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司马光研究简述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北宋的一代名臣。由于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建国以来被说成是“守旧派”、“顽固派”。“四人帮”统治时期,司马光更被诬之为“复辟派”、“复辟狂”。近年来,史学界对司马光和《资治通鉴》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现将1980年以来司马光研究中提出的新观点,简述如下。关于《资治通鉴》以前,史学界一致肯定《资治通鉴》是历史巨著,但对司马光的政治及史学思想,大多持否定甚或冠之以“反动”的态度。在1982年10月郑州举行的宋史讨论年会上,许多史学家仍然认为,《资治通鉴》是一部内容丰富、有很大价值的历史巨著。书中有很多值得肯定的东西。但是,《资治通鉴》这部书有强烈     

司马光的主编风范

司马光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他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而且是蜚声中外的史学家、编辑家。他所主编的《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这部博大精深的史学巨著,正文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总计三百五十四卷;记述了自周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到周显德六年(959)止,长达1362年的中国历史。司马     

探索一条普及历史文化遗产的新路──谈《资治通鉴新编》

探索一条普及历史文化遗产的新路──谈《资治通鉴新编》孙永如众所周知，《资治通鉴》是我国史学发展史上第一部规模宏大，成就空前的编年体巨著。由于它“纲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ｏ因而自北宋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年）问世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的史学意义

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的史学意义王培华胡三省从二十几岁开始，先后两次为《资治通鉴》作注。到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１２８５）冬，完成《音注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音注》），也称作《新注资治通鉴》，后人简称为《通鉴蝴注或胡注。胡三省的成就不仅仅是对《通鉴》在...     

《资治通鉴考异》对史学的贡献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以下简称《考异》)三十卷,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目录》同时完成。胡三省为《通鉴》作注时,将《考异》条文分注于有关正文之下,《考异》与《通鉴》始合为一书,但《考异》仍有单行本通行。长期以来对于《考异》的研究,是《通鉴》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的环节。对《考异》的研究多限于《通鉴》研究的论著中有所涉及,专文论及的寥寥无几。白寿彝先生指出:“在考异著作中,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一书尤应受到重视。”(《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考异》确实在史学上有很大的贡     

《十国纪年》存亡略考

<正> 《十国纪年》是记载五代时期十国历史的一部著名史书。作者刘恕,字道原,北宋皇祐进士,曾参与修《资治通鉴》。刘之才、学、识皆名高一时。史称:“自太史公所论,下至显德之末,纪传而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如指诸掌。”“当时司马君父、欧阳文忠号通史学,贯穿古今,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一生手不释卷,著述除《十国纪年》四十二卷外,尚有《疑年谱》、《年略谱》各一卷,《资治通鉴外     

评《资治通鉴》关于唐朝实行两税法的论述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的史学名著之一。全书二百九十四卷,以年月日为经,顺序记述了从战国到五代一千三百多年间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事件,是我国编年体古史中的空前巨著,对以后的历史编纂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历代史学家都给它以极高的评价。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最高封建统治者     

《十八史略》及其在日本的影响

:《十八史略》是产生于元朝的一部简明通史读物 ,至明朝发展为多种版本 ,并较为广泛地流行。该书传入日本后 ,成为与《史记》、《资治通鉴》等并列的著名史籍 ,广泛传播。在明治维新时期 ,更形成一股“史略”文化潮 ,表现为各种新版本、新编订的《十八史略》层出不穷 ,大量刊行 ,接续之书以及日本史的“史略”、西方史的“史略”也不断撰著。这对日本社会文化与史学的影响十分深远 ,余波所及 ,直至当代。     

四库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发覆

南宋时四川地区史学名家迭出,尤以二李最著。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与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下简称《杂记》)都是史学名著,也是后人研究宋史的基本史料。遗憾的是,《长编》和《要录》经过四库馆臣的窜改,已非本来面目。最近我写了一篇《四库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发覆》(载《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本     

北宋《春秋》学中的史学思想

北宋中期,《春秋》学重新崛起,学者于《春秋》学中独尊《春秋》的倾向,经史结合的解经风格以及以心术、义利等论史,不但影响了北宋的经学研究风气,更对北宋史学观念和撰述方法产生了深刻影响,一大批优秀的史学著作亦由此而大量涌现。因此,对北宋《春秋》学中所蕴含的史学思想进行梳理,不但可以使《春秋》学中长期以来未深重视的史学意蕴得以挖掘,也更能够使我们全面地认识北宋史学发展史。     

