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石成金与锦上添花——论《红楼梦》对《西厢记》语言的批判接受

《西厢记》的语言成就很高。《红楼梦》大量地接受了《西厢记》的语言,但是这种接受是创造性的、批判性的接受,不仅吸收了精华,而且巧妙地克服了瑕疵,可谓兼顾了锦上添花和点石成金。详细地对这一现象加以分析,不仅可以更好地欣赏《西厢记》和《红楼梦》两部名著,而且,对今人的创作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君自西洛来,妾住在西厢"——论《西厢记》之"西"

《西厢记》作为元代戏曲作家王实甫改创的戏曲菁华,上承唐宋诗词传奇,下启明清小说经典,其审美情趣和审美意象集中反映了作为封建时代非主流文化的爱情类故事的基本创作理念。其中《西厢记》之“西”看似无意,但从“西”在文学中所蕴含的佛教、红娘、美人与温馨、寂寥情感等不同含义出发,可帮助我们构建从《西厢记》到《红楼梦》的欣赏之路。     

《西厢记》英译钩沉

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众多元杂剧中最优秀也是影响最广的作品,其前身是元稹的《莺莺传》和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迄今为止这三部作品均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学界对于《西厢记》的英译本研究多有疏漏,因此对《西厢记》24个英译本进行研究,补正前人的遗漏,可以丰富我国《西厢记》翻译研究的史料。同时,在《西厢记》长达一百多年的翻译过程中呈现出以下特征:早期以《莺莺传》翻译为主,中期主要是《西厢记》节译、选译和编译,后期以西方译者为主导中方译者为辅的《西厢记》全译本为特色。《西厢记》成功的翻译经验可为我国传统戏曲外译提供借鉴。     

《金瓶梅》与《红楼梦》的死亡叙述之比较

死亡叙述,是《金瓶梅》与《红楼梦》文本叙述中的主体内容之一。由于两部作品在死亡场景描写、死亡意象设置,以及死亡的叙述功能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对死亡的叙述中,《金瓶梅》传达出的是"善恶有报"的道德劝戒,而《红楼梦》在体现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倾向的同时,也把我们引向了对生存的悲剧性的体验。     

情·欲·爱——论《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爱情观的演变

从《西厢记》到《牡丹亭》再到《红楼梦》,中国古代爱情取向与婚恋观念发生了由情到欲再到爱的演变。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人们逐渐舍弃了两貌相取的失之肤浅和两性相悦的流于庸俗,而最终肯定了两心相知的臻于完美。这与人们对爱情婚姻的认识从简单到深刻,由浅显至深入,自现象达本质的规律是一致的。     

论《西厢记》的反意改创之作

针对明清时期出现的为数不少的《西厢记》反意改创之作,指出理学思潮猖獗是此类剧作产生的最主要的思想文化根源,维护世道风化、消弥《西厢记》的影响是此类剧作创作的根本出发点,以反对“诲淫”为名对《西厢记》的情节和人物作符合封建礼法要求的改造是此类剧作的惯用手法。《西厢记》的反意改创之作由于思想陈腐、说教多于艺术创造,因此它们不仅无掩《西厢记》的光芒,反而使人们对这部戏剧经典产生更大的热情。     

吴梅与《西厢记》

在五四前后,对中国古典戏曲遗产作出全面而正确的评价很不容易,吴梅是第一位学术权威。他不仅充分肯定了《西厢记》文学语言的优美,框架结构的煞费匠心,同时从曲律(音乐)方面发现《西厢记》也是完美的。可谓有胆有识。他尖锐地批评了金圣叹对《西厢记》的窜改,也是令人信服的。吴梅的评论实际上论证了《西厢记》“天下夺魁”的地位与“花间美人”的艺术风格,对20世纪的《西厢记》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犁与《红楼梦》

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孙犁与《红楼梦》的关系.第一,《红楼梦》对孙犁创作思想的深刻影响;第二,孙犁在"《红楼梦》批判"运动中的独特表现;第三,孙犁对《红楼梦》思想艺术特色的独到见解;第四,孙犁作品对《红楼梦》的学习借鉴.     

《红楼梦》的缺陷与弱点简析

在红学研究领域中,有一种偏颇值得注意:众多研究者的目光总是盯住《红楼梦》的成就不放,很少有人提及《红楼梦》一书的缺陷与弱点。笔者认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应当不虚美、不隐恶,我们不能因为《红楼梦》是一部文学巨著,就忽视其存在的问题,否则就容易形成对《红楼梦》的盲目崇拜,造就红学神话。其实,《红楼梦》一书的缺陷和弱点是非常明显的,有些缺陷甚至是比较重大的。笔者在此仅举几个例子说一说:⑴在思想内容方面,《红楼梦》虽然对封建社会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但作者却在书中时常流露出对贵族生活的欣赏与赞美,对逝去的荣华富贵有一种情不…     

封建统治阶级的叛逆者——贾宝玉——《红楼梦》对孔孟之道的批判之一

贾宝玉是中国著名古典小说《红楼梦》里的中心人物,是作家曹雪芹精心刻划的一位封建叛逆者。《红楼梦》通过对贾宝玉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社会及其主要精神支柱——孔孟之道,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反儒思想。     

