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洪武正韵译训》的韵母译音

一、关于《洪武正韵译训》《洪武正韵译训》,是奉世宗庄宪大王之命,申叔舟等朝鲜汉学家们编成的一部对音韵书。书成于朝鲜端宗三年即公元1455年。《洪武正韵译训》的编撰动机与目的,申叔舟在序文中写道:“皇明太祖高皇帝悯其乖舛失论,命儒臣一以中原雅音定为洪武正韵,实是天下万国所宗。我世宗庄宪大王,留意韵学,穷研底蕴,创制训民正音若干字,四方万物之声无不可传。吾东方之士,始知四声七音,自无所不具,非特字韵而已也。于是以吾东国,世事中华,而语音不通,     

“训民正音”创制过程探微——兼论“训民正音”创制者之争

“训民正音”对丰富、发展朝鲜民族文化和语言有重要意义，是朝鲜历史上的划时代大事，促进了朝鲜民族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然而围绕“训民正音”的创制始终存在多种争论。世宗对詹事院的设置、《雅乐》的修订、《新撰经济续六典》的编撰以及贡法的修订等四个重大事件的处理，彰显了其确定目标、选拔人才、展开讨论、注重实践的鲜明理政风格。以此视角重新审视世宗对音韵学的研究和派遣弟子赴明学习汉语这两个典型事件的互动关系，可见世宗决策这些重大事件的过程与集贤殿学士们的深度参与密不可分，同时多重史料的解析也可在时间轴上得以互证，其与“训民正音”创制时间节点高度吻合。这些最终都明确指向“训民正音”的创制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原理，是世宗与集贤殿学者合力完成的。     

朝鲜司译院蒙古语教习活动研究

朝鲜司译院设有汉、蒙、倭、女真四学。蒙古字学是元世祖忽必烈时设立的蒙古语文学校。朝鲜世宗时的“蒙学”所习“帖儿月真”为八思巴字 ;朝鲜世宗时创“训民正音”文字与八思巴文有关。《蒙语老乞大》是朝鲜司译院“蒙学”部所用教习蒙古语的教科书之一。至中宗时期 ,司译院“蒙学”进入衰退阶段。     

朝鲜15-16世纪谚解本注释类型解析

1444年朝鲜王朝创制民族文字“训民正音”,其后采用“正音”文字翻译了大量汉文文献。这些翻译文献对原文中首次出现的专有名词、词汇及各种术语都附加了注释,其注释位置、注释内容、注释方式及注释采用的标记与汉语文言文和中世纪朝鲜语词类有着不置可否的关系,体现出当时朝鲜学者对汉语和朝鲜语词汇的认知、词汇分类的标准。这对现代语言学研究和词典编撰具有借鉴价值,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元音和谐与舌缩

一、前言《训民正音》在1446年作为朝鲜新文字的解说书而刊行。其内容由例义及解例而成,解例包括制字解、初声解、中声解、终声解、合字解、用字例。有关中世纪朝鲜语     

《四声通解》俗音、今俗音的性质

《四声通解》是十六世纪初期朝鲜著名语言学家崔世珍根据申叔舟《四声通考》改编的一部用正音文字转写汉语语音的韵书。它以《洪武正韵》反切音系为框架,运用“就同注异”的方法,著录了《洪武正韵》反切音系、《蒙古韵略》音系、俗音音系、今俗音音系等多种语音材料,是我们研究汉语语音史的珍贵资料。《四声通解》里,所谓“俗音”,就是《四声通考》所著录的俗音,所谓“今俗音”,则是崔世珍自己著录的俗音;申叔舟和崔世珍都说,他们所著录的俗音,是当时     

何萱《韵史》及其音韵学思想研究

清何萱《韵史》欲综文字形音义三者一以贯之，与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同时而著书旨趣相近。限于时代，何萱对音韵学的理解可以补苴之处颇多。然何氏不墨守《说文》成规，在体例上“参用今音条贯”，对等韵、反切切及声调之发展均有其独特之见解。其音韵学体系并非元明以来之北音系统，而是“根源于秦兴方音”，因而对研究十八世纪之通秦方言及其历史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贝锦谁将委豺虎,干戈无奈到参商——朝鲜历代汉诗概观(3)

李氏朝鲜最重要的文化事变是创制出"训民正音"(谚文).谚文诗歌的兴起打破了汉诗一统天下的格局,但对于汉诗的继续繁荣却并无大碍.李氏朝鲜五百年的汉诗,多关注民生疾苦之作,不乏讽刺暴政之声,在反抗外敌入侵的战争中,更关切国家民族的命运,较之前朝作品,现实主义色彩更为浓重.以风格论,李朝诗坛初期学宋崇尚苏黄,中期仿唐推崇李杜,后期受清人影响兼宗唐宋.     

略说《诗经》中的几个“谓”字

“求我庶士,迨其谓之。”(《召南·摽有梅》)郑《笺》:“谓,勤也。女年二十而无嫁端,则有勤望之忧。”“天实为之,谓之何哉?”(《邶风·北门》)郑《笺》;“谓,勤也。”“心乎爱矣,瑕不谓矣。”(《小雅·隰桑》)郑《笺》:“谓,勤。……君子虽远在野,岂能不勤思之乎?宜思之也。”以上三个“谓”字,郑《笺》并训为“勤”,今人说诗多不从。郑玄是对的。以“勤”训“谓”,正是发明了“谓”的古义;由于“勤”的古义久已湮失,所以人们每不从郑。兹申说之。     

论中庸

中庸一词为孔子所首创,《论语·雍也》篇讲:“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何晏《<论语>集解》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见《十三经注疏》),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中即训正”。程颐解:“不偏之谓之,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四书集注》中概括为:“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综上各家所注,对中庸概括三句话解释,即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执两用     