评《资治通鉴》关于商鞅变法的论述——论司马光的曲笔之一

《资治通鉴》是宋朝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刘恕、刘邻、范祖禹等的协助下,用了十九年的时间编写成的一部编年体古史名著。它的出现,对以后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编纂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资治通鉴》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司马光以认真负责的态度,“编阅旧史,旁采小说”,“参考群书,评其异同”,“研精极虑”,“举撮机要”,“抉摘幽隐,校计毫厘”(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卷之一《进资治通鉴表》)在搜集史料,考订史实上下了很大的工夫。所以《资治通鉴》在史料的可靠性上超过许多正史,已经成为古今许多历史学家的公论。     

一部凝聚五千年炎黄文化精粹的扛鼎大作——大型史书《资政史鉴》出版发行

中华史典治国方略的荟萃巨制古有《资治通鉴》,今有《资政史鉴》。公元１０８４年,北宋大臣、史学家司马光历１９年主修了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该书年经月纬,熔裁贯通,涉猎历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要事,论叙了周秦以来历代政坛治国方...     

从《涑水记闻》看北宋的封建专制

北宋司马光撰写的《涑水记闻》(以下简称《记闻》),是一部缀录北宋时期出现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历史笔记,是研究北宋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宋史》、《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都引用了《记闻》中的史实作为论述历史的重要依据。《记闻》之所以如此被人重视,除了它具有史料真实、文字简朴的优点而外,还由于它是当朝人记当朝事的作品,其中反映了好些关于封建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情况,暴露了封建王朝的一些本质性的问题。研究这些情况和问题,对于我们认识     

清代通俗史学发展及其时代特征——在鉴学视阈内

中国古代通俗史学源远流长,但其著述之极大丰富则在明清时期.在诸多著述中,由《资治通鉴》产生的通俗史学著作独树—帜.在通鉴学领域,清代通俗史学一方面承继前代通俗史学余波而来,一方面又因时代和学术背景不同,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较明代而言,具有更自觉的史学普及意识.在篇幅上短小精悍,体例上灵活多样.在叙事方面,则简洁明了,更加通俗易懂.     

“白艻子弟”考索——兼论宋代乡兵的一个特例

“白艻子弟”考索─—兼论宋代乡兵的一个特例刘复生“白子弟”之名出现在北宋时期，有关宋代的主要史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宋史》等书中均见记载。本文通过对“白子弟”活动的考察，探索其性质和作用，同时对北宋川峡地区乡兵的一个特例进行扼要的...     

简析乾隆皇帝评“三通”

清代乾隆皇帝较为重视史学。他早年对史学有着浓厚兴趣,关注于历代正史和《资治通鉴》。后来他进一步认识到"三通"的重要性,并由注重其文献价值深入其资政之用。这一史学认识上的发展,与他深刻的史学自觉意识是紧密相关的。     

范祖禹与《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是中国史学史上一部著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全书共354卷,囊括上起战国,下迄五代的1362年的历史。《通鉴》包罗宏富,卷帙浩繁。它是由司马光主编,刘(分攵)、刘恕、范祖禹等协助,用了十九年的时间完成的。作为司马光的助手之一,范祖禹在编写《通鉴》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过去讲《通鉴》时,往往只谈司马而少谈范与刘,这是有违历史真实的。对此,本文试评述之。     

江湖骗术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南霸天罗思鼎曾以史学“权威”自居;其实,他们只不过是玩弄江湖骗术的跳梁小丑。罗思鼎在《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这篇黑文中,为了论证北宋亡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卖国主义儒家路线,煞有介事地引用了清人李堞的《阅史郄视》里一     

纵横辨“丁”“口”——宋代人口问题再考察

宋代的人口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关于北宋的人口统计,《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一条未曾发覆的源自国史的错误记载。因辨误而罗列《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统计数据,由“丁”“口”记载之异引发问题意识。参稽《宋史》《宋会要》以及《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相关记载考证,认定宋朝人口统计的“丁”“口”均为承担赋役之人。进一步运用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方法,通过对《永乐大典》收录方志史料的考察,为“丁口说”增添证据。同时根据迄今尚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的《金史》《元史》中关于金末和宋末的两组人口数据,以及《通鉴续编》中关于北宋前期西北地区的人口数据,对10至13世纪的中国人口已超过1亿的学界既有推测,做出了补充论证。     

参与和开发

一、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取决于历史学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参与参与的意识和行为,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孔子修《春秋》,司马迁作《史记》,司马光作《资治通鉴》等等,都是参与。这些参与使史学充分体现了它的“资政”功能。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作用在历史上被高度政治化了,甚至使历史科学成为政治的附庸,失去了它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