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学人日记视域下的学术流派

近代以降,社会巨变,为了解决古今问题、中西问题和学术转型之需要,产生了多种学术流派。湖湘学派与公羊学派之间及其内部因为观念和旨趣的不同而出现的门户之见,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桐城派在近代借湘乡派崛起出现过短暂的辉煌,后在民国时期受到新文化运动中“文选派”“章门学派”等的冲击而逐渐式微。傅斯年创办史语所,以兰克史学重“语言学”和“档案”的路数来改造当时学术界的研究路向,深受欧洲史学的影响。傅斯年的史料观和治学方法成为史语所研究的范式,傅氏个人霸道的秉性和不徇私情的作风也深刻影响了史语所的风格。民国时期,新文化派和东方文化派围绕经学存废进行论战,南北学派的论争在多个学术领域展开,但学派纷争影响了学术发展,呼吁南北学派的合作与团结成为时代的呼声。近代学人日记以记载的连续性和洞察隐微的笔触,按照当时情境将零散的片段叙述以历史剪影的形式保存下来,为我们还原和解读近代学术流派的旨趣与纷争提供了相对客观、真实的“历史影像”。     

发现李庄 挖掘李庄

抗战期间,中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以及中央博物院、同济大学、营造学社等迁于四川宜宾一个小镇——李庄,并在那里安居了六年时间。其间,由傅斯年掌管的史语所、梁思成主持的营造学社在学术研究方面均硕果累累。     

城子崖考古发掘与山东古迹研究会之成立

1930年,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发生军阀混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同仁不得不中断殷墟发掘工作撤出河南。由于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是山东人,多年来又"一直梦想中国东方必有异于西方之古代文化体系",且适值吴金鼎在山东的考古调查叠有发现,考古组的工作重心因此转向山东。由吴金鼎首先发现的城子崖黑陶文化遗址因其意义重要,被确立为考古组在山东的首掘点。为在山东顺利展开各项考古调查工作,由史语所主导,与山东地方合组成立山东古迹研究会。该会成立后,进行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现代学术史上中央与地方为推进学术而成功合作的典范。     

巴蜀文化的一些特色——第一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结束致辞

2011年8月18日至8月27日,由蒋经国学术交流基金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共同主办、四川大学合办(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第一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巴蜀文化在四川成都举行。这是一项由台北中研院黄进兴院士、四川大学罗志田教授和中研院史语所李孝悌教授共同主持的学术计划,旨在透过实际的田野考察和文献解读,使学员对巴蜀地域所表现的中国文化有现场的体认,并促进两岸青年文史学人深入而密集的知识交流与激荡。研习营师资阵容以中研院史语所和四川大学为主,并请到成都蔡氏中医馆、美国堪萨斯大学、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襄助,讲座内容丰富,学员的实地田野考察从远古的三星堆文化到当代的成都茶馆,晚间则有专职助教指导研读相关的文献资料并展开讨论。这里刊发的是罗志田教授在最后综合讨论中的发言。     

历史语言研究所运作机制的生成

历史语言研究所创榛辟莽,开启了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新典范。这一典范的生成与史语所的运作机制密切牵涉。初创阶段的史语所,对组织大纲不断进行修订,进而从制度层面规范了自身的发展。在研究组别的设置上,傅斯年因未能准确定位史语所的工作难度、人员选聘与经费支出等项,而使得研究组别的设置相当混乱,通过对研究方向与内容的反复调适,才最终形成历史、语言、考古三组并存的格局。史语所首创现代“集众研究”模式之先河,由“集体”从事个人难以完成的史料整理、语言调查与考古发掘等大型学术工程。同时,“集众研究”所获取之新材料,又为“个人研究”打开了无数法门,奠定了史语所学人群在现代学术史上的成就与地位。     

趋新反人旧:傅斯年、史语所与西方史学潮流

20世纪前期的世界史学正处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夜.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危机四起,针锋相对的批评质疑之声遍布欧美各国,新史学的崛起已不可遏制.达到巅峰的欧洲汉学也非语文考据派一枝独秀,同样孕育着变革的因素.法国汉学内部分化出以葛兰言为首的社会学派,主张社会科学化的美国中国学也正处在上升时期.成立于1928年、由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虽苦心孤诣孜孜以求接轨国际新潮,却误引兰克史学为同道,追步欧洲汉学,阴差阳错地融入西方传统史学之末流.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些许影响也未能使傅斯年摆脱兰克史学的支配.当时学术界努力趋新求变,但时新史学与兰克史学的学术时差缺乏明确意识.傅斯年及史语所受此制约,面对西方史学的新旧潮流取舍失当,以致走上一条与现代学术趋向逆行的不归路.     

