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气言理——《黄帝内经》生理理论哲学探源

"天人合一"是<黄帝内经>医理所立论的基础,自然是天最终的归属,其理论最后落实于人体.人由天产生,它们间是由"气"贯通起来的.无论于天,或者于人体,"气"都遵循着阴阳、五行的规律.凡事皆"流",这是生命乃至整个宇宙的本质.     

郭店楚简《穷达以时》天人关系新探

郭店楚简《穷达以时》以"孔子厄于陈蔡"一事作为发论的前提,是战国时期儒者探讨如何妥善处理政治理想与社会现实间矛盾的一篇专题性论文。在《穷达以时》中,"天"代表着主体的外在时遇,"人"代表着主体的道德实践和理性认知活动。简文虽然提倡"天人有分",认为天、人各有其领域和职分,天、人在价值上有主次,天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但其理论前提却是"天人合一",即承认外在时遇对主体实践的深刻影响。简文的理论归宿是实现以人合天的天人合一状态,即处于主体理性自觉阶段的天人合一。     

荀子的天人观及其生态美学价值

荀子的天人观思想主要体现在前后保持一贯联系的四个方面,即从批判"蔽于天而不知人"到"明于天人之分",进而"制天命而用之",最终归旨于"君子者,天地之参"。荀子对先秦诸子的天人思想进行了批判总结,并融合创新,为中国自然观的主体结构和格局奠定理论基础。荀子天人观的生态美学的基本内涵主要体现在天、地、人三位一体的生态整体观,"礼"事天地的生态伦理观,"以时禁发"、"强本节用"的生态资源利用观。荀子独特而又辩证的生态思想和实践操作理念对于当下的生态美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阴阳五行合流新探

阴阳、五行观念的产生是与观察自然以及与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相联系的.在商、周的后期,阴阳、五行观念发展成为有哲学抽象含义的思想和思维方式.阴阳、五行的合流是以<周易>的"两仪"、"八卦"和中国古老的"气"论为载体、为媒介的,其融合不会晚于春秋晚期.在春秋战国时期,融合于一体的阴阳五行学说是普遍的思维模式和理论要素,百家均有探讨.战国的邹衍将其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哲学,在秦汉以后为历代王朝所借用.研究阴阳五行思想对于深入地把握中国哲学以及科学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彝族哲学与汉代天人儒学的同异关系

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能够代表彝族传统哲学和文化发展理论思维水平的彝族典籍文献《宇宙人文论》、《宇宙源流》、《西南彝志》、《土鲁窦吉》等,以元气、阴阳(哎哺)、五行、八卦、干支、河图(付托、联姻)、洛书(鲁素、龙书)等观念元素或范畴所构成的思想体系,记载了彝族先贤对宇宙起源、天地万物生成变化、宇宙结构等宇宙图景的理论观察或自然哲学的观念论述。彝族哲学与汉代天人儒学在基本哲学观念上的有机自然观和思维方式方法上的类比推理两个显著问题上具有共同的观念特质或思维特色;天人感应和自然现象的社会伦理性质属性,是汉代天人儒学与建立在有机自然观和类比推理基础上的彝族哲学的两个最明显的思想观念区别。     

柳宗元政治伦理思想探略

基于"天人相分",柳宗元指出政制滥觞于圣人解救"生人之患"以"聚众立国","大中之道"和"生人之意"是政制和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是政治权力运行的基本伦理依循,其中,"大中之道"是政治权力运行的价值觇标和方法圭臬,而"生人之意"则是政治权力运行的主体诉求。官员为政,其关键在于确立"吏为民役"的角色定位,行"大中之道"以实现"生人之意",践履"梓人之道"以"佐天子相天下"。     

略论阴阳五行学说的起源与形成

本文重点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论述了阴阳五行学说的起源与形成.文章以历史文献为依据、以时间为线索,分别对阴阳和五行的起源和形成进行了系统的论证,最后简要地论述了它们在具体学科中的运用与发展,从而说明阴阳、五行范畴的重要哲学价值,这对于明白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有启示意义.     

