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浙江叔侄强奸致死案为视角

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国家侵权行为给受害人＂造成严重后果＂的要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首次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范围。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该法欠缺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标准,赔偿义务机关和审判人员在处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时缺乏现实的指引。以浙江叔侄强奸致死案为例,虽然最终精神损害赔偿以高达45万人民币的数额开创了历史先河,但对于这个结果,质疑的声音不绝于耳,主要集中在其合理性、合法性和科学性上。据此,我国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应当在借鉴西方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上,遵循不低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原则、数额适当限制原则和法官自由裁量原则,以国家侵权行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来判断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适当调整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落实责任追偿机制,在我国逐步建立并完善国家损害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切实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以强奸案件为例

强奸犯罪不仅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更是直接针对被害人人格权利的严重侵权行为,给被害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上的损害.当前"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实质上剥夺了强奸犯罪被害人请求精神赔偿的权利.以强奸案件为例,论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不仅有利于协调各部门法冲突,更有利于保护被害人,惩治犯罪,增强公民法律信仰.     

论违约责任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引入——以和谐社会的人本理念为立场

在我国,法学界普遍认为精神损害赔偿是侵权行为法领域的一个法律制度,它和违约责任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违约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远远大于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却没有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来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本文以和谐社会的人本理念为立场分析了在违约责任中引入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旨在把和谐社会的人本理念充分融入到法律中,把法律对人的关怀从物质领域扩展到精神领域,从而促进立法技术的发展。     

社会救助的贫困治理绩效及其“陷阱”规避——以三江源生态移民为例

通过对三江源生态移民定居点的实地调查,发现不少移民家庭因迁移致贫、返贫.政府所实施的社会救助能够保障贫困移民基本生活所需,却不能够促进其充分就业,所以容易引发“贫困陷阱”.为了优化三江源生态移民社会救助的贫因治理绩效,基于国际社会规避“贫困陷阱”一般经验,提出了在制度设计上针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构建就业激励导向的救助策略.     

关于最低生活保障城乡一体化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重要时期。围绕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安徽省已经开始在部分地区进行了社会救助管理城乡一体化实践。在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的同时,也发现了漏洞和不足,尤其是城乡低保制度的失衡问题突出。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推进城乡低保一体化建设,要结合区域特点,因地制宜,分阶段分步骤,逐步实现。要在探索建立城乡低保一体化架构、完善运行机制、加强过程控制、加强财政保障机制建设、城乡低保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和思考。     

关于山城“棒棒军”生存境况的调查报告

山城“棒棒军”是重庆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经济社会现象,在重庆的大街小巷随处都有“棒棒”的身影.本研究以问卷调查法为主,辅以个案访谈和实地观察的方法,以重庆市沙坪坝、渝中、渝北、江北四区抽取的400名“棒棒”为样本,主要围绕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地位边缘化和凝固化几个变量,从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生活境况、工作情况、社会支持状况和社会心理五个方面进行定量的描述和分析,整体展现山城“棒棒军”当前的生存境况:即“棒棒军”群体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呈现双重匮乏的状态,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不仅边缘化,而且呈现出凝固化的倾向——山城“棒棒军”难以实现有效的向上的社会流动.     

论清代的荒政举措——以山东省为例的考察

清代山东是自然灾害频发之区,面对灾荒的发生,清政府始终将荒政作为一项重要的施政措施,采取多种措施进行救助,在清前期成效显著,近代以后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国库空虚、吏治腐败等原因,在救荒上鲜有成果,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灾民的困难,导致了社会的动荡。     

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救助体系——以太仓市为例

推进社会救助体系的城乡统筹发展,保障城乡居民平等的社会救助权利,这既是社会政策的核心追求,也是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太仓市将社会救助制度建设融入地方经济发展之中,在推进实现城乡统筹并轨的同时建立起更为积极、更具发展性的社会救助体系,为实现城乡居民共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尝试。当然,太仓的探索也存在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分析太仓经验,揭示其深层理念、逻辑与阙如,对于当前中国社会救助体系的城乡统筹发展与制度转型,实现制度的预期目标及推进实现共建共享与新型城镇化等均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救助事业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探析——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为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社会力量不同程度地担负着社会救助的重任,成为国家治理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参与建构社会救助事业活动中,民间社会组织的救助活动旨在救助弱势群体,维护既有社会的政制及社会秩序,协助国家渡过困境;而国家也正是借助民间社会组织的强大力量,协助其开展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维护其统治地位.在中国社会救助事业这一“公共领域”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具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近代色彩的双重特征,是一种中国本土化的关系,它不具有西方社会中公民社会怀疑国家权威、制衡国家的自由主义模式,而更多体现的是公民社会的国家主义模式.     

