不是客观上引起道德革命,即引起社会伦理关系、人们的道德品质的变化,或者说在什么意义上引起了变化?这都是要认真研究的。     

论近代中国的新旧道德之辨及其当代启示——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新旧道德之辨是中国近代、特别是五四时期思想界的热点之一,新旧道德之辨为马克思主义新道德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和民众心理基础.由对传统私德的批判转向对马克思主义新道德的追求,在实践上和逻辑上具有必然性.以新旧道德之辨为主要内容的近代道德革命不是为了纯粹的个性解放,而是思想家在民族危亡之际的理论反思与突破.我们继承五四传统,一是要继承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家们基于社会责任感的批判精神;二是要继承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家们积极的实践精神.     

"国家的想象"与中国新诗的理想追求

"国家的想象"作为中国新诗写作的理想追求,无疑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现实密切相关.近代中国社会与"西方"遭遇的事实,不但使这种"想象"成为"政治的共同体",而且,也在政治道德伦理承担的过程中,对中国新诗的价值观念、话语实践以及历史建构方式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诗界革命"创作中的"新名词"及其对古典诗歌创作的影响

"诗界革命"新名词"的运用是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语境下所做的一种词汇选择;虽然它在推动中国古典诗歌走向"新诗"的过程中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但却密切了诗歌与近代中国思想现实的联系.     

"一统"与"统一"——试论中国传统"华夷"观念之演变

"华夷之辨"为中国从"天下一统"向近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搭建了桥梁.古代中国正是在"华夷之辨"的过程中实现了诸民族间的融合,并最终形成近代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本文立意不仅在于阐释华夷观念之演变在推动中国从"天下一统"向近代多民族国家统一过程中所曾发挥的重大历史作用,而且在于借此为中国近代国家的形成提供一种阐释模式.     

女性解放路向选择的经典叙事模式--20世纪中国文学家庭叙事中的"娜拉现象"通观

20世纪中国文学中塑造了多彩多姿的娜拉形象群体,形成了特有的"娜拉现象"和娜拉叙事模式.娜拉们在路向选择上表现为叛离旧家庭、组建新家庭、个人孤单奋斗和投身社会革命;在类型特征上分别突现为叛逆式女性、自由式女性、自立式女性、革命式女性的特点;在价值祈向上探求了作为"人"的价值、"女人"的价值和"个人"的价值;在目标追求中突出了女性意识觉醒、女性自身解放和女性自我实现的主线.     

论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下)

傅斯年是近代中国的一位重要史学家,他在治史上倡导客观主义史观——"史学即史料学",注重史料研究,为近代历史科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基础,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的客观主义史观带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不可知论倾向,对唯物史观的建立和普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文学史重写的先声——论瞿秋白的文学史"整理"观

文学史写作往往不是纯学术事件。早在20世纪30年代,瞿秋白就提出要对中国文学史进行革命的"整理",实质上最早涉及了近现代以来文学史重写与革命逻辑的关联。瞿秋白文学史"整理"观的意义有两点:一,作为红色文学史写作意识的发端,开辟了此后革命形态的文学史叙述先河;二,率先倡导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学史重构模式,把文学史写作纳入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建构中。     

人权的道德化及其根源、影响——析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

人权在近代中国更多被界定为一个道德范畴而非法学概念,依照道德方式建构人权是阻碍近代中国人权实践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道德"真理化"的模式是道德化人权形成的文化根源.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是透视上述观点的典型个案文本,分析此书有益于理解近代中国人权观念特性并有助于推进当下中国人权文化建设事业.     

论“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教育与伦理叙事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深刻的政治、经济革命,而且是深刻的道德伦理革命。在"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中国农业社会以血缘、亲情为轴心的传统家庭伦理秩序被打破,人们的情感方式、道德意识、伦理观念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承担着"教育和改造人民"的历史使命,这一时期小说中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等显示着当代中国社会感情矛盾与伦理冲突的整合与转型,解读"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教育模式和伦理叙事方式对理解20世纪中国家庭伦理的"最后之觉悟"具有深刻的人文价值。     

"革命",非"革命家"--论林语堂的知识分子立场

林语堂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他所坚守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以及他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期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理解.林语堂从"语丝"时期激进的社会批判转化为"论语"时期社会批评和文化建设并重,其态度的变化标志着评判知识分子价值体系的重建,他在原有的道德-政治尺度之外,又增加了文化的尺度,社会角色也由单一变为双重.在这双重角色中,林语堂更看重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创造功能.     

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

中国的革命词语有一个从俄式革命话语到毛泽东革命话语的演化过程。后者在延安时期通过对一系列词语重下定义,面对底层群众和精英分子,构建了一套整体性的、具有巨大覆盖面的革命话语系统,从而占据了近代中国的道德制高点。中国的革命词语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产物,今天时代环境变化了,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浪潮每天都在改变着中国和世界,面对前人留下的思想和文化遗产,需要探索新的思路。     

辛亥革命与传统道德的继承和创新

辛亥革命,引起中国近代社会的重大变化。这股要求社会政治制度变革的潮流,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伦理道德领域。民主主义者为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重视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反思和清理,有所选择地引入西方近代伦理学说,试图摒弃传统道德中陈腐衰朽的封建礼教内容,保留其中能适应近代社会生活的成份,在此基础上融入西方某些进步伦理思想,以求创造出中国二十世纪的新伦理、新道德。他们的探索是可贵的,对我们今天如何对待中国传统道德,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文学性"的审美道德位移与悖谬

文学领域的道德叙事转向,仅从社会外部把握是不够的;文学内部秩序的变动,同样可引发道德叙事的审美移位与价值变迁.近些年来,伴随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学性"追求,以及对西方美学思想经验的移植,我们的文学产生不少耐人寻味的问题,如引进西方后现代的"道德悬置",却滋生反道德与道德虚无主义;高度倡扬"生命写作",却因缺乏对生命的批判而导致生命叙事的粗鄙化;在失去苦难的"革命"与阶级论讲述以后,因为文化传统习性的推波助澜,"苦乐叙事"大行其道,等等.     

20世纪前半期新史学思潮的探索与实践——以萧一山"民族革命史观"为例

萧一山是中国近代著名清史专家,也是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继承者.青年时期,他发奋著述<清代通史>,形成了"民族革命史观",并以之作为贯穿清代近三百年历史的主线.其内涵主要包括肯定清初郑成功抗清事业,重视天地会作用,评价太平天国是民族革命的巨大洪流等.抗战时期,在民族危亡关头,他撰成<清史大纲>,标志着"民族革命史现"达到了升华.主要论述民族革命经历了三个阶段:"天地会肇其端,太平军扬其波,革命党竞其功."并明确地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标志,强调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意义.他的"民族革命史观"在当时学术界有重要影响,是其学术经世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新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论现代家庭的孝道"错位"现象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孝"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孝"的思想经过了历朝历代的丰富和发展,至今仍成为调适父母与子女关系的行为规范.然而在现代的许多家庭中,孝道出现了"错位"现象.本文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对孝道的重新归位,并以法律形式给予孝道应有的地位,运用媒体进行大力宣传,利用道德评价作用来规范社会的敬老道德行为,以待重振社会孝道,构建家庭新型伦理关系.     

道德形而上缺失与"五四"新文学创作的世俗化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