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的超越美

毛泽东诗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空前的独创品格。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形象记录,在写作背景与主题上,有忧患、有战争与行军的艰苦、有国际形势压力下的思索有对浩渺历史时空的感受．无论在何种背景与形势下,作者的诗词总是洋溢着积极进取与斗争超越的自信、自豪及革命乐观主义,这就使他的诗词在整体境界上形成崇高、壮丽、乐观、明快的美学风格,给人以巨大的震撼与感染。     

毛泽东诗词的超越美

毛泽东诗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空前的独创品格.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形象记录,在写作背景与主题上,有忧患、有战争与行军的艰苦、有国际形势压力下的思索、有对浩渺历史时空的感受,无论在何种背景与形势下,作者的诗词总是洋溢着积极进取与斗争超越的自信、自豪及革命乐观主义,这就使他的诗词在整体境界上形成崇高、壮丽、乐观、明快的美学风格,给人以巨大的震撼与感染.     

神话中的崇高原型及其嬗变

在神话的崇高原型中,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确立,人作为主体已初步意识到同客体自然的分离和对立。人意识到自然的异己性,认识到后者对自己的威胁,二者力量对比的悬殊使人感到自己的渺小,于是求助神以超越自己的渺小,达到一种崇高的境界,这就形成了原始崇高.崇高原型的实质就是人类“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因此,原始崇高并不是实践中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体现,而只是想象状态中崇高主体人对崇高客体自然精神上的超越。神话中的崇高原型演变为近代崇高.近代崇高是在工业革命的历史背景之下形成的,工业革命极大地增强了人的力量,人类摆脱了对自然的依附而成为了后者的主宰.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进程中确证了自己本质力量的崇高,这种崇高不仅是精神力量方面的,而且是物质力量方面的,并且精神力量的崇高是通过对自身实践力量的自信而获得的。     

土族“花儿”的艺术特征及其习俗

土族是一个爱歌善舞的民族,在千百年的生活实践中,创造了极其独特的"花儿"这一艺术品种。"花儿"凝聚着土族的文化精神,体现了土族人民的精神美、文化美、生活美、行为美的崇高境界,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艺术花园中的一束绚丽之花。     

灵魂的珍珠项链--余光中诗歌从边缘切入的两种向度窥探

真正的诗人总是保持恒久的前倾姿态,在人格上确立一种自觉的边缘意识.正如古今中外一切大作家大诗人一样,余光中的生命境界和精神世界是立体多元而又充满矛盾的,同时也保持其微妙与和谐的统一.余光中展现的世界具有多重的美学内蕴和多维路向.我们发现,当诗人从边缘立场出发,至少在两种向度上同时展开一是既能作为个体生命独特的心灵图景与创作主体的生命感受;二是又能作为表现出人与超自然两个层次的契合上,发出关于人类生命终极意义的追寻和关注以及体现出文化与历史传承的真义.余光中诗歌对当代华文诗歌写作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抗战时期桂林的诗歌创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新诗进入了“最蓬勃发展的阶段”(艾青:《中国新诗六十年》,《文艺研究》1980年第5期)。“面向着这民族解放的战争,面向着勇敢地为祖国而斗争的战士与民众,面向旧时代的晴夜与新世界的黎明,我们的诗人们,以对于土地的深沉的挚爱,以对于英雄战士的崇高的敬仰,以对于在火中,血中呻吟着的悲哭着的无数同胞的同情与哀伤,以对于法西斯强盗底暴行的仇恨……我们的诗人歌唱起来了。许多小说     

沉浮于自由、爱与美的炼狱--雪莱与徐志摩比较研究

英国诗人雪莱和中国诗人徐志摩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用自己短暂的一生热烈追求爱、美与自由。二人又有不同之处:雪莱对爱、自由、美的追求主要体现在其对社会变革和政治运动的关心上,所以,有人说雪莱首先是一位预言家,然后才是一位诗人;而徐志摩对爱、美与自由的追求则主要体现在其在自我的小圈子里对人生的思索和在情感世界中的挣扎。对爱、自由、美的追求之于两位诗人如炼狱一样涤荡了他们的生命,并铸造了他们的艺术风格。     

元后期西域诗人的江南情怀

元后期西域诗人多有或仕或隐江南的生活经历,江南的秀丽风光、悠久历史、丰富物产以及雅逸文化带给异族文人强烈的人生感受,他们用诗歌书写江南,传承文化。元后期西域诗人深厚的江南文化情怀折射出当时汉文化对异族文化的高度浸润,彰显着元人汉化程度之高。     

试论崔致远汉诗中的中国人物

崔致远是朝鲜统一新罗时期最著名的汉诗人.在汉诗创作中他经常引用中国人物或典故,在有限的文字诗歌当中扩展了诗歌的境界,表达了自己特定的感情.引用的人物和典故,一方面丰富了崔致远汉诗的内容,一方面也体现了崔致远作为一名新罗诗人驾驭汉字创作汉诗的能力.     