民族学

民族学是研究民族或民族共同体的一门社会科学。“民族学”这个词源于古希腊文EθNOΣ(族、民族)和(FPAΦEIN(描述),直译为“民族的记述”。民族学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名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东欧各国等同于民族志(Ethnogra-Phie,包括民俗学Volkskunde),在苏联、蒙古等国称为民族学(),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瑞士、奥地利叫民族学(EthnoIogie),英国称为“社会人类学”(SocialAntroPoIogγ),美国叫做“文化人类学”(CuIturae AnthroPoIogy)。     

新学术的建构——以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为中心的探讨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民国时期历史、语言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备受国际学术界关注。通过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以及书信、回忆录和史语所出版物等相关材料,可对该所前期(19281949年)的工作方针、组织机构、制度建设、学术工作和学术成果作一系统考察。史语所的创建和发展反映了现代学术企业成长的要求,其在短时间内获得成功,既与傅斯年的领导有方密不可分,又充分证明了现代学术体制的优势。     

汉宋分野视域下傅斯年与严耕望史料观的离合

傅斯年与严耕望均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将史料的原始程度视为史料价值的评判标准，谨慎运用消极史料。但在史料扩充上两人却存在着巨大分歧：傅斯年要求随时随地寻找新史料，并将其视作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严耕望则突出史家个人“史识”的地位，主张从基本史料中推陈出新。史料观的离合，反映的是史语所第一、二代学者间的变与不变。不变的原因在于作为“新汉学”典范的史语所，学术风格和旨趣有其连贯性；嬗变的原因与严耕望学术身份的双重性有关，其史料观出入于汉宋之间，兼采众长。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史起点的若干思考

华夏———汉民族(即多数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中国少数民族史的起点。“中国少数民族”是相对于华夏———汉民族(即多数民族)并存并立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在作为“多数民族”的华夏———汉民族共同体未形成前,无所谓“少数民族”。秦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司马迁“北有强胡,南有大汉”的分野观念,是中国少数民族史的起点。     

试论抗日根据地展览会对科技传播的贡献

中共领导人及抗日根据地各级政府都清楚地认识到展览会的科技传播功能,因而积极举办工农业生产和医药卫生等展览会。抗日根据地的展览会汇集、展示了大量的科技信息和知识,是边区民众了解和掌握科学知识的重要场所,也成为抗日根据地科技传播的重要平台。通过展览会中的实物、口头和印刷三种传播手段,抗日根据地的科技传播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有助于推动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提高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     

国际问题研究之我见——写给“三个”四十周年

国史修养对世界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世界史研究者可以充分借鉴中国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二、具备深厚的国史修养才能使“比较研究”令人信服。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1931—1945年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主要方式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的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取得这次伟大战争的胜利离不开广大海外华侨的热心援助。海外华侨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全力投入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中,他们以宣传抗日救亡、组织救亡团体、捐款捐物、寄回侨汇、回国投资、购买公债、抵制日货、回国参军参战、维护国共合作、争取国际援助等多种多样的方式支援了祖国的抗战,为祖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晚清科学出版的流变与走向

晚清科学出版由教会播种,兴于洋务运动,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纲领和学科顺序也随着出版主体的变化而发生了从 应用科学到理论科学再到社会科学的演变。到晚清后期,西学的外延逐步超迈了科学,而出版也成为一个从单纯翻译书籍到 编、印、发并重的系统,突破了早期以编译等于出版的认识。上海处于中国沿江、沿海的"弓箭"交叉点上,一举成为晚清科学出 版的中心,并形成了晚清时期以上海为中心向内地传播科学的特点。另外,西学出版的上游渠道逐渐从欧美转移到日本,大大 提高了引进出版效率,现代出版功能也随之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路径与研究趋向

从要籍解题式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到历史、时代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经历了颇为艰辛的发展过程。20世纪20年代才初步确立的中国史学史学科,承载的是中国史学自身两千余年历史的厚重内容,要籍解题式的研究特征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最初阶段有其必然性。6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史研究更注重从时代的特点把握史学发展走向,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审视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过程。在这样的研究路径中,中国史学史研究得以极大地拓展和深入,相应地,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掘、对近现代中国史学的重视以及多部中国史学通史的完成出版等,使中国史学史研究从多方面呈现出了向纵深发展的态势。在此基础上,从学术史的角度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重视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加强史学理论诸层面的研究,应该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几个努力方向。其中,对史学理论的研究是否充分,已经成为影响今后史学史研究能否深入的关键问题。     

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对抗战文学的一点认识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对"战争文学"的反思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刘乃和先生的历史文献学研究

刘乃和先生是我国当代历史文献学界最为知名的学者之一。在其五十余年的治学生涯中,先生在学科理论的创建、历史文献的个案及专学研究、史学领域中的开拓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突出的学术成就至今为学界称道。     

略论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

历史编撰学是史学史研究中十分重要的领域,是一门处于草创阶段亟待加强研究的分支学科。前辈学者对历史编撰学的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他们的研究主要偏重个案研究。纪事本末体史书是历史编纂学中后起的具有代表性的史书体裁,它在晚清迅速发展,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需要用“通识”的眼光,才能宏观地分析其演变、发展的轨迹,总结它在史体方面继承和创新的特点及发展趋势,目的是为深入研究历史编撰学做初步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