“德”“位”分合——孔孟复礼与华夏德性政制之奠定

华夏古典政制是德性政制,即道德与政制合一的制度,这种制度主要体现在周礼体系中。但到春秋时期,"位""德"分离,"德"失去了自身的根据,于是必须为"德"另寻根据。孔子将周礼之义概括为"敬",以敬区分礼仪与礼义,并在礼上加"仁",以"爱人"为"仁"。孔子既以仁德基于内在心性,于是相对于"位""德"合一来说,孔子的"位""德"仍然是分离的。孟子于礼下加让,以辞让之心为礼之端。孟子区分了现实世界中实有之位与依据每一人之德行所应有之位,前者孟子称之为"人爵",后者称之为"天爵"。理想的秩序是"人爵"应以"天爵"为依据。由此,孟子重新恢复了"位""德"合一,只是将原来的以"位"定"德"颠倒为以"德"定"位",从而将王朝政典建基于人心。孟子由此推导出新型的"德""位"合一的政治原则——仁政。汉代察举制即是本于孟子之学以"德"定"位"的政治制度,由此奠定了华夏二千年德性政制的基本格局。     

"三正""五行"本义辨--兼论上古史若干问题

"五行"是一年中阴阳二气消长的五个时段(五节),是古代司历的必备要素."三正"是以天、地、人为参照物而确定年首的司历方法.司历者必须同时掌握三正五行的理论,才能制定出符合人事活动规律的历书来.《甘誓》源于夏史官所记,非伪.改正朔服色与篡改历史无关.刘歆等伪造古史的可能性可排除.     

试论《知本提纲》中的传统农业哲学

<知本提纲>是清代农书中应用传统农业哲学原理阐释农学理论和原理的代表作.其中的"天人合一论"、"三才论"是阐述"天地人物和谐与统一"思想的,也就是诠释农业生产系统理论的."元气论"是用朴素的唯物论阐释宇宙中的万事万物的本原物质是"元气"的理论,农业生产系统中的"天地人物"的本原物质都是"元气".阴阳说,应用阴阳对待统一的原理阐释了天地、水火、在阴阳相济、均调和平中化生万物的道理;用阴阳对待统一的原理诠释了风、日、水、土的阴阳属性,以及协调土壤水肥气热的关系使其均调和平的问题.五行说,用"天、地、水、火、气"的新五行说,取代了"金、木、水、火、土"的旧五行说,以便更适于解释农学原理.     

《庄子》尚和思想述论

尚和思想在《庄子》中是普遍存在的。《庄子》强调"阴阳之和"、"天人之和"、"心之和"、"道之和"以及"德之和"等,它们都与"道"密切相关。其中,"道之和"与"德之和"是《庄子》尚和思想的核心,是对《庄子》道论的补充和阐发。把握尚和思想对于进一步理解《庄子》及其道论都是极有帮助的。     

试论董仲舒思想对儒学的双重意义

董仲舒以其天人三策和天人感应宇宙论促使儒学官学化、经学化，并以儒学为主体融合阴阳、五行及道家等思想，锻造了儒学的兼容性和应变能力，又赋予儒学较浓厚的宗教色彩。董仲舒思想对儒学具有复杂意义，深刻而长远地影响着儒学的特征和命运。     

"王"与"霸"——早期儒家与古希腊政制观之比较

无论是早期儒家还是古希腊的哲人,对于理想政制的设计一直是他们哲学乃至政治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基于道德中心主义,二者都对理想政制的设计寄予了他们的道德伦理思想.对于早期儒家而言,这种理想的政制就是"王道";而对于古希腊的哲人来说,这种理想的政制就是"哲学王".无论是"王道"还是"哲学王",他们都是在充满道德悲悯情怀的哲人那里所寄托的政治实践理想.然而,现实的政治和社会形势使得这些充满理想的哲人不得不考虑这种政治理想如何在现实的层面上实现.这样,"王道"或许要通过"霸政"才有可能得以实现,而"哲学王"如果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也必须要通过强调法治的制度才能实现稳定和谐的城邦.     