从《红楼梦魇》看《红楼梦》对张爱玲的影响

《红楼梦魇》是文学家张爱玲情节化操作之外的特例，这部关于《红楼梦》的考据和评点专论，是她穷毕十年精力的后期作品。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这部学术专论的表征，而她与《红楼梦》及其作者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是这部专论的非学术隐义。张爱玲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红楼梦魇》作为自己的间接诉情文本。《红楼梦魇》的完成过程，是张爱玲消解其对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表达情感最后归宿的过程。同时，《〈红楼梦魇〉自序》为审视张爱玲与《红楼梦》及作者的情感渊源，考察她与曹雪芹在精神特质、审美传达等方面的契合，深入研究张爱玲的创作意识和文本意义，提供新的考察视角。     

论《牡丹亭》对民间文学素材的处理

汤显祖的《牡丹亭》上承《西厢记》、下启《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座不可企及的艺术高峰,其艺术魅力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汤显祖在对民间文学素材经过艺术加工和处理之后,起到了勾连全剧、寄托情思、深化寓意、凸显主题的作用,使异彩纷呈的民间神话、传说和故事与整部作品浑然一体,演绎出一部意象丰满、诗情浓郁、浪漫瑰丽、亦幻亦真的爱情传奇。     

《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

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学术专论《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的表征。她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评点和考据《红楼梦》作为间接诉情文本,消解其对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给了我们一个解构其人其文的新视觉。     

《〈红楼梦魇〉自序》的非学术隐义

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学术专论《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的表征。她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评点和考据《红楼梦》作为间接诉情文本,消解其对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给了我们一个解构其人其文的新视角。     

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从《红学学案》到《金学学案》

"红学"若无"史"可鉴,它的发展也就没有方向;当然,"金学"若无"史"可鉴,它的发展也同样没有方向。"红学史"著述已见规模,"金学史"著述有待跟进。红学史常见的写法基本上是或"通史"写法,或"专题史"写法,尚未看到这种"以学人为主线,逐一立案考述"为旨趣的红学史著。于是,《红学学案》的撰述则立意出新,试图写出"似旧而新"的"学案体"或"学案性质"的红学史著述,以"学人"为主线建构红学史著述新体例、新格局。庶几可不拘格套,另辟蹊径,换一种眼光看红学。《金学学案》可谓《红学学案》写作模式的全方位地移植,即《红学学案》的学术理念、写作原则和写作方法以及整体构想等都对《金学学案》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红楼梦》悲剧说解析

自王国维以来 ,悲剧说一直是红学的核心观念之一。但悲剧说对《红楼梦》的解说并不充分。文章对红楼悲剧建构轨迹的检索 ,揭示了红楼悲剧意识形成的内在线索。这一线索表明 ,悲剧说与作为文化大书的《红楼梦》之间 ,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红楼悲剧的裂隙由此而生。     

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张爱玲的红学研究——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七

张爱玲红学观点和思想集中体现在《红楼梦魇》之中,这部著作集中考辨了《红楼梦》的成书问题,旨在申明其《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的红学主张。这一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值得肯定的,即"洗出《红楼梦》的本来面目",彰显《红楼梦》真实的艺术魅力。《红楼梦魇》是对俞平伯文学考证路向的承继,因其更加地贴近《红楼梦》,所以显得多姿多彩。当然,这种"贴近"究竟多大程度上印证了曹雪芹创作时的真实想法,却难以证实。因为"看不懂"的缘故,学者对《红楼梦魇》的批评并不多,其中周汝昌的批评最具个性。     

作为一种意义建构的阅读史:序跋与《红楼梦》之接受

序跋作为《红楼梦》流传的重要“副文本”,促使序跋者承担起文本生产与读者身份的双重角色时形成了一种熟知《红楼梦》创作原委的阅读特权,并予以多角度的文本意义建构,进而对版本、流传及创作倾向进行主动式阅读推介。同时,序跋者试图从自身的经历与处境品悟《红楼梦》文本,以便从中获取一种“主体间性”式精神体验与心境解脱。序跋者突显《红楼梦》意义建构的普遍性诉求,乃至尝试代入文本而凸显品评主体精神活动的能动性行为,构成了清代中后期《红楼梦》阅读史迹的一种独特演进路径。因此,基于阅读史视域探讨《红楼梦》的接受,有助于深化其流布的诸多细节,进而在不同读者群体的阅读选择中挖掘不同读者群体的心理认知,合理定位其“文学感受力”与历史意义。     

非求独异时还异 难与群同何必同:周汝昌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十

周汝昌从文本研究角度立论的代表性著作诸如《红楼小讲》、《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的魅力》(《红楼艺术》增订版)、《红楼夺目红》、《红楼十二层》、《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等,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周汝昌的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是建立在"写实自传说"基础之上的,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文化小说,《红楼梦》思想与艺术具有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尤其他的"还‘红学’以学"的倡言,曾引起广泛的学术争鸣,这一学术争鸣的深入展开无疑有助于推动《红楼梦》研究的深化和红学的发展。时至今日,"周汝昌专人研究"已然成为红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引起红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