“辩无胜负”的哲理缘由——评介老庄的一种言语观

言语活动的重要性是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所充分认识的。孔子指出他的学生中“言语宰我、子贡”(《论语·先进篇》)。《诗经·大雅·板》里说:“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一部《论语》就是一部孔子的语录。孔门四科中的“言语”正是指出使于四方,为本国利益进行策辩的外交活动。     

《说文》大徐本反切考——声类考

陈兰甫曰:“陆氏《切韵》之书,存于《广韵》之内,澧校定《广韵》切语,粗得陆氏体例。”(《切韵考·声类考》)陈氏系联《广韵》,考得其声类、韵类,而定其书名为《切韵考》,此以《广韵》为据而定《切韵》之声类与韵类者,陈氏以后,学术界对此均以为系创举而无异义。唯陈氏所定系联之条例,现代学者尚多异义。陈氏定系联反切上字之正例     

清代粤地正音书《正音再华傍注》版本、体例及音系述要

通过对《正音再华傍注》的版本、体例、内容以及音系等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判断《正音再华傍注》是莎彝尊继编纂《正音咀华》和《正音切韵指掌》之后,再编辑的一部指导广东地区人们学习官话的清代正音读本。本文系统梳理《正音再华傍注》“正音五百家姓”的注音材料并得出结论：《正音再华傍注》是一部音系多元化的正音读本,它在北方官话主流音系中掺杂着传统正音观念以及编纂者的广州方音。     

《中庸》与郭店简《性自命出》篇的人性论

将《中庸》所谓“率性之谓道”之“率”,训为“帅”还是训为“循”,其分歧之实质在于对《中庸》人性论之理解不同。《中庸》讲“自诚明,谓之性”和“尽性”、“成己”,实际都是性善论的观点。郭店简《性自命出》篇以源自人性的正确“心术”为“人道”,以“性爱为近仁”,讲“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实皆性善论的观点。故其所谓“长性者道也”,是指循人性固有之善而长之、教之,与《中庸》“率性之谓道”的说法并无矛盾。所以,汉宋学者训“率”为“循”,乃为确诂。     

《训蒙字会》与汉字文化

《训蒙字会》是朝·韩汉学家崔世珍所著。它是继《训民正音》之后又一部不朽之作，在朝·韩语言史上既是广泛普及汉字文化的启蒙读本，也是一部科学地校订朝·韩语字母序列的重要著述，对研究朝·韩语言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辩字五音法》《辩四声轻清重浊法》考

《广韵》末附《辩字五音法》云:“凡呼吸文字即有五音.唇声、舌声、牙声、喉声、齿声等:一唇声并饼(唇声清也)二舌声灵历(舌声清也)三齿声陟珍(齿声浊也)四牙声迦,(牙声浊也)五喉声纲各(喉声浊也)。”此《法》出于何时,已不可考,而曰“五音”,不言“七音”,至迟当在郑樵刊表《七音略》之前。考孙愐《唐韵序·后论》云:“切韵者,本乎四声,……必以五音为定,则参宫参羽半徵半商.引字调音,各自有清浊”,这里虽有“半徵’.“半商”之称,尚无“七音”之名。吴敬恒说:“《辩字五音法”者,六朝时候古等韵字之七音也”。可见由来远矣。六朝人审音甚精谛,至隋唐,韵书蜂出.等韵之学空前发达,许多音理问题的探讨臻于完善。孙愐的《唐韵序》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序》云:“切韵本乎四声”,又云:“引字调音各自有清浊”。他先说“四声”是切韵     

试论中韩语言接触及中韩音韵关系

汉字及其音和义在三千年前就传到了韩半岛,特别是朝鲜王朝时期,世宗大王及学者深入研究汉语音韵,从而创造出自己的语言文字——训民正音。中韩语言的比较研究及中韩音韵关系的研究对语言学的理论发展是有价值的。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训释讹误两例--兼论清代学者纠改之失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对《公羊传》字词的训释时有讹误,清代学者曾力加纠匡,但仍有纠而未安或正而不是者。本文以僖二年“吾马之齿亦已长矣,盖戏之也”与襄二十六年“剽之立于是未有说也”为例,辨析何休训解中的讹误所在,同时指陈孔广森、何若瑶、俞樾、陈立、王闿运、皮锡瑞相关纠改的是非得失,最后提出新的解说,以求合乎经传本义。     

省文考略

省文,是指古代汉语里在词语中省去本当使用的字眼的语言现象。首先使用这个术语的是清代刘淇之《助字辨略》。例如:于又《书·尧典》:“黎民于变时雍。”《汉书·成帝纪》作“于蕃时雍。”应劭云:“言众民于是变化,用是大和也。”愚案:训“于”为“于是”者,以“于”为省文也。如又《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公羊春秋·隐公五年》:“郑伯克段于鄢。”《传》云:“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注云:“如,即不如,齐人语也。”愚案:“如”之训“不如”,犹“可”之训“不可”,省文也。     

论古韵分部及支、脂、之是否应分为三

壹、总论 古音学在韵的研究方面是有成绩的。顾炎武、江永、段玉裁、戴震等都是研究古韵的,他们有所发明,有所改进。象顾氏说:“古诗中间有一二与正音不合者,如‘兴’,蒸之属也,而《小戎》末章与‘音’为韵,《大明》七章与‘林’、‘心’为韵;‘戌’,东之属也,而《常棣》四章与‘务’为韵,《常武》首章与‘祖’、‘父’为韵;……此或出于方音之不同;今之读者,不得不改其本音而合之 虽谓之协亦可。然特百中之一二耳。”他囿于《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