论新《国家赔偿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从本质上看精神损害赔偿是主张采取对受害人进行赔偿的方式来达到减轻其精神痛苦并对其予以精神抚慰的目的。新《国家赔偿法》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到国家赔偿制度之中,并对"精神损害抚慰金"作了明确规定,是尊重人权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需要、法制统一的需要、顺应世界人权保护发展趋势的需要。     

试论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是指侵害人不法侵害了民事主体的人身利益 ,造成受害人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上的损失 ,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构成包括 :违法行为、精神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主观上有过错四个要素。用金钱财产对精神损失进行救济是将精神损失物化为金钱财富的过程。要想做到这种物化的公平、合理 ,就要考虑侵权人的过错、损害事实、侵权行为发生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当事人的经济状况。     

国家赔偿法中确立精神损害金钱赔偿制度探析

在国家赔偿法中,建立精神损害金钱赔偿制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更是直接关系到受害人受损精神利益的补救和抚慰。通过对麻旦旦一案的分析,指出了建立这项制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财力和法律支撑层面论证了建立这项制度的可行性;从具体制度构建和立法体例选择的角度提出了建立这项制度的几点构想。     

试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精神损害赔偿是对人身侵害进行精神抚慰的手段,如何掌握损害赔偿的标准和数额,是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进行确定时,首先要明确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然后在遵循其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综合考虑与该精神损害有关的各种因素进行认定。     

英美法系惩罚性国家赔偿之考察与借鉴

惩罚性赔偿是英美法系一项重要的制度。英、美两国在国家公权力侵权行为中都有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判例。从实际运作来看,两者在适用情形、适用目的、适用限制等方面存在着些许共同点。以此为借鉴,我国可以确立二元的国家赔偿标准,即在一般情况下,适用补偿性赔偿标准 在出现＂故意和重大过失＂情形下,追加适用惩罚性赔偿。对惩罚性赔偿金,要在必要限制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算定。     

从“佘祥林案”到“赵作海案”看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

最近发生的＂赵作海案＂堪称＂佘祥林案＂的翻版。发生在当今法治社会的两起如此相似的冤案引发了各种争论,也集中体现了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中存在着有罪推定、非法取证、重口供轻证据等诸多问题。在发现这些问题并探究其背后原因的基础上,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以避免类似冤案的再度发生。     

论我国国家赔偿标准的提高

国家赔偿标准过低是我国《国家赔偿法》的一大问题。应采用补偿性和惩罚性相结合的原则确立赔偿标准。本文从公民人身自由权、公民生命健康权、财产权、精神损害赔偿4个方面对赔偿标准的提高进行了具体研究。通过和民事赔偿标准的比较,提出国家赔偿标准应具有合理性和可执行性,结合适用法定标准,尽可能地对受害人的实际损失进行完全赔偿。同时,对有关突出问题,提出了具体的修改建议。     

论推进行政赔偿制度进程中的若干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赔偿法》颁布已近六年，我国的行政赔偿工作在行政赔偿法的保障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在推进行政赔偿制度的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笔者就建立国家赔偿制度的意义、国家侵权行为的认定、国家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替代责任的明确、国家赔偿程序的确定及推进国家赔偿制度进程的途径和存在的问题作一些探讨。     

精神损害行为认定及赔偿探讨

精神损害是对民事主体精神活动的损害,它造成民事主体精神痛若和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必须依法认定侵权者的不法行为,确认精神损害的赔偿主体、索赔主体和赔偿的适用范围,同时依精神损害赔偿原则,给受害者予以适度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