董仲舒天人关系思想新论

关于董仲舒的天人关系思想,已有不少人在他们的著作或文章中作过专门的论述.虽在一些具体说法上不尽相同,但基本是持批判态度,认为他以迷信手法编织了一套天人感应系统,目的是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提供理论根据,其作用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他的天人关系思想集中反映在《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我认为,他的确是建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系统,他把四时、阴阳、五行等精心地揉和在一起,力图说明自然界是有秩     

汉代新儒学“天人感应论”开山祖--陆贾

本文通过对西汉王朝封建政治哲学本体论"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理论渊源的探索,认为汉初思想家陆贾从"天道"观上改造了先秦诸子学说,构成为大一统专制政权服务的"天人感应"的"灾异"谴告论.他主张以"德"治世而非以"刑"治世,强调"天道"以祥报善、以灾报恶,并由此开创了汉代新儒学的"天道"观,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天人"相联的哲学本体论模式的开山祖.     

两汉时期的天人关系

"天人关系"是汉代社会一个颇受关注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具体来讲,"天人理论"在汉代政治领域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政治伦理、政治斗争和"神道设教"。除了在政治领域内对"天人理论"的运用之外,汉代民间的社会心理层面对"天人理论"也有着强烈的需求,表现形式也呈现多样性,这种朴素的理论形式构成了后世民间天人理论的基础。     

阴阳五行学说:中国古代的宇宙解释系统

"阴阳"与"五行"原是两种解释宇宙自然的不同符号系统。"阴阳"说偏重于解释世界的运动变化,从时间上来说明世界的存在;"五行"说则偏重于解释世界的结构组成,从空间上来说明世界的存在。"阴阳"与"五行"的结合构成了一个描述和解释整个宇宙组织结构和动态变化的模式,其基本特色是以普遍联系的、运动变化的观点来看世界。阴阳五行范畴是古代中国人世界观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有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论“人治”的“同类相动”效应——以《淮南子》为例

古代中国选择人治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天人合一"是建立人治理论的普适根据,"同类相动"则为"天人"如何"合一"以实现人治效应提供了独特的根据。以《淮南子》为例,从"同类相动"的视角,试图对人治理论进行全新解读,以启示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儒学之水与文学之水的二元对质

"混沌之初"和"太一生水"之说可证明水存在于阴阳分割之前,是世界构成的原初要素。中国儒家把阴阳和五行确立为哲学的核心范畴,并以"易"的方式推演万物,水被列在八卦之内、五行中,以致被确立为万物之宗的本原地位,又进而把水的特质比附到人的品德上。这样,在儒家的观念中,水就具有了世界本原的哲学意义和比附道德的伦理学意义。作为世界本原,水是生命的母体和构成要素,并内化为中华民族的心理文化基因;作为比附道德的喻体,它对应着人性善恶的两极,并对后代文学创作尤其是作品的主题走向具有潜移默化的分流作用。水之清浊的特征构成了诗歌中德之善恶的反向主题。     

从“尚德”的价值取向看阴阳家——一种对阴阳五行说的阐释

包括阴阳家在内的先秦诸子应运而生于春秋末期和战国时代,这时代的精神脉息在于人们的终极眷注的重心从“命运”到“境界”或由“命”而“道”的转移。就这一点而言,已经有了相当的“境界”意识或“道”的观念的阴阳家,与还不曾达到“道”的觉悟而处在“命”或“命运”感笼罩下的数术家显然不同,但没有疑问的是,阴阳家在先秦诸子中比任何其他一家都更大程度地承受了数术家的遗产。“五行”摄于“阴阳”,因阴阳消长而有五行相生,也因阴阳消长而有五行相胜。由重于五行相生而有“序四时之大顺”以倡说“月令”的阴阳家,由重于五行相胜而又有主张“阴阳运”以发明“终始五德”的阴阳家。前者与数术中的“天文”、“历谱”、“五行”的因缘更深些,后者中最具典型性的则是自成一家之言的邹衍的学说。“尚德”的价值取向使脱胎于数术的阴阳家不再置身于数术家,而其对于“有国者”的“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的寄望,则使其近于儒家之学却又有别于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之道;阴阳家在老子、孔子学说出现后重新回味了数术,但对“命”的再度眷注已是在对“道”的深切瞩望中。