美德追寻与人格崇高

对于美德和崇高人格的解读 ,离不开对于人性和人生境界的理解。本文综观古往今来形形色色的人性学说 ,提出超越性是人的最高本性 ;概览各种宗教与文化传统对于人生境界的不同理解 ,阐发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对人生境界说的特别贡献 ;认为美德是对于人生的崇高价值和意义的一种自觉意识与行为规范 ,对于美德的追寻是一个不断提升人生境界的自我创造和自我超越过程     

毛泽东诗词的崇高美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既是功勋卓绝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政治家、理论家,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独领风骚的伟大诗人。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写下了许多光辉的诗篇,为我国和人类的艺术宝库增添了璀璨的明珠、绚丽的魂宝,成为全世界所共有的珍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诗词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生活的审美反映,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美学思想的形象体现。毛泽东诗词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展示了多姿多彩的美,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我认为,崇高是毛泽东诗词突出的美学特征之一。崇高是我们社会主义时代交响曲的主旋律。正因为毛泽东诗词具有崇高美,不仅给人们以丰富、高尚的审美享受,而且陶冶人们的情操,震撼人们的心灵,激励人们英勇斗争,奋发地去创造美好的生活。本文拟从抒发理想情怀、塑造艺术形象、展示历史背景和描绘自然山川等方面,论述毛泽东诗词的崇高美。     

哈代的人生理想和诗歌创作风格

面对充满苦难的世界 ,英国诗人哈代期待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融合 ,并进而使整个世界变得和谐美好。这一人生理想在哈代的诗歌创作中得到了深刻地体现。哈代希望结束人类痛苦、走向美好生活的创作理想在其诗歌创作中体现了崇高的人生理想和审美价值     

诗人的“角色”与诗的个性

诗人创造了诗,诗人是整个创作过程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诗人的体验和感受无论通过什么形式在诗歌作品中呈现,都必然以明显的情感特征反映出诗人主体精神的影象.从这个基点上看问题,诗人在创造的同时,他也必然体现为一种“角色”.所谓诗人的“角色”就是诗歌作品中表现出的由诗人主体精神形成的艺术“人”化形态,是诗意创造及传达的通道.诗人的“角色”是诗人个性的物化显现,对于诗的表现具有决定意义.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对于强化创作和阅读中的“角色”意识、理解诗的个性特征都是很有益处的.     

论张九龄贬谪洪州期间的心路历程

在盛唐前期,张九龄是时人所景仰的时哲和文宗,开元十五年,因张说罢相之事牵连,张九龄被贬为洪州都督。洪州期间,诗人心态较为复杂,郁闷消沉、牢落不平,自然可知;诗人也因此对仕途险恶有了更深切的感受;由于入世之深,理想受挫,他向往归田退隐与世外的人生境界,而其间浓郁的思乡之作,也饱含着诗人对家园美好的眷恋和归田退隐的思想。勤于王事,肃事报君,则是张九龄迁放中最为本质的一种心态。     

破碎的激情--论第三代诗人创作的美学特色

第三代诗人是从朦胧诗人中分离出来的后朦胧诗人。他们在创作方法上受朦胧诗人的深刻影响而又更多地借鉴了欧美的后现代主义,“反英雄”、“反崇高”、“平民化”成为第三代诗人诗歌创作的总体特征。但他们的有些创作亵渎崇高,消解理想,事实上是把人生和诗歌艺术都当成游戏,诗中除了极端化的自我形象或者自我嘲弄之外,再难看到鲜活健康的人的形象。     

在丛生的意象群落中呈现诗魂--读段光安的诗

段光安是对诗的创作规律有深切领悟的一位中年诗人，把强大的生命之火注入到丛生的意象之中，使意象成为诗人主观情思的对应物，这是段光安诗性思维的明显特征。丰富的生活积累，勤奋的艺术追求，对诗歌把握世界的方式的独特见解，感受着诗歌这一崇高的生命形式的呼唤，使他的眼前展开一道通向诗歌天国的云梯。     

魏晋南北朝北方民族关系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的民族关系复杂。民族迁徙、民族矛盾、民族战争、民族融合、民族重组等内容成为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主要特点,基本可以反映当时社会的真实现象,与此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内迁各民族对于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作出的积极贡献也不能忽视。     

论郭小川诗歌的忧患意识

我认为,把郭小川称为“战士与诗人”,把他的诗称为“颂歌和战歌”,不是没有道理,却显得一般化。实际上,郭小川是新中国难得的一位忧患诗人。郭小川表现在许多诗中的,是对祖国,人民和人生、生命由爱之极,知之思之渐深而生长起来的一种崇高、强烈、深沉的忧患意识。正是这种忧患意识,才使郭小川成为具有“过人胆识”的“思想战士”和诗歌大家”,才使他的诗蕴含着超乎时伐的较为丰富和深刻的社会忧患内容,才使他的诗独树一帜,呈现出人格的崇高美、思想的忧患美艺术的艰难美。现在,是深入认识郭小川诗歌忧患意识的时候了,这对当代诗歌的创作和研究都很有意义。     

严羽"气象"、"兴趣"说辨识

“气象”说和“兴趣”说在严羽的诗论中既是诗评概念 ,又是诗法概念。作为诗评概念 ,体现着严羽对汉魏盛唐诗的独特理解 ;作为诗法概念 ,体现着严羽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严羽从盛唐诗人审美感情的发动与表现中领受到了无穷的感染力 ,名之曰“兴趣”,把作为盛唐诗人审美感情之底蕴的进取情怀误解作胸怀境界的开拓 ,名之曰“气象”。将二者立为“诗之法”,体现了严羽审美文化取向中自我提升和自我超越的意识     

诞生和死亡的时辰——论西南联大现代诗人与战争之题材

抗日战争,极大地开拓了西南联大现代诗人的精神视野,也提供让他们融入社会的难得的历史契机。而战争的痛苦和紊乱,带给联大现代诗人“智慧的痛苦”和“苦难的承担,”尤其是在战争状态下,如何战胜对“死亡”的恐惧,超越个体生命的局限,就显得尤其重要。战争唤醒了人性,联大现代诗人表现出难能可贵的人性尊严和人性内涵,使他们的诗作超出当时一般战争诗人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